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语料鉴别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参照译经的选择
对于确定参照译经,荷兰学者许理和先生曾主张首先要确认一些“里程碑式”的译经,再用这些“里程碑式”的译经来进行术语和风格的分析,以便明确各个译经团体在词汇和风格上一些各自的特征[391]。
确定参照译经当分几种情况,一为鉴定译人时选择参照经。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选择同一译人其他确切的译经作参照,如遇笑容、曹广顺,就选择吴康僧会唯一一部确凿的译经《六度集经》作参照,将需鉴定的《旧杂譬喻经》从语法上对总括副词“都”的使用、完成貌句式中完成动词的使用、动词连用格式的使用、疑问句式的使用四方面进行比勘,结合梁晓虹已从词汇上证实的《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的观点[392],最后得出结论:《旧杂譬喻经》与《六度集经》可能不是同一译者所译,但其翻译时间,应当相去不远[393]。像这样单一的情况比较罕见,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译人都不止一部译经,甚至大部分译经都未确定,如后汉的支娄迦谶,据道安所见写本,年代可考的只有三种:《道行般若经》十卷,公元179年译;《般舟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公元179年译;《首楞严经》二卷,公元185年译,现在缺佚。但从译文文体上比较,道安认为支娄迦谶所译的应有九种:《阿阇世王经》二卷、《遗日摩尼宝经》一卷、《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一卷、《兜沙经》一卷、《阿閦佛国经》二卷、《内藏百宝经》二卷,另有三种现在缺佚。而据道安所见年代可考的写本《般舟三昧经》,至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就有了两种记载:《般舟三昧经》一卷[394],汉桓帝、灵帝时,月支国沙门支谶所译出[395]。“支谶出《般舟三昧》二卷,竺法护出《般舟三昧》二卷”[396],后世将一卷本《般舟三昧经》归于支谶所译,三卷本《般舟三昧经》(即《祐录》所言的二卷本)归于竺法护所译,与僧祐此记载不无关联。而据作者不详的《般舟三昧经记》云:“《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397]又卷十三《支谶传》:“朔又以灵帝光和二年,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时谶为传言。”[398]吕澂认为《般舟三昧经》原本是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传言)。但以支谶学问之博,《般舟三昧经》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而“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399]。但汤用彤认为支谶确定的译经就只有《道行般若经》一种[400],而据汪维辉语言学上的最新考辨:一卷本《般舟三昧经》非支娄迦谶所译,亦非东汉译经;三卷本《般舟三昧经》是否为法护译经,亦需进一步考察[401]。但倘若我们只将《道行般若经》作为支谶唯一译经来鉴别译经语料,也不见得就有益于鉴定结果,因为比勘参照的语料在容量上受到了很多限制。横陈杂出的失译、误题之经,使我们的研究在很多时候都处于这样的两难之地:弃之不甘,用之不定。而要改变这样的处境,汪维辉的态度很值得借鉴:“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做得十全十美而放弃探索的努力,只要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总比原地踏步好。”[402]
二为鉴定翻译年代时选择参照经。这比第一种情况复杂,一个译人的误题之经相对有限,而一个时代的失译经自然要庞大得多,如我们在排除某经(例如《五阴譬喻经》)为安世高所译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此经是否为东汉译经,参照译经自然涉及所有东汉译经。越是早期的译经,问题就越多,“早期佛经的语料年代问题较多,尤其是‘安世高译经’和‘失译附后汉录’这两大类”[403]。此言一针见血。纵观东汉译经,争议实多,世高、支谶译经情况上文已述,康孟详亦及《兴起行经》之疑,目前被学界认为是竺大力共康孟详译的《修行本起经》,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里是将其置于《新集安公失译经录》的首条[404],显然是作失译处理的。而《大正藏》收录的东汉译经达96种之多,经学界的共同努力,虽然诸家分歧仍存,终究已有近30种译经可作参照。
三是在提取区别性语词时,对于年代不确定的译经中的语言成分,亦不宜采用。如旧题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中有“定不”一词:“我今定知,……多作不善,故令今日,堕是罪中,定不缘施,而受苦也。”[405]我们就不应将其作为参照经,把“定不”作为区别性语词,来考证其他被误题为三国的译经。
只是,许理和所倡导的“里程碑式”的译经的确定绝不是一件易事,原因之一是经录在流传过程中有被转写、改写的可能,经录所载与实际语料相矛盾;原因之二是语言受内、外多方因素影响,译者习惯、笔受、方言等情况均需考虑。失译、误题之经本身数量庞大,译经纵向的语言学分期及译人语言学特点的归纳尚显薄弱,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可作为某时代或某译人的经典之经为数确实不多,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2.比较方向的确立
中古时期的语言材料种类已不单一,除翻译佛经与中土典籍外,还有道教文献、出土文书等。鉴别时,首先要注意语料性质的异同,语言比勘尤其是词汇比勘时,宜选择同类语料作比对。如遇笑容、曹广顺等通过详细调查后,发现总括副词“都”的广泛使用是在宋代之后;宋以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晚唐五代《敦煌变文集》等文献中“都”的使用频率都很低。但在翻译佛经中,如《六度集经》,总括副词“都”已经很常用了,达48次[406],遇笑容、曹广顺认为不能就据此简单地判断《六度集经》是晚唐甚至宋以后的译经,因为词的使用可能与作者的方言有关,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译者使用的方言里,副词“都”发展较当时“共同语”快的反映[407]。诚然,充分考虑译者的语言使用习惯,将佛经语料与中土典籍进行横向比较也是非常可取的研究方法,不过,将同一性质的佛经语料进行纵向的历时比较也是不能忽略的。“都”从邑,本为城邑,《说文·邑部》:“都,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先秦典籍表总括的副词有“皆、悉、咸”,“都”在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中土文献里基本上只是用作语气副词。译经情况则并非如此,“皆、悉、咸已见于先秦,但是《论衡》与(东汉)佛典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同义词‘都’”[408],可进一步说,安世高之后支娄迦谶的译经,“都”的使用已相当自如了。在以群体对话的形式来叙述并具明显故事性的《道行般若经》中,可见32处“都”[409],其中修饰普通动词10处;修饰否定词“不”“无”2处;双音节同义连用:“都卢”[410]3处(其中“都卢不”“都卢无”各1处)、“都悉”1处、“都共”1处;三音节同义连用:“都卢皆”1处、“悉都卢”1处。例如下:
1)卷一:“都不可得见。”
2)卷二:“都无所念,善为人中之雄,自致作佛。”
3)卷一:“是事都卢不可计。”
4)卷二:“其心都卢无所难。”
5)卷二:“都卢天上天下,诸伎乐持供养。”
6)卷三:“恒边沙佛刹人,都悉供养诸菩萨摩诃萨。”
7)卷三:“复有异恒边沙佛刹人,都共供养是辈菩萨摩诃萨。”
8)卷二:“阎浮利人,都卢皆使行佛道。”
9)卷十:“若干种根、若干种黠、若干种痴、若干种慧,人民辈所求尽,所求慧,怛萨阿竭悉都卢。”[411]
管窥《道行般若经》,我们有理由认为总括副词“都”在东汉时不仅数量不低,且具各种用法,已从最初的零星散见而趋于成熟了。西晋译经亦如此,竺法护译《光赞经》有26处、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有19处。其后与南朝《世说新语》年代大抵相当的但翻译地点在高昌的北魏凉州沙门慧觉等所译的《贤愚经》中,可见25处。这样看来,总括副词“都”在北方并不罕见,南北地域差异不甚明显。
《六度集经》的译者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后移于交趾,赤乌十年(公元247年)来到建业,“时孙权称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会欲运流大法,乃振锡东游,以赤乌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412]。“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413]。建初寺就是康僧会的译经地点,“会于建初寺译出经法,……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并制经序,辞趣雅赡,义旨微密,并见重后世。会以晋武帝太康元年卒”[414]。而与康僧会一样同在建业从事译经活动的佛陀什、畺良耶舍、昙摩蜜多、释宝云、释智严、求那跋摩、僧伽跋摩的译经中,却鲜见甚至几乎不见总括副词“都”。可见,即便把总括副词“都”作为(建业)方言,其横向流布与历时传承都不见得深广。而从共同语的角度看,总括副词“都”在东汉典籍已见,译经只不过加速了此新义的传播。
如果在语料比勘前能大体确立比勘的方向,注意比勘语料性质的异同,比勘的结果会更接近语言实际。
3.区别性语料的提取
区别性语料的提取仍然是失译语料考证过程中最令人困扰的问题,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源头搅得模糊不清而使人难以追溯。要论证语料的时代性和区域性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区域性比时代性更难把握。但区别性语料是客观存在着的,只是需要我们去发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得到这样的暗示:可供比较的支点越多,所提取的“区别性语料”的可信度就越高。
无论是纵向的译经年代的鉴别,还是横向的译经地点的考证,语言学上的“区别性语料”都包括语法、词汇、语音三方面,在现有的实际考证过程中,我们更多地偏向于提取语词,利用语音、语法来做鉴别还有待努力。
文化学上区别性语料的范围相对较广,包括衣食住行、器物用具、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等。这巨大的信息都凝聚在翻译佛典的字里行间中,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去筛选出具有年代、区域特性的一事一物。
(1)区别性语料的纵向提取
鉴别佛典的翻译年代时,区别性语料主要是从纵向的时间轴上提取。
显而易见,利用词汇来鉴别语料年代,应当选用有价值的词语。胡敕瑞认为“具有时代、方言发展特点的词语,比较适宜作为鉴别的标准”[415],这些规律性较强的语词,对推定译者及翻译年代有重要意义,如译名“羯磨”“摩那埵”“波罗夷”“突吉罗”“僧伽蓝”“式叉摩那”等;普通语词“尔许”“某甲”“房舍”“村野”等,这些词在确切的西晋以前译经中未见,东晋译经却大量使用。虽然相对于语法、语音,词汇的变化要快些,但也未离“语言的发展是渐变的”这一根本属性。梅祖麟曾主张要“以语言成分量的变化作为依据来鉴别文献的写作时代”[416]。例如在误题为曹魏昙谛所译的《昙无德羯磨》这一不长的篇幅中,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个使用频率不低的语词,而这些语词在西晋以前的译经中又难见用例,足以说明这些词在作者生活的年代是被普遍使用的。况且,这些词至唐宋时仍被运用,跨越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而被沿用数百年,这些语词所体现的应该不是学科诟病的随机性和一过性,相反,它们凸显的是语言进程中某个客观的、流动的具体细节。[417]所以,它们的稳定性亦应毋庸置疑。普遍性和稳定性恰恰就是词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出来的两个根本特征,将这种普遍性高、稳定性强的词作为年代鉴别的一个标准,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语言演变有着与生俱来的渐进性,很多时候都是新旧语词共存混用,加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代时间相近,好多语言现象根本就无法一刀两断,选择“同义异词”来鉴别,亦不失为一种方法。译经中就有大量的因语言接触而涌现的外来词(包括音译和意译),如“羯磨/所作、业”“摩那埵/意喜”等,它们势必有一个逐步“汉化”的过程。而梵语和汉语又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后译者不满前译,只有另觅自以为是最恰当的汉语表达来与梵文原典对应,这些词无疑亦带上了明显的个人风格,加上更替年代清晰,提取这种语词似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另有一些语词,说服力虽不如第一类强,不过可作为辅助证据用,如史光辉在考证《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时,认为此经用译名“罗汉”为多,共用了6次,而与之同义的“阿罗汉”只用了2次。史光辉比较了支谶另一确切译经《道行般若经》,发觉《道行般若经》用“阿罗汉”89次,“罗汉”22次,其比例与《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相差很大[418];在考察同义词“求”“索”的使用时,史光辉亦发现这组同义词在《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道行般若经》中的使用频率大不一样。《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中,“求”“索”的使用次数比为11:33,《道行般若经》“求”“索”的使用次数比为78:89,其使用频率没有《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那样悬殊[419]。对于这类语料,区别性显然比不上第一类,况且,史光辉所选的译经亦存性质上的差异:两经虽同属大乘,但《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是偏向于阐明大乘之道的,《道行般若经》偏向于通论大乘一切法门。译者内部风格的不一致,语言差异亦有无法排除的偶然性[420],在所选之词同存于参照经和失译经的情况下,这种语词还是归于辅助证据为宜。又如翻译时产生的新句法“如是我闻”,这只是中古翻译时的一个套语罢了,并不代表实际语言中也存在[421]。我们将其视为“语序”,鉴别时可作辅助语料用。
同时,用作鉴定的例证不仅一定要准确可靠,而且一定要有代表性[422]。如梁晓虹在考证《旧杂譬喻经》时选用语词“大姓”和《六度集经》中的“理家”“大理家”比较,胡敕瑞先生就认为此例“恐怕不具代表性”,因为两个名词并非如其所言都是表示“世家大族”义的等义词,“理家、大理家”应该是“财主、大财主”的意思。两词词义各异,又不是同经异译,缺少可比性[423]。
(2)区别性语料的横向提取
考证佛典的翻译地点时,区别性语料主要是在横向的空间轴上提取,这不仅仅要考虑语词共时的横向分布状况,还要考虑语词的常用性、规律性及系统性[424]。
很多语词在表现出与其相关的历史背景时,也会表现出与之关联的地域特色。如在考证《撰集百缘经》的完成地点时,“理极”“打棒”等词在东晋、南朝译经中均未检索到用例,这暗示着《撰集百缘经》与南方译经用语的不同。但译经语料的区域属性并不容易把握。一方面,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北人南渡,南方语言亦不可能不受影响。东晋之前,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汉语方言应该是早期汉化的楚语和吴语[425],东晋南迁后,以中原汉语为基础的“雅言”“通语”也大大向南扩展了。汉语方言在此时期已经经过数次大规模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只是汉民族各方言之间的融合,很大程度上也是汉语方言与外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合。不同的语言声气相应、共同消长,故张籍在《永嘉行》里曾感慨“晋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许威汉认为这里的晋语可能就包含了鲜卑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成分,因为当时洛阳语受鲜卑语影响[426]。罗常培、周祖谟也曾根据诗文押韵中所反映出来的分韵情况,分析出“北朝的北魏跟刘宋时代相近,北齐、北周跟齐梁时代相近”[427]。这个时期的实际语言已经难以排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北方与南方,北方的长安、洛阳与西域等地的语言,确实很难一清二楚地提取出只属于此地不属于彼方的区域性语料。从总的情况看,南方方言在历史上曾受到来自历代北方权威方言的持续影响,南方方言自身内部的歧异也很大,文白异读复杂,因此,南方方言的历史来源可能更加难以梳理[428]。
其次,从译者的个人经历来看,关外及北方僧人可能有一生未到过南方的,而南方的经师则大多有北上西行取经求法的经历,几乎找不出像陶弘景这样一生未到过北方的例子[429]。如三国吴时南方的3个主要经师,只有康僧会长于南方,学道于南方,但他与北人亦有密切交往,且可靠的只有《六度集经》。支谦和竺律炎都是从北方过去的。经师东进途中,更是沿路传译,如竺法护,就是“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430]的。
再次,从佛教传入中原的大体途径来看,现入藏的译经基本都属于由北印度经中亚传入的北传佛教,即便是地点确凿译于广州的《善见律毗婆沙论》,也是对锡兰所传律藏的注释,属北传汉译佛典中的南传文献[431]。梵(胡)本更是有一个漫长的流传过程,沾染上经过之地的方俗语词也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在关外及北方译经未见的语词也不一定就是南方译经的固有语词。
复次,语言共时的横向分布也存在书面记载滞后的问题,口语中出现的一些方俗俚语,来不及进入其所属区域的文献中,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进入其他区域的文献中。如“湩”,《玉篇·水部》:“湩,江南人呼乳汁为湩。”音、义兼修且深谙佛典的慧琳对“湩”的记载也很确切,“吴音呼乳汁为湩,今江南见行此音”[432]。但“湩”的早期例证却为后汉竺大力共康孟祥所译《修行本起经》卷下:“梵志答言:‘当取五百牛乳,展转相饮。’至于一牛,一牛湩,持用作糜。”[433]从《玉篇》与《一切经音义》来看,“湩”开始时可能只是江南一带的方言用词,吴康僧会与支谦、刘宋宝云的译经中均有例:
1)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王曰:‘孩童绝湩,其可乎?’”[434]
2)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便复取牛湩洗四殿。”[435]
“湩”可能是后来传播到其他区域。像这样的字书、韵书的记载跟实际的语言用例不一致的材料,我们尚未找到妥善的处理办法。
最后,佛典翻译大多是团体行为,主译、宣译、笔受的籍贯、经历往往不同,翻译团队的语言背景比较复杂。我们以地域为界将译经划为三大区域,但在提取具体的区域性语词时,应将上述情况考虑进去,不过遗憾的是,历朝经录对笔受等的生平事迹缺少应有的记载,我们最多只能得到一些暗示,那就是,笔受更多的是由通晓当地方俗俚语的汉人担当,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佛经面向普通民众的功利需求。如世高的很多译经,都是“汉地第一个出家人”——祖籍临淮(今江苏宿迁市西北)的严佛调笔受成文的;后汉月支菩萨支谶在洛阳译的《般舟三昧经》,笔受也是“河南洛阳孟福张莲”[436]。
语言的差异不一定就能与区域构成单一的对应关系,提炼出的语言现象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数量也难以反映全局,也不一定就能成为各区域独具的属性。译经的语言风格也往往同异互参,没有明显整齐的界线。但只要我们坚持从译经语料自身的实际特点出发,先从个别的、哪怕是孤立的考察做起,也是在向符合语料实际的结论靠近。我们期待有更好的方法来提取区别性语料。
4.考证方法的应用
语料考辨结论的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采用的考证方法,太田辰夫先生明确指出:“只要选定的方法合适,其间的差异是肯定会显现出来的。”[437]
译经语料可从宗教学(哲学思想)、文献学(经录、僧传、尼传、前序、后跋等)、语言学(词汇、语法、语音)、文化学(名物、制度、典故、避讳等)及其他方面(佛学类书)来鉴别。对佛典的翻译年代、译人和翻译地点,提取区别性语料所秉承的原则有所差异,考证时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通过对具体失译语料的考察,我们对所涉及的方法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1)文献学考证方法的局限
文献学考证时,各种僧传、尼传记载的译经毕竟是有限的,翻译佛经的年代、译者、地点更多的是保留在历代经录中。
僧传、尼传的记载,有时会跟经录相矛盾。如对《昙无德羯磨》一经的记载,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卷一:“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之中,来游洛阳,出《昙无德羯磨》。”[438]而与慧皎同时代的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却言:“《昙无德羯磨》一卷(或云《杂羯磨》)……宋文帝时,罽宾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都译出。”[439]慧皎、僧祐所及的《昙无德羯磨》是否为同一部经?究竟是谁所译?就需我们进一步考察再下论断。
自东晋道安《众经目录》把可疑的佛经专门编入《疑经录》以来,后来编纂的经录都很注意译经的辨伪工作,法经更是分别五例,以第四例“疑伪”专受可疑或确伪之经。但这些经录自身却存在不少问题,数量不菲的误题之经就是很好的证明。辛嶋静志在谈到南北朝以前出现的佛典译者问题时,也认为“不应该完全相信后代目录的记载”[440]。例如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释道宣评为:“并诸代所翻经部卷目,轴别陈叙,亟多条例。然而瓦玉杂糅,真伪难分。得在通行,阙于甄异。”[441]吕澂则认为《长房录》“博而不精,它常常单凭旧录的记载,即臆断一些失译的书出自某家,以致早期的经师都骤然增加了好多译本,而模糊了各翻译者的真相”[442]。不仅仅是不同经录对相关译经事项记录不同,有时是同一经录对一部经的相关事项的记录也有出入,如法经的《众经目录》对《大方等大集经》卷数的记载,一言“三十卷”:“《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北凉世昙无谶于姑臧译”,又言“二十七卷”:“《大方等大集经》二十七卷,北凉昙无谶于姑臧译”[443],前后就自相矛盾。这样自相矛盾的记载历代经录都有不少。一般说来,在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未提及的翻译佛经,后代经录记载的年代或译人,可能都需审慎对待。
在鉴别译经语料时,考察经录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梳理经录只是考证的开始。比较历朝记载的差异,从经录混乱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内容中捕捉蛛丝马迹,以为语言学、文化学及其他方法的鉴别提供一个精到的切入点。
(2)语言学考证方法的局限
“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成分……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444]因此,语言学上的词汇、语法、语音三大方面都可作为语料鉴别的方向,其范围广,灵活性也大。遗憾的是,尽管将汉译佛典作为汉语史研究的语料,可能是从汉语音韵史研究开始的[445],我们还是有意无意间遗忘了语音,时至今日,仍然鲜见从语音方面来鉴别失译语料的成果,或许是因为语音研究本身的难度所致。
词汇跟语法、语音一样有着历史层次。一直以来,对汉语词汇尤其是古汉语的词汇研究,学界都比较倾心于语词考释,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下意识地将语词考释当作汉语词汇研究的核心,似乎缺少大学科视野下提取规律及研究观转变的尝试。方法的单一、研究个性的空缺,使得已有成果难以有效回应语料鉴别所需的精细条件,词汇用作鉴别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一方面词汇使用有复杂的环境,未必有清楚的界限;译经完成后,改写、转写均不可避免。书面的记载一般亦晚于口语的出现,口语中已出现的语词来不及进入书面记录,或许已被较晚的同(近)义语词覆盖了。
还有一些词处于边缘,一时未见于正统文献中,但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可能留在人们的口语里或者是乡土文献中,随着我们对过去某些事件的追述而重新出现。另一方面,待考的失译、误题之经所显现的证据亦不成体系,更多的时候只是一鳞半爪而已。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事实,比起那些从来没有人把它记载下来的事实,差不多总是不大重要或者无关轻重的。布龙菲尔德认为“文献材料只能提供历史语言一个不完整、常被扭曲的画面”[446]。个人的阅读范围终究有限,在实际的检索过程中,由于版本异文等原因,有些例证可能未被检索到或未被正确统计。利用词汇来考证翻译地点时,虽然在同一时段,此地没有而彼方有的语词,是可以用来说明区域差异的,但关键在于方言词本身往往难以确定。诸多因素会让词汇学上的鉴别标准在可靠性上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所以出现频率不高的语词,如《昙无德羯磨》中出现的“阿兰若”等词,在考证时还是作为辅助证据更为妥帖。
在分析文体结构时,首先,翻译佛经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其文体结构自然离不开梵文原典的影响,无论是用词还是句式,都不排除翻译时直接模仿或移用原典梵语的句法结构。在鉴别《菩萨本缘经》时,颜洽茂主张将这些外在的特点描述当作佐证,而不作为强有力的证据[447],就是考虑到这些形式上的特点可能与译者的语言风格无关,而与原典本身的结构有关。语料鉴别时,在考虑汉语自身固有类似的表达方式时,如能找到梵文原典进行完整对照,长期隐晦不清的一系列问题可能会找到答案,失译语料的真实线索可能会得以更清楚地显现,但是很多译经至今仍找不到原典;就是有原典,很多时候原文中也无直接对应词[448]。
(3)文化学考证方法的局限
在失译语料的鉴别过程中,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现象应值得重视。以文化为切入点来鉴别失译语料,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能收集到足够的记录文化现象形成、演变的语言材料,使文化现象各个阶段的状况、特征都能非常清晰地得到显现。我们在下文考察《昙无德羯磨》的年代时,就是从比丘尼有不同于比丘(僧)的文化现象出发,梳理出《昙无德羯磨》中在西晋以前未见的比丘尼的各种称呼,以及比丘尼的各种法规,尽可能详尽地加以揭示,用来辅助鉴别《昙无德羯磨》的年代。在分析僧人法名时,更多地涉及文化习俗的区域特性及其传播、扩散的途径。但是,一个区域往往会有不同来源的文化成分在一起碰撞、融合,不同的文化成分在同一区域不断地竞争,竞争的结果则由获胜的文化成分通过语言显现出来。这样,弱势文化就很难顺利进入典籍。随着年代的流逝,语言负载某种文化的功能也会逐渐弱化、销蚀,弱势文化甚至会因此永远丧失进入典籍的机会。这样的事实,我们在用文化学考证失译语料时是不能忽略的。而从共时分布平面看,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界限往往都会比较模糊,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积极寻求不同文化形成发展时所需的历史条件的把握。
综上所述,每种考证方法都有一定的优点,也有不足之处,不宜一概而论。在鉴别失译语料时,我们倡导结合文献学、语言学、文化学及其他方面,进行综合考证。
【注释】
[1]《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477a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参《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译经”条。
[3]《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478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参王文颜《佛典重译经研究与考录》,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0页。
[5]《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103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全唐文》卷七八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50上页。
[7]《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8]《大唐内典录》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9P338a0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671b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13c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王文颜:《佛典重译经研究与考录》,文史哲出版社1971年版,第83页。
[12]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3]《开元释教录》卷十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662a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参《开元释教录》卷十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662a29—666b0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16](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8页。
[17](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页。
[18]参董志翘《21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中古近代汉语探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页。
[19]慈怡:《佛光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4页。
[20]《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671b,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22]参慈怡《佛光大辞典》“伪疑经”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4页。
[23]《旧唐书》卷六,《二十五史》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8页。
[24]《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673a,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梁晓虹:《从〈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看“疑伪经”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汉语现状与历史研究——首届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颜洽茂:《〈大正新修大藏经〉平议两题》,《汉语史学报》(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27]朱惠仙:《〈大正藏〉断句首创与致误条陈——以〈出曜经〉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215—216页。
[28]参方一新《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54页。
[29]参方一新《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54页。
[30]董琨:《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5页。
[31]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0页。
[32]《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92P1091a3—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3]《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197P173b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4]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页。
[35]方一新:《〈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11期。
[36][荷兰]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7—225页。
[37]陈秀兰:《对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的几点补充》,《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2期,第56—57页。
[38]唐钰明:《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第394—399页。
[39]《大正新修大藏经》,T14N553P898c19—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0]《大正新修大藏经》,T15N604P181a19—b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1]《大正新修大藏经》,T15N605P181c4—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2][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7页。
[43]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4页。
[44]史光辉:《东汉汉译佛经考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8页。
[45]唐贤清:《副词“互相”“相互”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46]《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196P155c23—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7](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80页。
[48]《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52P14b10—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9]《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88P618b6—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0]《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40P58c10—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1]《大正新修大藏经》,T53N2121P35c13—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2]《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6P533c5—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3]《道行般若经》卷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60b19—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4]胡敕瑞:《〈道行般若经〉与其汉文异译的互校》,《汉语史学报》(第四辑),第142页。
[55]《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30P853c12—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6]唐贤清:《副词“互相”“相互”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57]《大正新修大藏经》,T19N962P336a19—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8]唐贤清:《副词“互相”“相互”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59]《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41页。
[6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50页。
[61]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7页。
[62][荷兰]许理和著、蒋绍愚译:《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7—225页。
[63]唐钰明:《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第394—399页。
[64]陈秀兰:《对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的几点补充》,《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2期,第56—57页。
[65]汪维辉:《系词“是”发展成熟的年代》,《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第133—136页。
[66]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03页。
[67]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页。
[68]《大正新修大藏经》,T15N605P181c4—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9]此例采用《大正藏》原句读。《大正新修大藏经》,T15N605P181b20—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0][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页。
[71]《大正新修大藏经》,T15N604P180c11—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2]《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37c13—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3](唐)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357b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4]《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1P54b7—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5]《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3P293c17—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6][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77][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页。
[78]郭锡良:《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语言学论丛》(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79]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80]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81]《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33P1064b9—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2]参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62页。
[83]胡敕瑞:《“尔许”溯源——兼论“是所”“尔所”“如所”“如许”等指别代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3—224页。
[8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86页。
[85]胡敕瑞:《“尔许”溯源——兼论“是所”“尔所”“如所”“如许”等指别代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3—224页。
[86]《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33P1052b14—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今按《昙无德羯磨》共有“尔许”7例,正文6例,注1例,不包括以下有异文例:“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T22N1433P1052b7)
[87]《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6P898a10—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8]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73页。
[89][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90][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91]《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14P241c25—P242a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2]《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26P578b9—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3](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2页。
[94](后汉)安世高:《七处三观经》,《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50AP880b13—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5](后汉)支娄迦谶:《道行般若经》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58a25—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6](吴)支谦:《大明度经》卷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5P503c9—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7](西晋)竺法护:《受新岁经》,《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61P858b26—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8]参史光辉《从语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9](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48页。
[100]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9—61页。
[101]周俊勋等:《〈搜神记〉(二十卷本)语料构成及价值》,《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102](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8页。
[103]《众经目录》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7P156b16—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据史光辉考证此经风格与魏晋译经相近,最早也只能是三国译经。详参史光辉《从语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286页。
[104]详参梁晓虹《从语言上判断〈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中国语文通讯》第40期;遇笑容、曹广顺:《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遇笑容、曹广顺:《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以〈旧杂譬喻经〉为例》,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0年版。
[105](隋)法经撰:《众经目录》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6P144b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6]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方言》2002年第1期,第57页。
[107](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108]《百子全书·荀子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109][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15页。
[110]王文胜:《鉴别词与吴语处州方言的动态地理分类》,《语言研究》2007年第3期,第29页。
[111]张渭毅:《魏晋至元代重纽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七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9页。
[112]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12页。
[113]参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4]引自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3—229页。
[115]王文胜:《鉴别词与吴语处州方言的动态地理分类》,《语言研究》2007年第3期,第26页。
[116](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117]朱庆之:《佛教混合语言初论》,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2001年,第1—33页。
[118]谭晓平:《湘南江永勉语中的上古汉语借词》,《语言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5页。
[119][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120]余志鸿:《译后记》,[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121]吕叔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
[122]鲍金华:《〈世说新语〉与〈贤愚经〉词汇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页。
[123]汪维辉:《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中国语文》2007年第2期,第175—183页。
[124]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9页。
[125]方一新:《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汉语史学报》(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126](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9P258b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7]《北山录》卷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52N2113P619b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8]《高僧传》卷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68a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9]《高僧传》卷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68a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0]《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25P583a23—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1]《佛说诸法勇王经》有1例:“树破坏者,谓涅槃已,以神通力碎身舍利如葶苈子。”(T17N822P849a29—b1)但此经年代尚未确定,《祐录》未见此经,《长房录》作刘宋昙摩密多译,法经归失译。
[132]《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370b16—17/T12N375P609c28—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3]《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367b11—13/T12N375P606c17—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4]《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84P465c19—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5]《大正新修大藏经》,T11N313P761a12—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6]《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396a25—27/T12N375P636b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7]《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422a18—19/T12N375P663b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8]《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388a23—27/T12N375P628a24—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9]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5—129页。
[140]董琨:《“同经异译”与佛经语言特点管窥》,《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第559页。
[141](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2]郭平梁:《魏晋南北朝时期车师——高昌一带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143](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9页。
[144]董永强:《四至八世纪吐鲁番的多民族问题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1页。
[145](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60页。
[14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14页。
[147]董永强:《四至八世纪吐鲁番的多民族问题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7—19页。
[148]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49]《贤愚经》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403b18—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0]《贤愚经》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403b20—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1](梁)宝唱:《经律异相》卷廿四,《大正新修大藏经》,T53N2121P131b10—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2]《贤愚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356c3—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3]《贤愚经》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403b13—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4]《六度集经》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52P51c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5]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156]《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352b22—24/382b11—12/P382b16—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57]王嵘:《故国寻梦——高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158]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159]《贤愚经》卷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382b12—14,宋、元、明本。此例“时人”高丽本作“明人”,方一新认为“明人”系后人所改,详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160]参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161]详参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鲍金华《〈世说新语〉与〈贤愚经〉词汇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4页。
[162]《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353c22—24/P388c8—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63]《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391a13—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64]《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370b22—24/P370c4—6/P409b10—11/P442a18—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65]《大正新修大藏经》,T53N2121P72a15—16/T53N2121P191b25—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66]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9页。
[167]《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739c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68]《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52a17—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浛”宋、元、明、宫本作“”。
[169]《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88c25—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0]《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740b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1]参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2页。
[172]《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52P45A17—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3]《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25P488c15—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4]《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79P888b24—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5]《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665c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6]《大正新修大藏经》,T32N1656P498/T24N1462P679a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7]《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738c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8]《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679a21—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79]《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81b13—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先提”宋、元、明、宫本作“迁提”。
[180]《大正新修大藏经》,T32N1644P213c13—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宋、元、明、宫本作“迁提”,高丽本作“荃提”。
[181]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9页。
[182]《善见律毘婆沙》卷十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95a22—23/P795b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3]《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835b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4]《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9P967a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5]《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31a19—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6]《大正新修大藏经》,T17N721P275c23—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此例有异文,“椰”明本作“邪”。
[187]《大正新修大藏经》,T51N2092P1017c9—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8]《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835b10—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9]《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5P210c10—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0]《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61a9—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1]《大正新修大藏经》,T14N468P493a29—b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2]《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33b23—25/P754b27—c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3]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739b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4]《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35b7—9/T24N1462P795b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5]《大正新修大藏经》,T32N1644P212a11—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https://www.daowen.com)
[196]《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578b3—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7]《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091b16—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8]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9页。
[199]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00]《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25P771b13—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此例“标”圣本作“檦”。
[201]《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12P749b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02]《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28P919b18—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03]《大正新修大藏经》,T17N721P98a15/P410b4—5/P410b9—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04]《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440a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05]《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694b6—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06](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52页。
[207]T22N1428P940a8—9此例被梁宝唱撰《经律异相》引用:“过去世时,有三亲友,象、猕猴、鵽鸟,依一尼拘律树止。”(卷四十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53N2121P247b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08]《大正新修大藏经》,T23N1435P86a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09](宋)法云撰:《翻译名义集》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091a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0]《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62P13c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1]《大正新修大藏经》,T11N311P687a12—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2]《大正新修大藏经》,T17N721P78b9—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3]松江崇:《也谈早期汉译佛典在上中古间语法史上的价值》,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八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214]胡敇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215]颜洽茂:《〈大正新修大藏经〉平议二题》,《汉语史学报》(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206页。
[216]《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54P78b18—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7][日]太田辰夫、江蓝生:《〈生经·舅甥经〉词语札记》,原载《语言研究》1989年第1期;后收入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6页。
[218]《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50P159c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9]谭代龙:《〈生经·舅甥经〉“不制”解》,《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2期,第82页。
[220]《大正新修大藏经》,T15N620P335a27—2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1]《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31P813a8—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2]《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87P1080a24—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3]旧题东晋迦留陀伽译《佛说十二游经》,《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195P147b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4]《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198P180a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5]《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85P479a24—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6]《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99P67a22—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7]《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90P827a15—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8]《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45P160c9—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29](唐)李善注:《文选》卷廿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
[230]《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62P306a6—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31](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5页。
[232]《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6P286a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33]陈文杰:《同经异译语言研究价值新探》,《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1期,第28页。
[234](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页。
[235](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0页。
[236]《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506b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37]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7页。
[238]《法句经》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10P574a2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39]《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5P750a23—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0]《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41b10—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1]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242]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243]张涌泉:《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55页。
[244]方一新:《中古汉语词义求证法论略》,《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33—34页。
[245]《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78P437a29圣本/T09N278P688a22—23宫、圣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6]《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0P246c1—2圣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7]《大正新修大藏经》,T13N397P344c17—18圣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8]《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00P378b1圣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9]《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13P241a17—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0]《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5P162b8—9/T08N222P179c13—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1]郑贤章:《〈龙龛手镜〉俗字丛考》(一),《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第67页。
[252]《大正新修大藏经》,T02N125P780c24—25圣本/P781a15—16圣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3]《大正新修大藏经》,T14N566P937b25—26圣本/P937c23圣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4](辽)行均撰:《龙龛手镜》,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3页。
[255]《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1P300a13—14宋、元、明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6]《大正新修大藏经》,T09N278P436a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7]《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2P432c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8]《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26P620c7—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59]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260]《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2P750c1—2/P791b9—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61]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61页。
[262]方一新:《〈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5页。
[263]遇笑容、曹广顺:《中古汉语中的“V第不”式疑问句》,《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5—135页。
[264]《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63a12—13/P463a13—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65]参《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编辑缘起》,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266]姜亮夫:《〈中国文化经典直解〉序》,《中国文化经典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67]颜洽茂:《金刚经直解/坛经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68]参慈惠《编序》,白化文、李鼎霞释译《经律异相》,佛光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69]刘振强:《刊印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缘起》,颜洽茂注译《新译经律异相》,台湾三民书局2010年版,第1—2页。
[270]颜洽茂注译:《新译经律异相》,台湾三民书局2010年版。
[271]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272]方一新:《从译名演变看疑、佚佛经的翻译年代》,《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5页。
[273]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274]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75](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4—245页。
[276](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10页。
[277](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71页。
[278](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71页。
[279](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4页。
[280](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7页。
[281](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5页。
[282](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1页。
[283](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2页。
[284](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3页。
[285]参张淼《百年佛教疑伪经研究略述——以经录为中心的考察》,《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第124页。
[286]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汉语史学报》(第五辑),第273页。
[287](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4页。
[288]《大正新修大藏经》,T49N2034P065a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89]《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6P117c0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90]《大正新修大藏经》,T53N2122P735c18—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91][日]辛嶋静志:《〈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2页。
[292]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293]李如龙:《论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语言研究》1999年第1期,第102页。
[294]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295]丁治民:《〈古尊宿语录〉偈颂用韵考》,《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3期,第2—7页。
[296]丁邦新:《声韵学知识用于推断文学作品的时代及真伪之限制》,《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0页。
[297]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第86页。
[298]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页。
[299]方一新:《从译名演变看疑、佚佛经的翻译年代》,中国社科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5页。
[300]方一新:《〈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11期。
[301]袁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302]方一新、高列过:《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54—57页。
[303]张涌泉:《敦煌写本断代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第67页。
[304]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102页。
[305]张涌泉:《敦煌写本断代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第67页。
[306]《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747a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07]《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170b16—18/T17N721P143c13—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08]《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4P399a27—28/T12N375P639c12—13。
[309]童庆炳:《童庆炳谈文体创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10]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31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312]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84页。
[313]朱惠仙:《中古汉译佛典文例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0年,第19页。
[314]转引自[日]辛嶋静志《〈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315]《大正新修大藏经》,T11N313P755b21—c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16]此词《汉语大词典》首例举南朝梁简文帝《〈大法颂〉序》,偏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3页。
[317]已有学者提出“三音化”的概念,详参唐贤清《佛教文献三音节副词特点及产生、衰落的原因》,《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4期。“三音化”是否与多音节的外来词有关,抑或出于临时的语用环境考虑,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尚有四音节连用表“应当”义,如隋阇那崛多译《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五:“若欲成就,深利智慧,要必当应,精勤观察,三教藏法,深智乃成。”(T21N1340P729c25—27)但这种情况较少。
[318]《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281a8—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19]《汉语大词典》释为“大体总是、总归”,第5045页。
[320]《大正新修大藏经》,T23N1440P513a8—9/T17N721P132c24—25/T15N639P572a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21]《大正新修大藏经》,T25N1509P313a19—20/T12N374P373a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22]竺家宁:《魏晋佛经的三音节构词现象》,北京大学中文系《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5页。
[323]颜洽茂、熊娟:《〈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1期,第63—64页。
[324]史光辉:《从语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286页。
[325]方一新、高列过:《〈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第92—99页。
[326]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第77—83页。
[327]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84页。
[328]陈秀兰:《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329]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
[330]朱冠明:《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中国语文》2007年第5期,第402—411页。
[331]龙国富:《从梵汉对勘看中古汉译佛经中的特殊判断句》,“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国际研讨会论文,2005年。
[332]姜南:《汉译佛经中增译的话题转移标记——以〈妙法莲华经〉的梵汉对勘为基础》,《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第223—230页;姜南《汉译佛经“S,N是”句非系词判断句》,《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第59—66页。
[333]陈建民:《文化语言学说略》,《语文导报》1987年第5期。
[33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335]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36]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37]《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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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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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354](梁)僧祐:《弘明集》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2N2102P1b3—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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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李炳东:《广西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61页。
[357]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参廖国一《广西的佛教与少数民族文化》,《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61页。
[358]李传军:《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7—51页。
[359][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360](后汉)安世高译:《四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32P814c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1](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075a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2](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6P241b20—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3](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074c29—1075a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4]《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0P227c14—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5]《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0P227c20—21/c24—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6]《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499c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7](唐)玄奘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59页。
[368]《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479a3—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9]《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099b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70](唐)玄奘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60页。
[37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349页。
[37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349页。
[373]《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324b22—23/T54N2128P458a17—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74]《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458a17—1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75][朝鲜]朴永善辑:《朝鲜禅教考》,《卍新纂续藏经》,X87N1622P224a10—11,《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0年。
[376]《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84P462c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77]《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10P563b9—10/T03N152P23c2—3/T08N225P506b3—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78]《大正新修大藏经》,T12N378P914b24—25/T03N154P88b22—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79](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12P658a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0](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T01N1P18b4—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1]《大 正 新 修 大 藏 经》,T03N186P498a26—27/T22N1428P946b16—17/T23N1435P279a23—24/T53N2121P237c8—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2]《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0P213c13—14/T04N200P204a26/T04N200P208c15—19/T04N200P235a11—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3]《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491b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4]《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167a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5]《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196P153b24—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汉语大词典》(第713页)“僧房”条首例举南朝宋谢灵运《山居赋》:“临浚流,列僧房”,偏晚。
[386]《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21P137b14—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7]《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21P112a19—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8]《大正新修大藏经》,T23N1435P416c6—8/P416c11—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89]另有3处有异文,“坊”作“房”。
[390]《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200P243c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91][荷兰]许理和:《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88页。
[392]梁晓虹:《从语言上判定〈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中国语文通讯》第40期,1996年。
[393]遇笑容、曹广顺:《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第7页。
[394]此处有异文,宋、元、明等本“一卷”作“二卷”。
[395](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6—27页。
[396](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页。
[397](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68页。
[398](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1页。
[399]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9页。
[40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49页。
[401]汪维辉:《从语言角度论一卷本〈般舟三昧经〉非支谶所译》,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五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8页。
[402]汪维辉:《从语言角度论一卷本〈般舟三昧经〉非支谶所译》,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五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8页。
[403]方一新、高列过:《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27页。
[404](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8页。
[405]《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53P62b16—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06]此统计数据当包括1处异文,卷一:“(菩萨)回身四顾,索可以食虎,以济子命,都无所见。”(T03N152P2b14—15)此例“都”宋、元、明本作“睹”,亦通。前文言“(菩萨)回身四顾”,后文言“睹无所见”,符合文义。详参遇笑容、曹广顺《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第7页。
[407]遇笑容、曹广顺:《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第7页。
[408]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97页。
[409]不包括如下2处异文,卷三:“诸人若非人闻法者,发心所作功德,及初学菩萨道者,都计之合之,积累为上。”(T08N224P438c12—14)此例宋本无“都”。卷四:“如梦中所见,都是三处。”(T08N224p459b26)
此例“都”元、明、宫本作“睹”。
[410]《汉语大词典》(第6188)义项4释为“统统”义,胡敕瑞则认为“都卢”是叠韵联绵词,详参《〈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67—68页。
[411]《大正新修大藏经》,T08N224P428a22/P431c20/P430c6—7/P434c10/P433a25/P440b8—9/P440a3—4/P437b17/P477c8—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12](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2页。
[413](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3页。
[414](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5页。
[415]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274页。
[416]梅祖麟:《从语言史看几种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17]关于《昙无德羯磨》译出年代的考辨,参第九章。
[418]史光辉:《从语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419]史光辉:《从语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420]汪维辉:《从语言角度论一卷本〈般舟三昧经〉非支谶所译》,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五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8页。
[421]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83页。
[422]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423]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424]方一新:《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原则——以早期汉译佛经鉴别为中心》,《语文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6页。
[425]李如龙、辛世彪:《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99年第3期,第202页。
[426]参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427]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428]戴黎刚:《历史层次分析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1期,第15页。
[429]汪维辉:《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中国语文》2007年第2期,第175页。
[430](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26c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31]蓝吉富:《佛教史料学》,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6页。
[432](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九,《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28P817b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33]《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84P469c28—P470a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此例“湩”宋、元、明本作“”,“”为“湩”之俗字。
[434]《大正新修大藏经》,T03N152P22c9—1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35]《大正新修大藏经》,T04N198P188a2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36](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1页。
[437][日]太田辰夫著:《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438]《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25a8—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39]《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012b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40][日]辛嶋静志:《〈道行般若经〉和“异译”的对比研究》,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21页。
[441]《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60P436b6—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42]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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