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史角度对翻译佛经的分期
吕叔湘曾说:“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从三国到唐末,这七百年该怎么划分?这个时期的口语肯定跟秦汉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成分只能在这里那里露个一鳞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传统文字之外另有口语成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132]对于这一点,王云路提出:“秦汉以前归属古代汉语,宋元以后归属近代汉语,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阶段自然应当有个归属,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另外,汉魏六朝时期文献不仅有‘一鳞半爪’的口语成分,而且已经有‘口语充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如任昉《奏弹刘整》,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贾思勰《齐民要术》,某些史书传记中大段大段生动理俗的对话描写,翻译佛经中十分通俗浅显的小故事等,这些都说明它与上古文言比起来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所以应当独立出来。”[133]为此,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古汉语”这一概念,其对应的朝代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把西汉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把初唐、中唐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至此,“中古汉语”的提法和分期基本形成。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对此也有类似观点,他早在《汉语史通考》中就指出:“‘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晚唐时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权且划归中古。”[134]为什么这样分呢?太田辰夫认为:“中古,即魏晋南北朝,在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中相当于第四期。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135]王云路表示:“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古汉语应当独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从上古汉语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与前后两个时期的语言有明显区别,时间上也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这样长的历史跨度,将其独立出来,对深入研究汉语史是大有好处的。而且六朝是其核心部分,这是最基本的。”[136]
据此,汉语的历史分期,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是四分法:即上古汉语(先秦)、中古汉语(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近代汉语(始于晚唐五代)和现代汉语四个时期。
翻译佛经作为历史上的汉语语言资料之一,自然也应该纳入汉语史的分期之内。
赞宁的分类事关语文能力,但笼统得只可“意会”;季羡林的分类涉及了具体的语言要素,但似乎不是专从汉语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设计的。
我们在从佛教史、佛经翻译史的角度把翻译佛经分为自东汉明帝至汉末的草创期,自曹魏至西晋的发展期,自东晋至隋的成熟期,唐的全盛期,自五代、北宋至元的结束期这五个阶段的时候,也考虑了语言各要素对翻译的影响,却不是专门从汉语史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期的。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明帝时代,结束于五代、宋元时期,从汉语史的分期来看,翻译佛经语料的跨度经历了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阶段。这样的话,我们首先可以把翻译佛经语料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为前期,刚好完整地包括了中古汉语的阶段;唐代及其以后为后期,属于近代汉语阶段,包括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的过渡期。
前期和后期各自的时间跨度都不算短,它们内部是不是又可以再细化为几个时期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我们仅就前期的内部分期略加论述。
汪维辉在《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中指出:“从东汉到隋末(25—618)将近六百年,是一个不算短的历史时期,汉语在这一时段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我们只要把东汉初年的语言和隋末的语言做一个比较,就很容易发现面貌已经大不一样了。这说明内部再分段是有根据的,也是必要的。”[137]作者认为中古汉语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东汉三国为第一段,约公元25年—280年;晋宋为第二段,约281—479年;齐梁陈隋为第三段,约480—618年。[138]
汪维辉以上关于中古汉语内部的分期是从常用词角度出发,在综合考察中土语料和佛经语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如果仅仅以翻译佛经为考察对象,不把中土文献考虑在内的话,结果并不尽然。
从常用词的情况来看,前期(即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的翻译佛经语料确实如汪维辉所说,可以以西晋为界进行划分。
曹荣芳考察了六组具有代表性的常用词在竺法护译经中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表示穿戴义的常用词总数7个,4个古语词,占总词数的57%;表示怀孕义的常用词总数8个,古语词2个,占总词数的25%;表示睡觉义的常用词总数21个,古语词6个,占总词数的29%;表示容貌义的常用词总数44个,古语词8个,占总词数的18%;表示病愈义的常用词总数8个,古语词2个,占总词数的25%;表示观看义的常用词总数102个,古语词14个,占总词数的14%。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古语词在竺法护译经当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表示穿戴义的词,达到57%,其他比例都很小,这说明古语词在竺法护译经词汇系统中所占比例已经大为减少,先秦汉语中的古语词大部分已退隐、消失,或者成为新的构词成分,佛经语言中所能见到的都只是古语词的凤毛麟角。[139]
接着她考察了这六组常用词中的新词在竺法护译经中的使用情况,结果如下:表示穿戴义的,总词数7个,新生词2个,占总词数的28%;表示怀孕义的,总词数8个,新生词3个,占总词数的37%;表示睡觉义的,总词数21个,新生词11个,占总词数的52%;表示容貌义的,总词数44个,新生词11个,占总词数的25%;表示病愈义的,总词数8个,新生词4个,占总词数的50%;表示观看义的,总词数102个,新生词65个,占总词数的64%。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除了穿戴义的古语词所占比例大于新生词所占比例之外,其他五组词的古语词均不及新生词比例大。这就说明了在竺法护的译经词汇系统之中,新生词占据了主要地位。[140]
最后又考察了这六组常用词的单音词、复音词在竺法护译经的使用,情况如下:表示穿戴义的词7个,单音词4个,占总词数的57%;双音词3个,占总词数的43%。表示怀孕义的词8个,单音词1个,占总词数的12.5%;双音词6个,占总词数的75%;三音词1个,占总词数的12.5%。表示睡觉义的词21个,单音词5个,占总词数的23%;双音词13个,占总词数的62%;三音词3个,占总词数的15%。表示容貌长相义的词44个,单音词6个,占总词数的13.6%;双音词34个,占总词数的77.3%;三音词4个,占总词数的9.1%。表示病愈义的词8个,单音词4个,占总词数的50%;双音词4个,占总词数的50%。表示观看义的词102个,单音词12个,占总词数的11.77%;双音词89个,占总词数的87.25%;三音词1个,占总词数的0.98%。这个结果显示:除了表示穿戴义的词语双音化稍差,表示病愈义的单音词与双音词所占比例相当之外,其他四组词都以绝对优势实现了双音化。这表明竺法护译经当中的单音节成词不再是构词的主要方式,词汇已基本实现双音化。[141]
根据曹荣芳的研究结果,对比上古、东汉三国时期的其他语料,我们发现西晋确实与之前的语料在常用词的使用上表现出较大的变化。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说道:“一种语言在某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时期。”[142]因此,从常用词的角度来看,以西晋为界对东汉魏晋南北朝的翻译佛经语料进行再分期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从佛教词语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情况又稍有不同。
比如考察“泥洹—涅槃”这一组佛教词语,我们发现:“泥洹”“涅槃”虽然同属于音译,但东晋以后的译经绝大多数都使用“涅槃”;而早期的译经,如东汉、西晋,基本上以“泥洹”为主。这在同经异译佛典中的体现最为明显,比如:
西晋竺法护《持心梵天所问经》卷二:“假使菩萨若得生死者有泥洹也,为众生想而言有人以行佛道,不可为菩萨,不当谓之求于佛道也。”[143]
后秦鸠摩罗什《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二:“若菩萨得生死分别涅槃,因众生行于菩提,此则不应说为菩萨。”[144]
元魏菩提流支《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卷三:“若菩萨见于世间分别涅槃,取众生相行菩提者,此则不应说为菩萨。”[145]
又如考察“尘/尘劳/尘垢—烦恼”这一组佛教词语,“尘/尘劳/尘垢”即“烦恼”之异名,运用比喻的造词方法,使得“尘”“尘劳”“尘垢”这些汉语中的普通名词具有了佛教色彩,如《佛光大辞典》所言:“因烦恼能染污心,犹如尘垢之使身心劳惫。”[146]通检《大正藏》,我们发现:早期的翻译佛经,如东汉、三国、西晋,基本上是用“尘/尘劳/尘垢”的,而“烦恼”则主要出现于东晋及其以后的译经之中。同经异译佛典中亦有明显体现:
西晋竺法护《持心梵天所问经》卷二:“大山菩萨曰:‘其于诸法等如大山而无想念,斯则名曰为菩萨也。’钩锁菩萨曰:‘其有所见亦不睹除一切尘劳,斯则名曰为菩萨也。’”[147]
后秦鸠摩罗什《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三:“须弥山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法无所分别,如须弥山一于众色,是名菩萨。’那罗延菩萨言:‘若菩萨不为一切烦恼所坏,是名菩萨。’”[148]
元魏菩提流支《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卷四:“大弥楼山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法无所分别,如弥楼山一于众色,故名菩萨。’那罗延菩萨言:‘若菩萨不为一切烦恼所坏,故名菩萨。’”[149]
又如考察“道—觉/菩提”这一组佛教词语,“道”和“觉”同属于意译,不过,早期的东汉、三国、西晋译经基本使用意译“道”,而东晋及其以后的翻译佛经绝大多数使用意译“觉”,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亦指出:“菩提,(术语)Bodhi,旧译为道,新译为觉。”[150]“菩提”则是与“道”“觉”同义的音译词,较早使用是在东晋的翻译佛经中,比如:东晋佛陀跋陀罗《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八:“令一切众生能舍身命、世间自在,乐求佛法,大心修习无上菩提。”[151]东晋法显《佛说大般泥洹经》卷四:“于今现在及未来世,其有乐法发菩提心,当知是人为护法者。”[152]
这组佛教词语在同经异译佛典中的用法也可以证明它们的历时替换状况,比如:
西晋竺法护《持心梵天所问经》卷一:“世尊发遣说四事时,二江河沙诸天子等,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五千人得不起法忍,此诸菩萨,各从无数佛国来会者,供养世尊,三千大千世界皆悉周遍,华至于膝。”[153]
后秦鸠摩罗什《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一:“说是诸四法时,二万二千天及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五千人得无生法忍,十方诸来菩萨,供养于佛,所散天花,周遍三千大千世界,积至于膝。”[154]
元魏菩提流支《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卷一:“说如是等诸四法时,二万二千诸天及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五千菩萨得无生法忍,十方世界诸来菩萨,供养于佛,所散天华,周遍三千大千世界,积至于膝。”[155]
再如考察“光世音—观世音—观世自在/观自在”这一组佛教词语,我们发现:《大正藏》翻译佛经中,“光世音”共53见,其中东汉1见,前凉1见,西晋51见(全部出现在竺法护译经中);“观世音”共3910见,如果不考虑标明为“失译”的用例,那么最早和较早的用例分别出自于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西晋敦煌三藏译《佛说决定毗尼经》、西晋聂道真译《佛说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但此三经均排除在曹魏、西晋可靠译经之外;除开这些疑例,我们发现,“观世音”一词都使用于东晋以后(包括东晋)的译经中。“观世自在”共199见,除三例失译之外,后秦1见,北凉1见,隋代3见,宋代2见,其余都现于元魏、唐代的译经中。此外还有“观自在”一词,这个词在《大正藏》中共2464见,无一例外都用于唐宋及以后的译经之中。据此可知,这些表面看来只是书写形式不同的意译词体现出了一定的历时更替:西晋包括西晋之前的译经基本上以“光世音”为主,东晋六朝基本以“观世音”为主,唐宋及其以后基本以“观自在”为主,而“观世自在”基本上只零星使用于北凉、元魏、隋唐。这里再以同经异译的例子说明一下:
西晋竺法护《持心梵天所问经》卷二:“光世音菩萨曰:‘假使众生适见菩萨则得归趣志于佛道,但察名号则得解脱,斯则名曰为菩萨也。’”[156]
后秦鸠摩罗什《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三:“观世音菩萨言:‘若菩萨众生见者,即时毕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称其名者得免众苦,是名菩萨。’”[157]
元魏菩提流支《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卷四:“观世自在菩萨言:‘若菩萨众生见者,即得必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称其名得免惊怖,故名菩萨。’”[158]
再比如“众祐—世尊/如来”这一组佛教词语,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曰:“新作世尊,旧作众祐。”[159]《佛光大辞典》在解释“众祐”的时候亦说:“佛陀之尊称,为如来十号之一。乃梵语bhagavat及巴利语bhagavant(音译为婆伽婆、婆伽梵)之旧意译。西晋以后,新译为世尊。”[160]根据佛学辞书的解释来看,“众祐”是梵语“bhagavat”的早期意译形式,西晋以后多意译为“世尊”。
通检《大正藏》,我们发现情况确实如此。“众祐”一词共544现,主要出自于西晋(包括西晋)以前的译经,其中绝大多数又出自于竺法护的译经。东晋及其以后的翻译佛经中也有出现,但基本上都出现于这种情况:列举佛陀的名号。例如东晋瞿昙僧伽提婆所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共出现“众祐”96次,无一例外都用在类似如下的句子中:
(1)《中阿含经》卷三:“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161]
(2)《增一阿含经》卷十四:“尔时当念我身,此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现于世。”[162]
同经异译佛典对这一组佛教词语的历时更替亦有鲜明的体现,比如:
西晋竺法护《持心梵天所问经》卷一:“众祐有光,名曰寂然言事,假使众生值斯光明见如来者,观察形色眼根明彻,未曾晦冥。”[163]
后秦鸠摩罗什《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一:“如来有光名寂庄严,若有众生遇斯光者,能见佛身不坏眼根。”[164]
元魏菩提流支《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卷一:“如来有光名寂庄严,若以此光触诸众生,遇斯光者,能见佛身思惟佛身不坏眼根。”[165]
以上简单列举了几组翻译佛经中非常普通、出现频率较高的佛教词语,通过对这几组有明显历时替换的佛教词语在各个时期翻译佛经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从佛教词语的角度来看,西晋翻译佛经的词汇和东晋后秦翻译佛经的词汇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与东汉三国翻译佛经的词汇比较接近,东晋后秦翻译佛经的词汇与南北朝翻译佛经的词汇比较接近。因此,我们认为以西晋为界对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的翻译佛经内部进行再分期不甚妥当,可能以东晋为界来进行再分期比较切合实际,即东汉三国西晋翻译佛经为第一阶段,东晋南北朝隋翻译佛经为第二阶段。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前后出经异记第五云:
旧经众佑,新经世尊;
旧经扶萨(亦云开士),新经菩萨;
旧经各佛(亦独觉),新经辟支佛(亦缘觉);
旧经萨芸若,新经萨婆若;
旧经沟港道(亦道迹),新经须陀洹;
旧经频来果(亦一往来),新经斯陀含;
旧经不还果,新经阿那含;
旧经无着果(亦应真亦应仪),新经阿罗汉(亦言阿罗诃);
旧经摩纳,新经长者;
旧经濡首,新经文殊;
旧经光世音,新经观世音;
旧经须扶提,新经须菩提;
旧经舍梨子(亦秋露子),新经舍利弗;
旧经为五众,新经为五阴;
旧经十二处,新经十二入;
旧经为持,新经为性;
旧经背舍,新经解脱;
旧经胜处,新经除入;
旧经正断,新经正勤;
旧经觉意,新经菩提;
旧经直行,新经正道;
旧经乾沓和,新经乾闼婆;
旧经除馑、除馑女,新经比丘、比丘尼;
旧经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新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166]
以上列举了新旧译(以鸠摩罗什翻译的前后区分)重要名相的不同。从词汇学角度来说,这些新、旧经佛教语词用词的差异透露了很多信息,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当然,我们不是说汪维辉对于东汉至隋代这一时期汉语的分期不正确。导致划分出现差异的原因中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一,汪维辉主要着眼于常用词,而我们这里主要是从佛教词语的角度来考察的。一般而言,常用词比其他词语更稳定,发展变化更慢一些。第二,汪维辉的语料结合了翻译佛经文献和中土文献,而我们这里仅仅考察翻译佛经语料。另外,我们在此得出的结论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研究,因为目前考察的翻译佛经的数量有限,考察的佛教词语也不多,而且这只是从词汇方面进行的考察,语法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总之,关于前期(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翻译佛经语料的确切分期还有很多值得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释】
[1]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2]《诗·小雅·北山》,《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3页。
[3]《尚书·舜典》/《尚书·大禹谟》/《尚书·旅獒》,《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0/135/194页。
[4]《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
[5]《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07页。
[6]《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8页。
[7]赞宁:《宋高僧传》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页。
[8]参(唐)杜佑《通典》,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598—2861页。
[9]《〈佛典汉译之研究〉序》,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页。
[10]《佛光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6590页。下置黑线者,表示有藏经,如巴利藏、汉文大藏经等。欧洲语“△”记号,表示其藏经译自梵语、汉语、西域语、古代土耳其语;日语“X”记号,表示其藏经译自有“X”记号的藏经语言。
[11]金克木:《如何阅读汉文佛经》,《普门学报》2010年第55期,第43—44页。
[12]《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3页。
[13]《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14]《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8—159页。
[15]《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0—198页。
[16]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页。
[17]转引自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65页。
[18]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三十八,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19]转引自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65页。
[20]《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5P420a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CBETA电子佛典》,X77N1524P369c,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年。
[22]本表依据《开元录》《贞元录》,参照了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第95—112),下表同。
[23]《汉法本内传》凡五卷,撰著年代与作者不详,记述后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佛教之传入并与道教抗衡之事。其文散见于《广弘明集》卷一,《法苑珠林》卷十八,《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等。唐道宣、智升谓为汉魏时作品,但从本书内容判断,乃南朝梁代天监年间(502—519)以后之作品。
[24]《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3P416a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26](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7](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8]《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页。
[29]《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2页。
[30]《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0页。
[31]按:《后汉书》卷六十下:“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四十二章经》:“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陈援庵认为“革囊盛秽,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四十二章经》”。而且认为襄疏用“浮屠”,而《四十二章经》却用“佛”,说明是伪作。《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3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页。
[33]《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二,石峻编《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4]《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25页。
[35]《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36]《普门学报》2009年第54期,第317—331页。
[37]《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十一册收录八篇专论《四十二章经》的论文,可参。
[38]《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7P033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9]《出三藏记集》卷十,道安法师鞞婆沙序,《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73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0]《开元释教录》卷二,法护译《文殊师利净律经》下小注,《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495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1]《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9页。
[42]《梁高僧传》卷一,支娄迦谶四,《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43]《梁高僧传》卷一,支娄迦谶四,《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44]《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引《新合大集经序》,《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103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5]《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40a0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6]赞宁:《宋高僧传》卷三集论,《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61P723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7]《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25c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8]《大正新修大藏经》,T15N602P164a0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https://www.daowen.com)
[49]《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经记》第十,《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49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0]《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2页。
[51]《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23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2]《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经记第十》,《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49a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3]《出三藏记集》卷六,《大十二门经序第九》,《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46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4]《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第六,《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97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5]《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康僧会传第四,《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96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6]《高僧传》卷一,竺昙摩罗上刹八,《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26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7]《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46b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8]《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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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参《高僧传》僧迦跋澄传;《出三藏记集》卷十,十四卷鞞婆沙序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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