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史研究角度对翻译佛经的分类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从汉语史研究角度对翻译佛经的分类

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75]

从汉语史研究角度,翻译佛经语料应该如何分类,才能全面反映各个时期、不同译人语料的各自特性,同时又能彰显出单个语料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发现语料背后所反映的汉语历史进程中的各种规律?这确实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语料的分类要考虑诸多因素,首先,语料分类要考虑共时的横向分布;其次,语料的分类还要考虑历时性的问题,例如语料的历时发展、语料的分类与语料的分期的交叉问题。

从共时角度看:

从三藏的数量和内容进行考察,经、律、论三藏中以经藏的卷帙为最多,如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收录各时代翻译的经藏总688部2790卷,律藏总210部879卷,论藏总196部1394卷。对汉语史研究来说,经藏和律藏的语料价值最大,尤其是本生、本事、因缘、论议、方广、譬喻等经典,叙事性强,所涉及的生活面广,口语词汇丰富,语法现象典型,其语言通俗易懂,反映当时语言实际,是佛经语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如东汉昙果共康孟祥译《中本起经》、竺大力共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晋竺法护译《生经》《普曜经》、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鸠摩罗什译《杂譬喻经》《大庄严论经》、乞伏秦圣坚译《太子须大拏经》;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萧齐求那毗地译《百喻经》;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起世经》;晋法显共佛陀跋陀罗译《摩诃僧衹律》、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四分律》等。论藏中大部分翻译佛经则论说佛教经义,内容较抽象,用语也艰深晦涩,其语料价值自然会打折扣。

从语言学角度进行考察,经、律、论三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点。词汇方面,经部典籍中,在纯说佛理的小乘经里,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连篇累牍,在以日常生活事例和寓言故事阐发教义的经文段落中,则多见质朴通俗的日常语词,而在充满玄想与虚构成分的大乘经中,多见颇具形象色彩与感情色彩的描绘性词语;律部典籍中,不少关于本生、因缘、譬喻的描述刻绘生动,文字较为浅俗易懂;论部典籍中,注重艰深的论理以及对佛教名相的解说,主要选用抽象术语,少用具有口语色彩的日常生活用语。句式方面,故事性强的经文与律部因缘部分中,多见贴近日常生活口语的短句与问句;戒律条文中以结构复杂的长句与复句为主;论藏以名相阐释与义理论辩为旨趣,其句式使用上也多采用结构复杂的因果句与假设句等复句。修辞方面,适应说理的需要,譬喻与反复两种修辞手法的使用在小乘经中较为常见,而大乘经中则多见夸张、譬喻、排比、反复等各种修辞手段,文学色彩浓厚;律部一般平实、准确地叙事达意,不追求语言的艺术化,较少运用多种修辞格,只有反复与排比的修辞手法使用较多;论藏以阐明与论证深刻的佛教义理为主要内容,文字抽象谨严,逻辑性强,较为常见的是譬喻与排比两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从历时角度看:

佛经翻译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体上说,东汉安世高等翻译的小乘佛经文辞古奥,佶屈聱牙,不像汉语。东汉后期,特别是《中本起经》《修行本起经》两部叙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的佛经出现,标志着佛经语言汉化的程度在加快,有一定的口语性;当然也有不少文言和外来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三国译者的汉语水平已经大大提高,我们看康僧会翻译的《六度集经》中对汉语典故、文言的纯熟运用,即可明了。西晋竺法护、东晋十六国鸠摩罗什的译经,则把译经带入一个新的境界,汉译佛经在文辞修饰、语言运用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也是如此”[176]。因此,后汉、三国和晋代等早期的翻译佛经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我们在前文讨论了从佛教史角度对翻译佛经的分期,凡七家之说,其中大致可以梁启超和日人小野玄妙的说法为代表。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将佛典翻译分成三期,外国人主译期,中外人共译期,本国人主译期;而后梁氏在《佛典之翻译》中,又明确了年代:东汉至西晋为第一期,东晋南北朝为第二期,(唐)贞观至(宋)贞元为第三期,其中第二期可分前后期,东晋二秦为前期,(刘)宋元魏迄隋为后期。[177]小野玄妙则将佛典翻译分为四个时代,古译时代(包括后汉、魏吴、西晋),旧译时代之前期(包括东晋、刘宋、南齐),旧译时代之后期(包括梁、陈、隋),新译时代(包括唐、五代、赵宋、元以后)。[178]从汉语史研究已有的实践来看,梁氏的一、二期(小野玄妙的古译、旧译时代)的佛典翻译保存较多口语,也即佛典翻译的草创、发展到成熟时期的佛经翻译语料研究价值较大,而被誉为“全盛”之第三期(小野的新译时代)的语言,“除了唐代义净等人的译经还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外,玄奘的译经风格大抵固定,语言也趋于雷同,研究价值并不大”[179]。

太田辰夫把研究资料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两类:“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甲骨、金石、木简等,还有作者的手稿是这一类。”“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资料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即经过转写转刻的资料。”[180]

对于太田的说法,也必须辩证地来认识。甲骨姑且不论,金石中的“石”是否“同时”就很有问题。如北京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大业(605—618)年间发起刻造,历经隋、唐、辽、金、明五朝,绵延千余年始完成。据近代发掘与整理结果显示,房山石经计有大小经版一万五千余块,所刻佛经约一千余部、三千四百多卷。这些材料,除当时极个别的新译佛经,恐怕都得归入“后时资料”。

当然,转写转刻的翻译佛经作为传世文献,毫无疑问属于“后时资料”。如果要作一点补充的话,这“后时资料”中其实还包含不少的“前时资料”。例如翻译佛经中,同经异译的情况非常普遍。佛教经录很早就注意到“异译”“重翻”的情况,隋法经《众经目录》载大乘“众经异译分”合一百九十五部五百三十二卷,小乘“众经异译分”合一百部二百七十卷;大乘“众律异译分”合七部七卷,小乘“众律异译分”合八部一百二十六卷;大乘“众论异译分”合八部五十二卷,小乘“众论异译分”合八部六十六卷。隋彦琮《众经目录》有“重翻第二”,指“本是一经或有二重翻者乃至六重翻者”;其中大乘经重翻计一百七十二部四百一十六卷,大乘律重翻三部三卷,大乘论重翻八部五十二卷,小乘经重翻九十四部一百一十二卷。唐道宣《大唐内典录》载大乘经重翻二百二部四百九十七卷,小乘经重翻九十六部一百一十四卷。像《大方广佛华严经》,有东晋佛陀跋陀罗的初译六十卷本,后又有唐实叉难陀等重翻的八十卷本,重翻本八十卷自然包含了六十卷本的一些“前时资料”;又如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五十卷,其重译本有后汉安世高《积骨经》一卷(勘出杂阿含第三十四卷)、宋法贤译《信解智力经》一卷(今勘出杂阿含第二十六卷)、宋施护译《月喻经》一卷(今勘出杂阿含第四十一卷),则安世高所译与求那跋陀罗所译,求那跋陀罗所译与法贤所译、施护所译分别构成“前时”“后时”关系。简言之,此类情况在翻译佛经中实在不胜枚举,大凡“异译”“重译”中的前译与后译、佛典各部中的主经与支流经,似乎都有扯不清的关系,需要认真加以甄别。

方一新认为:“‘语料’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一切文献都可成为语言研究可资利用的材料;从狭义上讲,所谓‘近代汉语语料’‘中古汉语语料’是指相关时期中反映口语材料较丰富、研究价值较高的文献材料。”[181]就狭义语料来讲,袁宾把近代汉语文献反映口语的程度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充分反映,如《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小说,元代杂剧中的宾白部分,禅宗语录等;第二类是有所反映,但不充分,多半为文白相间,如《三国演义》;第三类是略有反映,即基本用文言写作,偶尔使用口语词或口语句子,如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他认为:“第二、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在近代汉语文献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从中体现了近代汉语文献语言的一个特点:口语和文言相间杂。”“近代汉语文献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带有明显的方言色彩,反映了口语的地域性。”[182]

袁氏的观点颇具启发性,汉译佛经语料有部分相似,前面已经说过,翻译佛经中经、律、论三藏反映口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反映口语程度最好的应该是经藏和律藏中的本事、本生、因缘等经典;翻译佛典也体现了一定的地区差异,如东汉魏晋南北朝有关外、北方、南方三大译经区域,关内与关外译经、北方与南方译经各有不同的方言基础和民族习俗,地点确凿的译经,往往会有不少语词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区域属性,当然还谈不上“明显的方言色彩”。除了“文白结合”外,翻译佛经语料与近代汉语文献不同的是,总体上还呈现华梵交错、散诗兼行的语言风格和色彩。

根据翻译佛经语料的特点,我们认为,从汉语史研究角度的分类,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其一是文本层面,其二是大藏层面。

所谓文本层面,指的是经、律、论三藏中某一部具体的经典。

翻译佛经语料的成分复杂,有人称之为“佛教混合汉语”[183]。但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每个语言事实都有它自己的界线[184],译经语料的具体文本的主要成分还是可以抽剥出来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形成于先秦的中原雅言的书面语即文言;二是汉魏以来初露端倪的体现当时口语的早期白话;三是从印度摩揭陀语、梵语直至古代中亚、西域诸语言中渗入的外来语言成分[185]。这三种性质的语料成分,在经、律、论中的分布是不同的;在早期与后期,甚至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各个阶段经典中的分布是不同的;在某个译者的具体译文中的分布也是不同的。某些语料成分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朝代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意义的地域差别,如南朝的宋、齐、梁、陈与北周、北魏等,社会基础与文化习俗都不一样。译经语料中也有相应的表现:高昌、凉州等地译经,早期白话性质的方俗俚语会多一些。同为北魏译经,迁都以前翻译的《贤愚经》(十五卷,445出)、《杂宝藏经》(八卷,472出)中的语词与吐鲁番出土文书有较多的互通之处,如“平事”“明人”等;迁都洛阳以后,瞿昙般若流支翻译的《正法念处经》(七十卷,539出),“是一部以‘十善’‘十不善’的内容与五道(经中将‘六道’中的‘阿修罗’纳入‘畜生’之中,故成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五道’)为中心,系统论述善恶业报理论的综合性佛经”,“是在‘四阿含’集成以后出现的卷帙最多的后期小乘经……乃是小乘人以善恶业报理论为基础,对‘五道’相状作最为丰富、细致的描绘而成的佛教经典”[186],虽然文学色彩浓厚,语料价值颇高,却难觅《贤愚经》《杂宝藏经》中诸如“平事”“明人”等方俗俚语。

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成分出发对翻译佛经语料进行分类,书面语与口语、方言与通语、外来语与本土语等一系列问题庶几可得到进一步描写与解释的线索,也可有效规避分类时涉及的大量语料交叉现象,对揭示不同语料之间的差异也有益处。换言之,这是以最小的文本为单位对翻译佛经语料所做的分类。试以下段经文为例:

“贤者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昔行菩萨道时,以被是大僧那僧涅,乃作是愿。’佛言:‘昔行菩萨道时,若干百千人不可复计,无央数人积累德本,于无上正真道持是积累德本。愿作佛道及净其佛刹,如所愿欲严其佛刹。即亦具足其愿。复次舍利弗,阿閦佛树以七宝作之,高四十里,周匝二十里。其枝叶旁,行四十里,其枝下垂,其栏楯绕树。周匝五百六十里,阿閦如来,于其树下,得萨芸若慧。’佛语舍利弗:‘如世间巧人鼓百种音乐,其声不如阿閦佛刹中梯陛、树木之音声。’风适起吹梯陛,树木相叩作悲声。佛语舍利弗:‘听说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刹中之净快,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说之。’贤者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言:‘阿閦如来刹中无有三恶道,何等为三?一者泥犁,二者禽兽,三者薜荔。一切人皆行善事,其地平正生树木,无有高下,无有山陵嵠谷,亦无有砾石崩山。其地行足蹈其上即灭,适举足便还复如故,譬如 ,枕头枕其上即为灭,适举头便还复如故,其地如是。其佛刹无有三病。何等为三?一者风,二者寒,三者气。其佛刹人,一切皆无有恶色者,亦无有丑者。其淫怒痴薄,其佛刹人民,皆悉无有牢狱拘闭之事,一切皆无有众邪异道。其刹中树木常有花实,人民皆从树取五色衣被,众共享著之,其衣被甚姝好无败色者。’”[187]

这是一段较为典型的后汉经文,没有大段如康孟详译经的四言格式,更难觅罗什文、质相得益彰、“有天然之语趣”的表达技巧。但如果我们以文言语料、早期白话语料、外来语料的标准,从词汇角度来区分,就可以清楚地发现:

其语词大部分继承先秦文言,如代词“是”“其”“之”“汝”等;名词“薜荔”“树”“头”“足”;动词“枕”“闻”;单位词“里”等等,都是译经中的文言语料成分。

本段经文也出现了不少未见于先秦典籍的新词,如“梯陛”,本经中有6见,此后有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方等般泥洹经》1例、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2例、东晋法显译《佛说大般泥洹经》2例、苻秦昙摩难提《增一阿含经》4例、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3例、姚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例、罗什译《大智度论》2例、姚秦竺佛念译《菩萨璎珞经》1例、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2例、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3例,唐宋后用例最多的是宋施护译《顶生王因缘经》,有13例;《汉语大词典》引例为唐李绅《四望亭记》,偏晚。其他如“何等”“无央数”“周匝”等,其中很可能有当时的口语成分,如“无央数”。

这段经文外来成分更是不少,如“僧那僧涅”,为梵语samnāha-samnaddha的音译。“僧那”旧译为弘誓、大誓,“僧涅”译为自誓,俱指菩萨之四弘誓。然据唐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九,僧那僧涅应为摩诃僧那僧涅陀,“僧那言铠,僧涅言著,亦云庄饰,故名著大铠”[188],也即《大品经》中所谓大誓庄严。世高译经未见此词,在支娄迦谶确切的译经《道行般若经》中,此词已较多出现,如卷一:“须菩提复白佛言:‘何因菩萨摩诃萨为摩诃僧那僧涅?何从知菩萨摩诃萨为摩诃僧那僧涅?’”[189]。

其他外来成分还有“佛”“刹”“如来”“菩萨”“泥犁”[190]“舍利弗”“等正觉”“萨芸若”等。所以佛经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191],使之呈现出与中土典籍迥异的语言风貌。

本文还出现了汉代中土典籍未见的俗体“嵠”,先秦表“山中不与外界相通的沟渠”义时用“谿”,《墨子·亲士》:“谿狭者速涸,逝浅者速竭。”汉时又有“溪”,《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振溪通谷,蹇产沟渎。”“嵠”即“谿”“溪”,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一“谿谷”条:“《说文》山渎无所通者曰谿,从谷奚声,经从山作嵠。”[192]该俗体在东汉译经中仅此1例,汉魏以降零星出现,如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三:“若在高山岩石之间,丘陵堆阜嵠谷坑坎。”[193]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二十一:“诸天见之,亦疾往趣,天与阿修罗,合阵大战,大声震吼,满须弥留山川嵠峪。”[194]

这三种语料成分的性质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区别对待。不同时期、不同译人的语料会呈现出不同的成分结构,对这些语料的拆分与重组、利用与研究,都不宜采用相同的处理方法,而要抓住语料自身的本质特点,进行分析,寻找最合适的处理方式。

所谓大藏层面,是基于“广义语料”的概念,指的是汉文大藏经的所有成员,既包括经、律、论三藏,也包括撰述类的杂藏。大藏层面的分类,既要考虑有利于汉语史研究,又要具有可操作性。

在前文语料价值取向中,我们论述了“真实性”与“具体性”,其中“具体”的标准是:

时代、译人确凿,地点明确,有一定数量和时间跨度,版本可靠。根据这个价值取向,以及大藏层面的分类原则,我们把汉文大藏语料分为核心语料与辅助语料两大类。

所谓核心语料,据《开元释教录》所录,参考《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在隋以前经、律、论三藏中选择一批译人、时代明确,版本可靠,风格明显,能反映当时语言实际的翻译类典籍来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这里“真实”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依据的材料有误,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如何鉴别语料的“真实”与“可靠”?荷兰学者许理和《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一文认为:“1.只相信对古代译经的最权威的记载,即杰出目录编撰者、佛教学者道安于公元374年编的《众经目录》。2.尽可能抓佐证,一是译经正文的注释,二是当时或时代很早的序言和版本记录,三是某些经文在中国最早的佛经注解中被引用或提到过,或曾是汉后不久产生的重译本所据的底本。”[195]许氏的文章还论述了早期汉译佛经的“语言特征”,归纳了早期汉译佛经“术语和风格上的特点”,既有观点,又有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核心语料分为经藏、律藏、论藏三部分,总计363种,分别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并注明《大正藏》和《中华大藏经》中的册、页。(见附录:核心语料目录)

辅助语料,顾名思义,具有辅证、参考作用,大致相当于《开元释教录》中贤圣传记、《阅藏知津》中杂藏、《大正藏》中外篇、《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撰述的部分内容,总计64种,如纂集类的《弘明集》(14卷,梁僧祐撰)、《经律异相》(50卷,梁宝唱等撰)、《法苑珠林》(100卷,唐道宣集),史传类(含地志)的《高僧传》(14卷,梁慧皎撰)、《历游天竺记》(1卷,晋法显撰)、《洛阳伽蓝记》(5卷,后魏杨衒之撰),音义类(含习梵)的《翻梵语》(10卷,梁宝唱撰)、《一切经音义》(25卷,唐玄应撰)、《一切经音义》(100卷,唐慧琳撰)、《龙龛手镜》(4卷,辽行均撰)、《唐梵两语双对集》(1卷,唐僧怛多蘖多等集)、《梵语杂名》(1卷,唐礼言集)等,这些资料保存了很多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佛典材料,文字训诂的材料很多,口语词十分丰富,当也可挖掘利用。(见附录:辅助语料目录)

此外则是失译疑伪经,包括误入误题之经。伪经以沙糅金、禾草并存,至迟在两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成因比较复杂,必然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加以甄别。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自像运浇季,浮竞者多,或凭真以构伪,或饰虚以乱实。昔安法师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又指慧达道人以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校阅群经,广集同异,约以经律,颇见所疑……并依倚杂经而自制名题,进不闻远适外域,退不见承译西宾,‘我闻’兴于户牖,印可出于胸怀,诳误后学,良足寒心。”[196]但如能判定伪经之撰写年代,亦可成为汉语史研究的参照资料。至于失译,则往往是年代久远、流传情况复杂、考订未当而造成的。对于失译疑伪经,我们既反对不加鉴别直接作为语料采用,也反对将这批语料彻底“封杀”:这两种态度都是极端的。如《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失译者名,附后汉录。此经叙事性强,口语程度较高,有学者从语汇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从新词新义、词语用法及俗字等角度分析验证了此经对中古汉语研究的语料价值。[197]故如能确定失译佛经之真伪及确切年代,这些语料对研究中古汉语亦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又如《楞严经》是中国佛教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佛典,但学者们对其真伪一直聚讼纷纭。很多学者分别从目录版本、译者生平、佛教义理、行文风格以及语言角度进行了详尽分析,基本认定属于伪经,这为我们的语言研究排除了干扰因素,同时这些研究中很多资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

基于此,笔者从经、律、论三藏中选取了57部失译佛经语料,应当说明的是:其中有32部是先失译,后在历代目录编纂者的努力下明确了作者,“可信度”较高,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仍列入待质语料,经鉴别后充作研究的材料。(见附录:失译待质经律论目录)

周俊勋指出:“如果敦煌变文和禅宗语录能够作(即晚唐五代口语)代言人的话,汉译佛典——尤其是在中土文献极其缺乏口语性资料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即东汉—隋口语)的替代物。要了解这一时期汉语的真实面貌,汉译佛典是可资利用的最好材料。”[198]所以,一直以来,翻译佛经都被认为是具有多种功能,能满足语音、语法、词汇、文体等多种研究用途的语料集合体。但是,对于佛经语料的复杂性,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对于文献语料价值的认定与使用,需要处理好书面语与口语、散文与韵文、中土文献与域外文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个人风格、材料正误以及方言与通语等各方面的关系。[199]

【注释】

[1]《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4a0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日]小川贯弌:《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日本大藏会编《大藏经——成立と變遷》,百华苑出版社1964年版,第7页。

[3]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参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方广锠:《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此后,方氏在《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中作了修正,“写本”又增加了两个时期(阶段):与刻本并存阶段——从《开宝藏》刊刻到北宋末年,纯功德阶段——从南宋起到清代。第24页。

[6]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地位》,《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3页。

[7]方广锠:《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8]《大唐内典录》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9P336c0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5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慧观把全部佛说的经教总分为两大类:“顿教”和“渐教”。前者专以菩萨为对象,使其即刻成佛之教说,如《华严经》;后者针对声闻、缘觉二乘之人,次第导入悟境所说之教。“渐教”则由发展次第,依所说顺序,分为五时:(1)三乘别教,指最初的经教,又称有相教。即为三乘之人分别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之个别教,重点是小乘的《阿含经》。(2)三乘通教,指对三乘一齐讲的经教,又称无相教。重点是《般若经》。(3)抑扬教,因有由小到大、大小同讲的《般若》过程,故有对大小乘分别高下的经教,又称褒贬抑扬教。即赞扬菩萨、贬抑声闻之教,如《维摩经》《思益经》等。(4)同归教,大乘并不排斥小乘,而是三乘殊途同归,又称万善同归教。即开显三乘而归于一佛乘之教,如会三归一的《法华经》。(5)常住教,最后说如来法身是常,为最究竟的经教。又称双林常住教。为主张佛性常住之教,如《涅槃经》。

[11]《关于敦煌残卷〈众经别录〉》,《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5卷2号,1967年。

[12]《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125b24—c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版,第236、241页。

[14]《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126b05—c0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地位》,《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7页。

[16](梁)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17]《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18]《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126a09—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126a22—b0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0]《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126c11—127b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6P149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23]《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109b07—b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43P115b23—c0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大唐内典录》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9P338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6]《开元释教录》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576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7]《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7P150a—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8]《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

[29]《隋书》卷三十五,《二十五史》5,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30]《大唐内典录》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9P219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1]《大唐内典录》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9P219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2]卷一《大唐内典录序》作“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9P302c—303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3]《开元释教录》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578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4]《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3P458b13—472a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5]《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565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开元释教录》卷十一至十三,《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582a08—625b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7]《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680a29—696a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开元释教录》卷十一,T55N2154P582b11,《大正新修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9]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地位》,《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6页。

[40]《开元释教录》卷十二,T55N2154P606c26,《大正新修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1]《开元释教录》卷十三,T55N2154P610c06,《大正新修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2]《开元释教录》卷十三,T55N2154P618b07,《大正新修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3]《开元释教录》卷十三,T55N2154P620a19,《大正新修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4]《开元释教录》卷十三,T55N2154P621c14,《大正新修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5]《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6页。

[46]《开元释教录》卷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582b0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

[48]《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85P1165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9]参《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条目。

[50]《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总序》。

[51]《阅藏知津》卷四十四,J32B271P178b26,《CBETA电子佛典》,2010年。

[52]参吕瀓《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页。

[53]《阅藏知津叙》,J31NB271P771a—b,《CBETA电子佛典》,2010年。

[54]《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293页。

[55]《阅藏知津凡例》,J31NB271P771b27—c,《CBETA电子佛典》,2010年。

[56]参童玮《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中华书局1997年版。

[57]《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页。

[58]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说明》,吕瀓《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3页。下同。

[59]《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7页。

[60]《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6页。

[61][日]水野弘原《佛典成立史》,刘欣如译,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6页。

[62]《大正新修大藏经》,T30N1579p418c4—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3]《大正新修大藏经》,T45N1861p273a7—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4]《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698c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5]《大正新修大藏经》,T30N1580p885a3—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6]以下分别参考了吕瀓《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佛本行集经》卷六十、吕瀓《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相关内容。

[67]传统上,中国佛教学者,尤其是大乘佛教学者,往往将阿含经视为小乘经典。自19世纪20年代阿含经渐受重视,而确认阿含经并非仅为小乘经典,乃是原始佛教之经典,其内容包含佛陀之世界观、人生观及实践之方法条目等,具有多重意义及价值。

[68]据吕瀓《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下同。

[69]《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383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0]《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012P227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1]《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62P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2]《大正新修大藏经》,T26N1521P6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3]《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06c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4]《大正新修大藏经》,T11N310P522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5]《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474a12—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6]《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70285a0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7]参[日]水野弘元《佛教要语的基础知识》,《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台湾华宇出版社1984年版。

[78]《大正新修大藏经》,T32N1646P245a13—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9]《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 P307b0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0]《大正新修大藏经》,T27N1545P660a13—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1]《大正新修大藏经》,T30N1579P753a21—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2]《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28P830b7—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https://www.daowen.com)

[83]《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451c26—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4]《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07b8—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5]《翻译名义集》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111c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6]《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181a15—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7]《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20a18—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8]《大正新修大藏经》,T31N1605P686b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9]《大正新修大藏经》,T27N1545P660a19—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0]《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451c27—452a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1]慈怡:《佛光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9页。

[92]《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0P238a2—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3]《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111c28—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4]《大正新修大藏经》,T32N1646p245a27—b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5]《大正新修大藏经》,T30N1579p753b7—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6]《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08a0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7]《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62P2b16/P51c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8]《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264b15—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9]《大正新修大藏经》,T32N1646P245a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0]《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452a3—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1]《大正新修大藏经》,T30N1579P418c20—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2]《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07c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3]《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81aP452b29—P453a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4]《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452a14—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5]《大正新修大藏经》,T32N1646P245b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6]《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08a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7]《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157a14—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8]《大正新修大藏经》,T25 N1509P57c23—P58a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9]《大正新修大藏经》,T44N1851P470a21—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0]《大正新修大藏经》,T33N1716P753a16—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1]《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451c5—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2]《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3P1111b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3]《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62P20b26—c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4]《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06c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5]《大正新修大藏经》,T44N1851P470a24—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6]《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451c13—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7]《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66P346c10—P347a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8]《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07a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9]《大正新修大藏经》,T44N1851p470b3—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0]《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452a7—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1]《大正新修大藏经》,T27N1545P660a27—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2]陈允吉、卢宁:《什译〈妙法莲华经〉里的文学世界》,《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23]《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78P395a7—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4]《大正新修大藏经》,T42N1827P238b8—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5]《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3P1111b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6]参慈怡《佛光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3页。

[127]《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05P501b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8]“绝”与“偈”音近,意与“竭”通,故安世高等人用“绝”对译gāthā。参见李小荣、吴海勇《佛经偈颂与中古绝句的得名》,《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58—63页。

[129]《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50AP877c25—P878a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0]《般舟三昧经》,现存的汉译本共四种:一、《般舟三昧经》,一卷;二、《般舟三昧经》,三卷,此二本均题支娄迦谶译。三、《拔陂菩萨经》,一卷,失译;四、《大方等大集贤护经》,五卷,隋闍那崛多译;……依译语来考察,现存的三卷本与支谶的译语相近,近代学者赞同作为支谶的译本(与《开元释教录》相合)。现存的一卷本,部分与三卷本的文句相合,但考察“涅槃”“总持”等译语以及序文,都不可能是汉代所译,而应是近于晋代的译作。参见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湾正闻出版社1981年版,第839—840页。

[131]《大正新修大藏经》,T13N418P904b24—c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2]《大正新修大藏经》,T13N417P898b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3]孙尚勇:《佛经偈颂的翻译体例及相关问题》,《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66页。

[134]王晴慧:《浅析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之文学特色——以经藏偈颂为主》,《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1年第6期,第35页。

[135]《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62P10b29—c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6]《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9P551c15—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7]《大正新修大藏经》,T30N1564P1b14—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8]《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25P497c4—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9]《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99P370c10—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据吕瀓《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本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原五十卷,缺二卷,后误以阿育王传补入。

[140]《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10P559a10—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1]《大正新修大藏经》,T33N1716P68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2]《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3P1111b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3]许理和:《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汉语史研究集刊》第4辑,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87—312页。

[144]《出三藏记集》,《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4c21—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5]《宋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61p723a29—b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6]《出三藏记集》,《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47b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7]《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09P503b5—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8]《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71c4—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9]《大正新修大藏经》,T15N630P451c12—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0]《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196P149b26—c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1]《大正新修大藏经》,T17N735P537a5—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2]《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54P77a8—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3]据俞理明的研究,本缘部、鸠摩罗什以后译出的经藏和长篇戒律,四言句式的使用率比较高,六朝僧人著作中的四言句式的使用率也很高;而密教部和论藏诸经的经文中,四言句式的使用率就很低,许多经文基本不用四言句。参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2页。

[154]参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2页。

[155]参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5—29页。

[156]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8—99页。

[157]参丁敏《佛经譬喻文学研究》,台湾东初出版社1996年版,第572—573页。

[158]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0页。

[159]就来华的译人而言,由于久居中土,博览汉典,已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素养。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支谦“博览经籍,莫不究练”;康僧会“博览六典”;竺法护“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就中土的助译而言,魏晋之际,僧人与文人交往频繁,僧人译经多有文士润色,如竺法护的助译聂承远父子,擅长文章,译文水平较高,为人称美;而鸠摩罗什的助手学问文章均极优胜。由此可以推断,译经者对于骈体应是熟悉的。

[160]《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415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61]《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43c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62]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8—99页。

[163]转引自王元化《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164]《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9页。

[16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页。

[16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页。

[167](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75页。

[168](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74页。

[169](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74页。

[170](姚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1P292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1]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52P02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0页。

[173](梁)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8页。

[174]儒家重视乐教,认为“乐者,德之华也”,强调音乐必须配合道德,以中正平和为原则,以庄严肃穆为标准,反对繁声淫奏,提倡简单、庄重、自然,所谓“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广其节奏,省其文采”。参刘焕阳《节奏与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25页。

[175]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三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176]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上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05页。

[177]参《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8—159、190—198页。

[178]参《佛教经典总论》,转引自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65页。

[179]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上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7页。

[180][日]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211页。

[181]《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上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28页。

[182]《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

[183]参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5—129页。

[184][法]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68页。

[185]董琨:《“同经异译”与佛经语言特点管窥》,《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第559页。

[186]汤用彤、汤一介:《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道教史杂论之一》,《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第465—467页。

[187](后汉)支娄迦谶译:《阿閦佛国经》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T11N313P755b21—c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8]《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357a14—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9]《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27c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0]此词《汉语大词典》(3203页)首例举南朝梁简文帝《〈大法颂〉序》,偏晚。

[191]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588页。

[192]《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513a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3]《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63P83b11—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4]《大正新修大藏经》,T17N721P122c5—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5][荷兰]许理和:《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汉语史研究集刊》第4辑,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88页。

[196]《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4页。

[197]详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198]周俊勋:《中古汉语分期及相关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辑),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39页。

[199]参王冰《北朝汉语语料概况及价值分析》,《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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