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主要派系及浙东王学的传道谱系
王阳明的一生,随处讲学、授徒。他的品格和学术,经他的学生一代一代地传播,发扬光大,成为世界注目的一个哲学体系,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瑰宝。
王阳明有多少学生?古今学者有不同说法。《明儒学案》收录王门学者达百余人,其中,有“浙中王门”19人,“江右王门”33人,“南中王门”10人,“楚中王门”2人,“北方王门”7人,“粤闽王门”2人;还有,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实际也是王门后学,《明儒学案》专列《泰州学案》,收录学者21人。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在《儒林宗派》卷一五“王氏学派”中则收录了470余名阳明的门人后学。当代有的学者认为,有姓名可考者多达410余人。[250]
钱明先生在搜索各类记载王门门徒文献的基础上做统计,王门中有姓氏可考的阳明学者有300余人。[251]钱先生按照古人的说法,将弟子和门生做了区分,“弟子”是指亲聆业师授学者,又称门人、生徒或学生,而“‘门生’的范围则要宽泛一些,再传弟子可算做门生,依附名势而进者亦可称作门生,科考及第者对主考官同样可自称门生”。他认为若把门生也算在“弟子”的范围内,那么阳明弟子的真实人数恐怕要远远超出二三千人。[252]
近代以后学者认为,自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之所以能使道学“吐很大光芒”(梁启超语),这不能仅仅归功于王阳明一人,其后学诸弟子、门生因“皆造道至深”(唐君毅语)亦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他们对于阳明心学之旨不仅深有体会,而且还多有创制,从而使得明代儒学学术空前地活跃和繁荣。
1.王门“四句教”及其后学学理的分化
在思想史上,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大师的门下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于是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形成许多小派别,而向各方面分途发展。孔子门下如此,程子门下如此,康德门下如此,黑格尔门下如此,阳明门下亦如此(嵇文甫语)。
王学的分化,发端于王阳明的弟子们对“四句教”的不同看法。王阳明曾把“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定为自己的“宗旨”。王阳明对于“四句教”极其重视,认为它不仅是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也是自己全部学说的立言主旨,更是他一生理论运思的定本之论。他说：“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253]
对这“四句教”,尽管王阳明对此十分强调,但他的两个大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理解和诠释并不一致,甚至产生了严重的歧解。
1527年王阳明去广西前夕,二位弟子侍坐在天泉桥畔,向老师请教。钱、王二人对“四句教”的不同看法是：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254]
王畿遵循王阳明“体用一原”的原则,从心体的“无善无恶”,悟出意、知、物均“无善无恶”,主张“四无说”。与王畿相对,钱德洪则认为,虽心体原(本)是无善无恶的,但因受后天习心所染,心体为具体善恶所蔽,故需要为善去恶的功夫去恢复受到遮蔽的心体。因此,钱德洪认为心、意、知、物都不是无善无恶的,而是有善有恶的,主张“四有说”。对于钱、王二人“四无”与“四有”的争论,王阳明的回答是：
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姑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与道体各有未尽。[255]
这段师生的对话,后来被王门称为“天泉证道”。从钱、王二人的分歧来看,王畿依据意、知、物都是由心产生和决定,而“心体是无善无恶”是王学的理论前提,从而推论出意、知、物都应是“无善无恶”的,即所谓“四无说”。钱德洪则认为肯定“四无”就等于取消了“功夫”,加以反对,并以“人有习心”作为自己“功夫”说的依据。王阳明的回答,并没有反对钱、王二人各自的论据,只是说他的“四句话”是可以分别针对“利根之人”和“其次”之人来说的,王畿所理解的精神适合“利根之人”,钱德洪所理解的精神则适合“其次”之人,要他们“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其实,这种解说并没有解决王学的内在矛盾。因此,后来钱、王二人的学说继续向各自所持的观点发展,形成了以王畿为代表、“四无”说为理论依据的“良知现成”派和以钱德洪为代表的“功夫”派。其他的一些王门后学,也不断地对“四句教”提出各种质疑,形成了不同的派别。[256]
2.王门后学的分化及主要派系
明中叶以降,王阳明龙场悟道以后,他的心学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随着他讲学规模和影响的日益扩大,四方学子纷纷投入其门下,执弟子礼。他的弟子虽不及朱熹之多,然以地域分布之言,则较朱子更广。阳明讲学于南京、京师、江西与越州等地,然弟子来自各方,故其学说流布于江苏、江西、浙江,以至于国之南北,极一时之盛。
王阳明晚年创立致良知之说,虽揭露和克服了朱学内在的矛盾,使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他58岁就逝世,且“致良知”思想提出较晚,尚未作系统阐发,这就给了他的门人后学以充分想象的空间和自由发挥的余地。王阳明在世时,漳人已露出分化端倪;王阳明去世以后,王门弟子竞相以己意阐发师说,王门后学队伍开始分化。同时,这些地域分布广泛的王学传人不仅资性有异,而且人生经历也往往有别,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验解释心学,形成种种不同的良知“异见”。他们对阳明之学或恪守,或发展,或修正,有的竟至“悬崖撒手”而无所羁络,形成了王门后学驳杂斑离的局面。[257]
古今学者对于王门后学主要派别有哪些,历来有不同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明代王畿等人分“四派”的说法。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王畿根据学术性格与思想特点,将阳明后学划分为沿袭、当下、归寂、明觉四派。他在《滁阳会语》中说：
吾人得于所见所闻,未免各以性之所近为学,又无先师许大炉冶陶铸销熔以归于一,虽于良知宗旨不敢有违,而拟议卜度,搀和补凑,不免纷成异说。有谓“良知落空,必须闻见以助发之”,良知必用天理,则非空知,此沿袭之说也;有谓“良知不学而知,不须更用致知,良知当下圆成无病,不须更用消欲工夫”,此凌躐之论也;有谓“良知主于虚寂”,而以明觉为缘境,是自滞其用也;有谓“良知主于明觉”,而以虚寂为沉空,是自汨其体也。[258]
第一种观点是不相信良知的自足性;第二种观点是夸大了良知的自足性;第三种观点偏执于静;第四种观点偏执于动。可见阳明去世不久,后学中已有了良知现成与不现成的本体之争和归寂与主动的功夫之辨。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抚州拟岘台之会中,王畿再次对当时流行的几种有关良知的不同看法进行了概括与评价：(https://www.daowen.com)
先师首揭良知之教以觉天下,学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于世。凡在同门、得于见闻之所及者,虽良知宗说不敢有违,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拟议搀和,纷成异见。有谓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而始得。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妍媸自辨,滞于照,则明反眩矣。有谓良知无见成,由于修证而始全。如金之在矿,非火符锻炼,则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有谓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不待复加销欲之功。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体用。有谓学贵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始终。此皆论学同异之见,差若毫厘,而其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259]
这说明阳明晚年提倡的致良知说,在其亲自传授时已有归寂说、修证说、已发说、直心说(良知现成说)、体用说和终始说这六种派说。当代学者钱明先生认为,其中,真正引发阳明后学异见纷呈的应是归寂、修证、直心三大流派。[260]
第二,清代黄宗羲的“六大派别”说法。黄宗羲《明儒学案》按地域把王门弟子划分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大学案(如算入止修学案则为八个),予以论述的学者百多人。特别是浙中乃王阳明家乡,江右乃王阳明长期为官讲学之地,故二地王门弟子众多,影响也最大。
王门后学为学宗旨的支离决裂,标志着阳明先验道德哲学的解构。这种“解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走向玄虚证悟,一则走向自然主义。诚如刘宗周所云：“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261]以情识为本心,显然是指泰州学派即王艮一脉;以玄虚为证悟,则是指浙中以“四无”立说的王畿一脉。他们皆以良知当下现成为根本话头,而不重实修实证的功夫实践,侈言当下承担便可顿入圣域,而于克己自反却置而不论,遂演成晚明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开口便是“圣人”的空疏浮狂之风。对此明末清初学者多有讥论。黄宗羲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之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262]
因此,在黄宗羲看来：泰州学派之作风,不论立身行己或讲学论道,均与其余王门学者不同,故他对此不称王门,以示区别。所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按地域将王门后学分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六大派别。
第三,当代中国学者的多种论说。择要列举于下：
其一,唐君毅先生的“二个路向”说。对于阳明后学的派别及其学术走向,当代台湾学者唐君毅依义理划分为两大传道路系：“《明儒学案》以地域分王门为六派,其中以浙东、泰州、江右之传为最盛,浙东之王龙溪,泰州之王心斋、罗近溪,江右之聂双江、罗念庵,皆造道至深。龙溪、心斋、近溪是一路;江右又是一路。王学分流主要即此二路。其中龙溪、心斋、近溪一路,大体而言,皆直指本体即是工夫。江右则标归寂至静之工夫以识本体。”[263]所谓“本体派”系统指主张或赞同“悟本体即工夫”、学问以“立大”“知本”为先观点的诸弟子门生,代表人物有王畿、王艮、罗汝芳等;所谓“工夫派”系统指主张或赞同“由工夫以悟本体”、学问以“工夫”为先观点的诸弟子门生,代表人物有钱德洪、聂豹、罗洪先等。
其二,牟宗三先生的“三派分系”说。台湾学者牟宗三对阳明学亦有极深刻的研究,关于阳明后学之分系,牟先生亦有自己的见解,他以阳明思想为准绳,通过判教式的研究,把阳明后学划分为三派：浙中派,以钱绪山(钱德法)与王龙溪为主,然钱绪山平实,而引起争论者则在王龙溪,故以王龙溪为主;泰州派始自王艮,流传甚久,人物多驳杂,亦多倜傥不羁,三传而有罗近溪为精纯,故以罗近溪为主;江右派人物尤多,以邹东廓、聂双江、罗念庵为主,邹东廓顺适,持异议者为聂双江与罗念庵,故以此二人为主。[264]
其三,陈来先生的“三派三主”说。陈先生认为阳明后王学的分化无非是左中右三种情况,保守派为正统派,以邹守益为代表;向异端发展为自然派,以王艮为代表;其他各派归于中间派。中间派又可分为以钱德洪为代表的主有派,以王龙溪为代表的主无派,以聂双江为代表的主静派,以欧阳南野为代表的主动派。[265]
其四,钱明先生的“两大系统、五个流派”说。钱先生把阳明学派分为现成与功夫两大系统及虚无、日用、主敬、主静和主事五个流派。现成系统有虚无派(王龙溪、周海门、管东溟、陶石篑、陶石梁)、日用派(王心斋、王东崖、颜山农、何心隐),属于功夫派系统的有主静派(聂双江、罗念庵、刘两峰)、主敬派(邹东廓、刘师泉、王塘南、季彭山)、主事派(钱绪山、张阳和、欧阳南野、陈明水)。[266]
其五,杨国荣先生的“良知三派”说。杨先生在其《王学通论》中指出：在王门后学中,王畿、泰州学派对先天本体(良知)的性质及作用做了多方面的探究,但同时又将本体等同于现成之知(现成派);聂豹、罗洪先等反对以本体为见在,但由此却把先天之知归结为与现实的感应过程相分离的寂然未发之体(见在派);欧阳德、钱德洪、陈明水、张元忭、邹守益、尤时熙及明末的东林学者则突出了后天的致知功夫,并从不同侧面对功夫与本体的关系及整个致知过程做了更深入的考察(工夫派)。[267]
第四,当代日本学者“王门三派”的说法。当代日本著名学者冈田武彦教授在其《王阳明和明末儒学》一书中,以学术宗旨划分,分王门三派：现成派(左派,以王龙溪、王心斋为代表)、归寂派(右派,以聂双江、罗念庵为代表)、修正派(正统派,以钱绪山、邹东廓、欧阳南野为代表)[268],这种分法基本上是继承王阳明高足王畿在《抚州拟岘台会语》中提出的分法。冈田先生把王畿所说的六种良知本体及致良知功夫的不同理解划为三派。他认为现成派最富活力,是从陆象山向王阳明心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今日日本学界普遍接受这个看法,但亦有中纯夫先生等提出商榷意见。
3.“浙中王门”的主要派系
既然阳明心学是宋明浙东学术长河中一个高潮再起的阶段,随着这条长河的奔腾向前,浙东心学思潮的演化自然也不会到王阳明这里戛然而止。事实上,阳明去世后,其弟子对于其学术思想的不同阐释,形成了新的学术争鸣局面,浙东心学呈现了别样的生动景象。
对于阳明心学在浙东的兴盛和传播,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是这样评说的：
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郡邑之以学鸣者,亦仅仅绪山、龙溪,此外则椎轮积水耳。然一时之盛,吾越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其儒者不能一二数。[269]
这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与其他区域的王门流派相比,浙中王门传承阳明学统虽然在时间上占先、人数上占优,但并未显示出它的强大与持久,唯有钱德洪、王畿二人称得上声名远扬,余皆平平,作用似“椎轮积水”,缺少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270]
根据黄宗羲的说法,当代学界通常将王阳明之后的“浙中王门”也区分成王畿与钱德洪为代表的两大谱系。钱明先生则依据“浙中王门”后学的学理流脉传承,将“浙中王门”的一传、再传弟子区分为王学的激进、稳健、修正三大派别：激进派有王畿、万表、周汝登、陶望龄及陶奭龄等;稳健派有徐爱、季本、钱德洪、孙应奎、程松溪、王宗沐等;修正派有黄绾、张元忭、刘宗周、潘平格、黄宗羲、毛奇龄、邵廷采等。[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