明代浙东心学：王阳明集心学大成,阳明心学风靡全国百年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皇帝治政无方、国势不振,明末甚至有非常黑暗的情形;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的向前发展,明代又是中国社会近世化进程最为广泛、最为迅速的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民生活成了整个社会注目的领域。
明朝不仅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封建帝国,而且更进一步强化了儒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地位。朱明王朝的君臣承袭元代的做法,非常懂得程朱理学的重要性,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早在明朝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一批近臣与明太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在明初诸儒看来,周、程、张、朱之书乃道统正传,六经、四书的微词奥义已被他们说尽,所以一切学问皆须从此入,舍此而外,并无学问。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是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1]。至此,程朱理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但是,历史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程朱理学虽可以被最高统治者钦定为官方唯一正统的学说,却不能因此左右人们的思想。明成祖颁定三“大全”,非但不能使朱学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反而使其陷入僵化境地,为作为其异端的心学腾挪出更多生长空间。自明中期以后,陈献章、湛若水师徒开始向心学转化,王阳明出而完成理学到心学的转化,其《传习录》《文录》以精练的论说将宋明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高峰。正如《明史·儒林传序》在概述明代学术思想演变时所说的那样：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2]
因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始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3]钱穆先生对于明代的学术也做了这样的评说：(https://www.daowen.com)
明代学术,大体沿袭宋。关于学术上之中心问题及最高目标,均未能摆脱宋人,别自创辟。而且明代学术,较之宋代,远为单纯。初期宋学之博大开展,以及南渡后浙东史学之精密细致,明人都没有。他们只沿袭着正统宋学的一脉,但又于正统宋学中剔去了周、邵、张三家。实际明代学术,只好说沿袭着朱、陆异同的一问题。他们对此问题之贡献,可说己超过了朱、陆,但亦仅此而止。
其实明代学术,只须举王守仁一人作代表,其他有光彩有力量的,也都在守仁后。[4]
根据上述黄宗羲和钱穆的说法,可见承袭朱陆之说是明代儒学的基本内容,并呈现如此的发展态势：一是程朱理学渐趋式微,其虽成为明代儒学基本理论形态,但因被官方定于一尊趋于僵化,盛极而衰;二是陆王心学愈趋精微,进入中期以后心学压倒了朱学,尤其阳明心学异军突起,风靡百年,树立有明一代的儒学思潮旗帜。
从发展进程说,明代儒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程朱理学的兴盛期、阳明心学的勃兴期、阳明后学的分裂期。自明中叶王阳明高扬“心学”、开创“阳明学派”以降,明清时期的三百多年间,阳明后学及浙东学术界人才辈出,一代代学者紧随时代发展要求,在学术上去陈布新、生生不息,在经学和史学理论上攀登时代高峰,整个宁绍地区学术文化继往开来,学脉相承,使浙东学术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学术史上引领潮流,顺应历史发展要求而立于最高的学术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