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集百缘经》翻译地点综合考辨
被隋法经误题为吴支谦译的《撰集百缘经》,一直颇为学界关注,对其年代与译人,季琴、陈祥明等已有较为详细的考证,初步结论为:作者不是支谦,成书年代可能晚于三国[134]。在隋法经撰《众经目录》(公元594年)里已有《撰集百缘经》,所以《撰集百缘经》在三国以后、法经之前当无异议。大致年代的确定有助于译经地点考证时的分析。
日本出本充代博士曾认为《撰集百缘经》与《贤愚经》存在某些相同的故事[135]。《贤愚经》为北魏慧觉等译,目前学界尚未见有对僧祐“《贤愚经》译于高昌郡”的记载表示异议的。《撰集百缘经》的语词明显迥异于南方甚至是长江以北的长安、洛阳等地的译经,反而十分接近于玉门关外的高昌译经《贤愚经》,这些无不强烈地暗示着《撰集百缘经》译经地的关外归向。下面我们试从语言学(语音、词汇)、文化学的角度来综合考证《撰集百缘经》大致的完成地点。
1.语言学考察
在对失译语料进行语言学鉴别时,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结合语音方面的考察,来考证《撰集百缘经》大致的完成地点。
(1)语音学考察
语音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重大的演变,其中声母形成了三条重要的演变规律:轻唇和重唇的分化、舌头和舌上的分化、齿头和正齿的分化[136]。在考察一个实际语音是不是方言语音时,声母的变化不能忽略。徐通锵在论及方言历史分区时,认为等、呼的差异和韵腹元音的变化,由于方言间参差、交杂的情况比较大,因此不利于方言历史分区的研究。而声母和辅音韵尾的变化,尤其是声母的演变规律应该处于首选的地位[137]。《撰集百缘经》中的“宕”,可能就是“上”的声母变化后演变而成的方音。
1)《撰集百缘经》卷五:“时有女人,名曰恶见,井宕汲水,往从乞之。”[138]
此例“宕”,如用中土典籍习见的义项来解释,难通。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四:“桥宕(徒浪反。宕犹上也,高昌人语之讹耳)。”[139]“井宕”即“井上”,试比较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一:“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罗,系属于人,井上汲水。”[140]“上”有“侧畔”义,先秦典籍已见,《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41]《史记·孔子世家》:“唯子赣庐于冢上。”司马贞索隐:“盖‘上’者,亦是边侧之意。”[142]所以“井上”即“井畔”义。但“上”的早期意义应是“高”,“高”后来也一直是“上”的核心义项。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语义内容发生变化是引起语音形式变化的一个基本原因。语音之间的差别,可以归纳为有限的发音学特征上的差别[143]。宋时已有“南方之音在唇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之说[144]。所以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当“上”的非常见义项在远离中原的高昌被汉语不甚娴熟的经师碰到时,由于不同区域的人发音时发音器官的使用存在差异,“上”在高昌就转为舌音被发成“宕”了。这在高昌译经《贤愚经》中已经呈现出非常清晰的线索:
2)《贤愚经》卷九:“波婆伽梨,起入林中,林中有树,其刺极利,即取两枚,各长尺五,持来兄边。兄眠甚重,一手捉刺,当其眼宕,刺令没刺,收宝而去。”[145]“眼宕”即眼上。
3)《贤愚经》卷九:“即严象马。群臣百官,夫人彩女,导从前后,躬迎太子,到于界宕。”[146]
经中先言“密将太子,还著界上”[147],接着说“躬迎太子,到于界宕”[148]。下文又重言“即与群臣,往到界上”[149]。可知“界宕”即“界上”。
4)《贤愚经》卷九:“尔时太子,素多伎能,歌颂文辞,极善巧妙,即于陌宕,激声歌颂,弹琴以和,音甚清雅。”[150]
“陌宕”即“陌上”,义为“街道上”。“陌”指城中街道,而非田间小路。
5)《贤愚经》卷七:“时此年少,适到桥宕,尔时复有辅相之子乘车外来,桥中相逢,各恃豪姓,不相开避。”[151]
6)《贤愚经》卷十:“有一穿珠师,偶到道宕,见于弥勒,甚怀敬慕。”[152]
另在《杂宝藏经》亦见1例:
7)《杂宝藏经》卷一:“此婆罗门,常石上行小便,有精气,流堕石宕。”[153]
“石宕”即前文已言及的“石上”,唐道世引用此文时作“大小便利,常于石上,后有精气,堕小行处”[154],可资印证。
《贤愚经》《杂宝藏经》同为北魏译经,《贤愚经》译于高昌,《杂宝藏经》是“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释昙曜译出”[155]。《杂宝藏经》“并未至京都”[156],是说《杂宝藏经》译于北国,而非京都。那么,这个“北国”到底位于何方?
从敦煌玉门关出访西域,据三国鱼豢记载有南、中、新三道。从“玉门关西北出,……到车师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57]。新道即为北道,因其是从玉门关西北出,“其北道入印度者,……又西百余里至西洲,即高昌故地”[158],高昌就是出玉门关经北道入西域的重要驿站,属于僧祐所指的北国范围。
从以上《贤愚经》《杂宝藏经》中的例证看,“宕”基本上只出现在名词后,名词具体有“井”“眼”“界”“陌”“桥”“泽”“道”等,这跟“上”作“侧畔”义时基本位于名词后是一致的。方音尽管有变异,但变异的方音仍然会尽可能地向权威的通语靠拢,“宕”在《广韵》里就与“上”同在阳部,同为去声。“宕”自觉不自觉地接受通语“上”对其演变的方向、速度、范围的控制和影响,来保持语言相对统一的格局,让变异的方音不至于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语言[159]。“宕”自然也就承接了“上”的这一语法作用,跟其前的名词组合为一个固定的双音节,构成一个韵律词[160]。弱化的“宕”位于双音词的后项,使这些韵律词符合它们的重——轻型结构,便于诵读。声母的演变终究是有一定条件的,尽管演变的原因不易挖掘,倒也应和了布龙菲尔德的感慨:“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在音变和某种先行的现象之间成功地建立一种相互关系,音变的原因是不知道的。”[161]
变异作为语音演变的一面,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但音变需要时间,需要条件,同时也有一定的地域性,这使得很多变异的语音传播不久,流布不广,没能被主流社会承认,而昙花一现。“宕”作为“上”的高昌方音即为一例,同时期的中土典籍鲜见这一现象。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宕”作为“上”的方音“白读”时,这一语言现象在关内却无法同步上溯,北方、南方译经中,“宕”依然秉承中土文献之义,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三:“时诸声闻,共白佛言:昔有一士,离父流宕,侨亭他土,二三十年。”[162]“流宕”为“流浪、漂泊”之义,中土文献习见。
如果我们承认徐通锵提及的声母在音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宕”同“上”讲,那么,“宕”可能就是高昌人对“上”的方音读法[163]。
尽管高昌地理位置独特,胡汉杂居,人口结构成分复杂,《贤愚经》也不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它的原典是从于阗国得到的胡本[164],这样的译经很有可能包含不同区域的“俗语,或中亚古代语言”[165]。我们暂且不能确定“‘宕’同‘上’”是异族方音还是高昌本地方音,但“宕”犹“上”这一语言现象的区域性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能将这样的语言现象提炼出来,并使之达到一定数量,并将它们作为考证《撰集百缘经》完成地点的关键依据,这应该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2)词汇学考察
《撰集百缘经》中有些语词,在其他译经中极少见甚至未见,如“纠告”,卷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愚人,名曰如愿,好喜杀生偷盗邪淫,为人纠告”[166];又如“疋偶”,卷五:“佛在毗舍离弥猴河岸重阁讲堂,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曰遮罗,选择疋偶……”(宋、元、明、圣本)[167]等。
不过从整篇经文看,《撰集百缘经》的词汇面貌非常接近译于高昌的《贤愚经》,较多语词鲜见于南方译经,更有一些语词仅见于在玉门关外的高昌、西域等地所翻译的佛经中。
普通语词
日头
1)《撰集百缘经》卷四:“(婆罗门)还复释身:愿王今者,约勅民众,修治田种,却后七日,我当降雨。时梵豫王,闻是语已,心大欢喜,勅诸民众:及时耕种,满七日头,必当降雨。”[168]
“日头”即“天、日子”义。此例先是婆罗门承诺七日后降雨,梵豫王非常高兴地把消息告诉他的子民:满七天,肯定降雨。而到了第七天,果然天降大雨,“七日头到,降大甘雨,一切苗稼,皆得成熟,人民炽盛,丰乐无极”[169]。《杂宝藏经》可资印证,卷十:“时王情重,恩爱不息,语夫人言:‘至六日头,乃当听尔,出家入道,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语夫人:‘尔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来见我,我乃听尔,得使出家。’”[170]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三:“有阿罗汉,知此国王,不久命终,计其余命,不过七日……至七日头,便即命终。”[171]“日头”即日子义,其结构类同“日脚”,“头”并非附于时间名词后特指某一日的尽头[172],现在某些方言中还存“熬日头磨洋工”这样的说法,如山西方言。
“日头”大部分出现在北方译经中,苻秦昙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有2例,如:
2)《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尔时,临七日头,释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173]
姚秦释僧肇撰《注维摩诘经》有1例:
3)《注维摩诘经》卷三:“更有婆罗门,以药涂之,至七日头疮乃坏。”[174]
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有2例,如:
4)《贤愚经》卷十一:“到七日头,方得九百九十九指。”[175]
南方译经仅在萧齐求那毗地译《百喻经》中检索到2例,如:
5)《百喻经》卷一:“婆罗门言:‘今此小儿,七日当死,愍其夭伤,以是哭耳。’时人语言:‘人命难知,计算喜错,设七日头,或能不死,何为豫哭?’”[176]
求那毗地是中天竺僧人,曾“有闻西域”“建元初来至京师”[177],他的译经出现“日头”,跟他的出身天竺、游历西域可能有某种关系。
《撰集百缘经》有“日头”六例,与北方译经似乎更类同一些。
理极
1)《撰集百缘经》卷一:“作是念言:‘我今困苦,理极正尔,谁能救济,我所寿命,我当终身,善好奉事。’”[178]
“理极”即极,表程度之甚[179],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有2例,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2例,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2例。如:
2)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一:“王告檀腻羁:‘卿之多过,吾已释汝,汝家贫穷,困苦理极。’”[180]
3)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三:“时有妇人,偶行在此,值天降雨,风寒理极,无避雨处。”[181]
4)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阿难言:‘穷苦理极,佛与众僧,三月食马麦。’”[182]
从严格意义上讲,“理极”只出现在北方译经中。
打棒
1)《撰集百缘经》卷五:“姊妹眷属,即诣其所,与彼大妇,极共斗诤,遂相打棒。”[183]
“打棒”为“殴打”义[184],仅在北方译经中检索到,姚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1例、《十住毗婆沙论》1例,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4例,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2例,北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毗昙毗婆沙论》1例。
2)姚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十一:“时珠师执缚比丘而加打棒。”[185]
3)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六:“时摩诃罗,复问之言:‘我有何罪,横加打棒?’”[186]
4)北凉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毗昙毗婆沙论》卷七:“答曰:‘初生未受苦痛时……但有打棒坏裂之声。”[187]
人名
《撰集百缘经》里有些译名很特别,尤其是一些人名,其他译经鲜见,如“恶奴”“如愿”“浮娑”等。
1)《撰集百缘经》卷三:“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愚人,名曰恶奴……”[188]
2)《撰集百缘经》卷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愚人,名曰如愿,好喜杀生、偷盗、邪淫,为人纠告。”[189]
3)《撰集百缘经》卷三:“时彼国中,有一商主,名曰浮娑。”[190]
其中有些人名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如“沸疏”,对译于“Pus'ya”,《撰集百缘经》中有2例:(https://www.daowen.com)
4)《撰集百缘经》卷八:“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曰沸疏……”[191]
5)《撰集百缘经》卷八:“时须达长者,闻彼沸疏,有此好女,通致信令,求索珠鬘,欲为其子,娉以为妇。”[192]
令人困惑的是,除《撰集百缘经》中可见相应的翻译外,我们很难在其他译经中找到对应“Pu'sya”的翻译。如果《撰集百缘经》是一部抄集、汇总之经,这些人名应该会有蛛丝马迹遗留在其他译经上。
又有些人名,则在北方译经中多见,如“满贤”“善爱”“含香”等。
满贤
“满贤”是意译,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富那跋陀,此云满贤,神将也。”[193]又《翻梵语》卷六:“富那波薮,译曰满贤。”[194]
《撰集百缘经》中,“满贤”基本都出现在《菩萨授记品第一·满贤婆罗门遥请佛缘》,正文共7处。
1)《撰集百缘经》卷一:“时彼南方,有一婆罗门,名曰满贤。”[195]
2)《撰集百缘经》卷一:“南方有国,名曰金地。彼有长者,字曰满贤。”[196]
在北方译经也可见用例,用作佛名、神名、夜叉名:
3)北齐那连提耶舍译《大方等大集经》卷五十五:“尔时世尊以帝跋尼国,付嘱师子齿天子五千眷属,萨陀曼多乾闼婆五百眷属,牟尼萨罗紧那罗百眷属,摩尼贤夜叉、满贤夜叉各二千五百眷属。”[197]
4)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卷九:“南无普胜帝沙佛,南无满贤佛。”[198]
5)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二十五:“中有大富居士,财宝丰盈,种种居足。唯少一事,无有儿息,从诸神、祗池神、家神、交道大神、满贤大神、高贤大神、大自在天神、那罗延神、韦钮天神,下至钵婆罗神……”[199]
善爱
“善爱”作为人名,《撰集百缘经》可见10多处[200],为王名、彩女名,但在汉魏六朝的其他译经中几乎未检索到确切用例。
1)《撰集百缘经》卷二:“时彼南城,有乾闼婆王,名曰善爱,亦巧弹琴。”[201]
2)《撰集百缘经》卷三:“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波斯匿王,后宫彩女,名曰善爱……”[202]
3)《撰集百缘经》卷八:“尔时父母,闻女说偈,喜不自胜,寻前抱取,乳哺养育,因为立字,名曰善爱。”[203]
含香
“含香”是“Sūksmatvak”的意译,为长者名,见3处,如:
1)《撰集百缘经》卷三:“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含香……”[204]
2)《撰集百缘经》卷三:“佛告阿难:‘汝今见此含香长者设诸肴饍供养佛僧不?’”[205]
2.文化学考证
(1)称谓
称谓是表示身份、地位的具体命名,是一种标志性符号,用来表示人们彼此关系。而用于称呼的“称谓”出自于《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10称谓是涉及“崇正名
○10(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81页。号”的大事,古人对它极为重视,孔子亦有流传千古的“名正言顺”之说。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者,称谓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留下了社会变化和语言演变的足迹,是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的一个结合点[206]。所以,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称谓的梳理,可为翻译地点的考证提供些许有用的线索。
女郎
“郎”,古廊字,原指宫殿廷廊,借指宫廷侍卫人员,战国始有。东汉时,“郎”常用作奖励性的封赠。由于权贵子弟大多能得到“郎”的封号,故汉魏以后,“郎”成为权贵子弟的美称[207],如《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208]在南朝以前的文献中,“郎”几乎未见用于称呼女性的。作为女子对男子的昵称,“郎”极具江南色彩,“欢、郎、侬是吴地的方言,是六朝以前江南地区以外的文学作品中所未曾出现过的,可说是吴侬文学的特色”[209]。在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西洲曲》中有“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210]的少女相思,但在北朝的《木兰诗》里却是“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211]的感慨。乐府民歌最初往往是依存于当地方言而立足的,据此推断称谓“郎”存在南北差异亦并非毫无道理。
《撰集百缘经》有“女郎”2例:
1)《撰集百缘经》卷八:“夫受其言,即往白王:‘女郎今者,欲来相见。’”[212]
2)《撰集百缘经》卷八:“女夫答王:‘何以乃尔!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政,天女无异。’”[213]
这是两段国王与其女婿的对话,国王有一女,原本极丑,但此时“蒙佛威神”,美若天女,她丈夫回国王话时称她为“女郎”,显得亲昵;“郎”是带有褒义色彩的,将其视为男子对女子的昵称似无不可。这样的“女郎”仅在《贤愚经》中检索到2例[214],所述大同小异:
3)《贤愚经》卷二:“夫问妇言:‘汝前极丑,今者何缘端政乃尔?’其妇具以上事答夫:‘我缘佛故,受如是身。’妇复白夫:‘我今意欲与王相见,汝当为我通其意故。’夫受其言,即往白王:‘女郎今者,欲来相见。’王答女壻:‘勿道此事,急当牢闭,慎勿令出。’女夫答王:‘何以乃尔?女郎今者,蒙佛神恩,已得端政,天女无异。’”[215]
在南方译经中,难觅此“女郎”芳踪,“郎”仍然指称男性,如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十一:“时长者子食已,往淫女家。女言:‘大家郎欲食不?’”[216]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佛说树提伽经》:“王语树提伽:‘是卿家儿郎以不?’”[217]
《撰集百缘经》将本来专用于男子的称呼添上“女”字后用来称呼女子,这似乎不太符合汉族男尊女卑的传统,而“女郎”用来表年轻女子较早见于高昌译经《贤愚经》,这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女郎”开始时只是高昌一带的方俗称谓。
奴
“奴”的本义是地位卑贱的罪人,《说文解字·女部》:“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后可用作第一人称,这种用法可能是来自于少数民族语言[218]。《汉语大词典》谓“奴”为“自称的谦词”,引《敦煌变文集·王昭君变文》“异方歌乐,不解奴愁”,又谓“后世为妇女自称”,引宋张先《菩萨蛮》词“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219]北方多见此种用法,流传至今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仍有“四妹子儿和了个三哥哥,他是奴的知心人”。但在确切的东晋、南朝译经中未检索到“奴”的这种用法,《撰集百缘经》有3例:
1)《撰集百缘经》卷一:“时有长者,多财饶宝,不可称计,闻王愁恼,来白王言:‘奴家多有金银珍宝,恣王所用。’”[220]
2)《撰集百缘经》卷八:“于是偷人,如智臣语,向王首实:‘此宝珠者,奴实盗取,畏不敢出。’”[221]
3)《撰集百缘经》卷八:“时彼偷臣,既得脱已,前白王言:‘愿恕罪咎,听奴出家。’”[222]
(2)名物
《撰集百缘经》中有些名物产于玉门关外,后可能随译经的流布而为汉人熟悉,如:
薫陆
薫陆是一种昂贵的香料,有欧、亚两个原产地,西出天竺,南产大秦。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阿咤厘国(南印度)周六千余里,出熏陆香树。”[223]《释迦方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承之。薫陆又名“杜噜”,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杜噜,此云熏陆,《南方草物状》曰出大秦国。”[224]它可能是在三国时经西域进入中国北方的,鱼豢《魏略·西戎传》:“大秦多金……薫陆、郁金、芸胶、薫草木十二种香。”[225]因薫陆“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226],故又称“乳香、乳头香”。乳香在古代近东最主要的用途是敬神[227],这使得它有某种理由成为佛教东渐途中各地僧徒的上品之香。经丝绸之路入关的薫陆可能产于天竺,因为鱼豢除言及“大秦多薫陆”外并没提供其他的信息,来自薫陆其中一个产地天竺的法护首次将它带进译经,《正法华经》卷八:“若干树木果实,熏陆香、苏合香、华香、栴檀香、木榓香、青木榓香、种种众香。”[228]但在南方译经中却很难检索到[229],“薫陆”几乎集中在北方译经中。
1)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即服诸香、栴檀、熏陸、兜楼婆、毕力迦、沈水胶香。”[230]
2)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卷八:“烧种种香,栴檀、沈水、熏陆、多伽罗、苏犍陀。”[231]
3)北凉法众译《大方等陀罗尼经》卷四:“婆首伽罗香、熏陆香。”[232]
4)北凉昙无谶译《大方广三戒经》卷上:“勋陆栴檀,沈水苏合,是等诸树,无不备有。”“勋陆”即“薫陆”,宋、元、明本即作“熏陆”。[233]
5)北周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若有恶鬼,入人宅中,须熏陆香一百八颗在于像前,每颗咒一遍,置著火中。”[234]
鸠摩罗什、菩提流支、昙无谶、耶舍崛多均来自天竺,《大方等陀罗尼经》是法众“于高昌郡”译[235]。高昌从魏晋开始就是经北道出西域的必经之地,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商业贸易十分活跃;香药在高昌的贸易份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大部分都是外来之药[236],“薫陆”当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可能是先为高昌民众所熟知,随佛教入关,被北方佛教徒视为上品之香,但在南方似乎不怎么盛行,《撰集百缘经》中有“薫陆”2例,在此名物上表现出与北方译经的相似。
6)《撰集百缘经》卷一:“作是念言:‘……我今当就,持此宝物,尽持与妇,当从彼边,索少许钱,市易熏陆……’”[237]
7)《撰集百缘经》卷一:“如其设计,索得两钱,市易熏陆,持诣祗桓,烧香供养。”[238]
是一种细毛布,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四“白 ”条:“者,西国木绵花,如柳絮,彼国土俗,皆抽捻以纺为缕,织以为布。”[239]辽行均《龙龛手镜·毛部》:“,西国毛布也。”[240]明张自烈《正字通·毛部》亦曰:“,外国毛布也。”三人的记载虽不够具体,但并不妨碍他们传递的信息:肥沃的汉土并非“”的原产地。“”原产于高昌国,《南史·夷貊传下·高昌国》:“高昌国……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 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241]据新疆的考古发现,早在东汉时期该地区就已使用棉织品了。[242]
“”在三国前可能没有传入汉地,这与它的产地高昌在汉时尚未成为出玉门关入西域的主要通道不无关联,再者汉族的丝绸也丝毫不比它逊色。司马迁、班固对汉时已成为“宜禾都尉所治处”[243]的高昌总是惜墨如金,鱼豢虽适时地记录了出西域的新道,使得后人有机会知晓高昌地理位置的重要;不过,鱼豢在《魏略·西戎传》里提到了海西布,提到了五颜六色的阿罗得布、温宿布,等等,唯独不载又软又白的“”,看来“”在三国前入关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是随着译经踏上汉土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五“缕”条:“,西国草花蕊也,……本无此字,译经者权制之。”[244]看来唐时“”较多的出现还是在译经中,但慧琳的“本无此字”可能是针对汉族通语而言,对关外的异族并不适合,“”可能是先出现在译经中,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卷二十:“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各各布坐,身上好衣,诸名綩綖,柔软细 ,以布坐上。”[245]《放光般若经》的原本被僧祐数次记录为“朱士行至于阗,写得正品梵书”,[246]朱士行获梵本后请于阗三藏无罗叉在陈留主译,“”有可能紧随《放光般若经》从西域入关。
“”能跨过长江天堑,罽宾三藏僧伽提婆功不可没。僧伽提婆于苻秦入关,曾游洛阳,姚兴时渡江,“”可能就是此时随《中阿含经》一起被南方人熟悉的,卷七:“诸君可往,以新缯 ,收敛我父。”(宋、元、明本)[247]遗憾的是,我们仅检索到2例。相对北方较高的频率,“”在南方译经中基本是零星出现在少数几部译经中,且大多只是表“布”义。
“”在《撰集百缘经》中有较多用例,且字无定形,不仅可表“布”义,也可作“衣服”义:
1)《撰集百缘经》卷六:“尔时有一贫穷女人,客作三月,得一张 ,须用作衣。”[248]
2)《撰集百缘经》卷六:“复自思维:佛世难值……我今身上,唯此一 ,若用布施,裸形而坐。设不用者,后无所望,我今穷苦,会当归死,宁舍此 ,持用布施。”[249]
寻检其名,《撰集百缘经》似乎也属于唐智昇所言的“是此方抄集,而非梵本别翻”[250],但《撰集百缘经》可能是有梵文原典的,姜南称其为“梵文化程度不高的早期译经原典”[251]。原典的成立年代,日本学者辛嶋静志在《〈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一文中曾提及另一日本学者干潟龙祥认为是在3到4世纪[252]。《撰集百缘经》的语言风格与南方译经有较大出入,其中有些语词未见于南方译经,有些外来名物在南方亦不常见,它的完成地点可能是在北方,很有可能是玉门关外的高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