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礼与法

“法，刑也”以及所蕴含的“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之义，只是凸显出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所应有的表层特征，却并没有揭示出法律的本质性内涵。犹如《辽史·刑法志》所言：“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欲厘清法律的真正内涵，还必须阐述其与礼的关系。

何谓礼？《礼记》云：“夫礼之初，始于饮食。”^[17]《说文解字》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聲。”“礼”之本意，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其含义发生了几个明显的变化。他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丰，推之而奉神人酒醴亦谓之礼。又推之而奉神之事，通谓之礼。”^[18]可见，“礼”原初为祭祀之器皿，即若丰，其后称祭祀之酒也称之为礼。后来，将祭祀之活动均称之礼，其含义变化的基本轨迹便是，由祭祀之器皿而至祭祀之物品、内容以及意义，再至成为祭祀之行为，故它的含义最初来源于宗教祭祀，后延伸至伦理道德规范，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故此，“礼”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宗教规范、风俗习惯等规范的综合体。

如果我们细分，则可以从抽象与具体两个层面上来阐述“礼”的内涵，这其实与“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从抽象层面上而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礼。”^[19]“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者，天地之序也。”^[20]“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21]“礼者，天理之节文。”^[22]不难看出，前述之“礼”为一种抽象的原则、准则、原理，它是各种规律、规范、制度以及礼仪的“理”。

《礼记》云：“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23]“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24]从《礼记》中的此类阐述来看，便可以很好地说明何谓具体之“礼”，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五礼”、“六礼”和“九礼”则是具体规制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之“礼”^[25]。(https://www.daowen.com)

就具体的“礼”的使用而言，其实质如《史记》所言，在于确立“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与“礼”一样，也在抽象与具体两个层面上使用，如“法者，天下之至道也”^[26]、“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27]以及“法者，天下之理也”^[28]等，便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法律，这与抽象层面上的“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谓之法”^[29]以及“杀戮进驻谓之法”等记载则是指具体行为规则，这实则等同于具体的“礼”。

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与“礼”之间的关系可谓“礼即法，法即礼”，只不过“礼”为“法”的灵魂与价值内核。为何会形成这一基本特征，则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律所维护的基本利益进行阐述，毋庸置疑的是，法律，它始终强化的是一个血缘集团的整体利益，亦即它发挥自身效用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则是从血缘关系出发，这也是它日后不断被伦理化、被“礼”所统摄的基本逻辑。诚如朱熹所言：“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故圣人以治之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30]所以，法律只不过为形而下之“器”。

通过简要地梳理法律的基本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只是一种维护“礼”的工具与手段，无论其以“律”等何种形式出现，均是借用“刑”之残酷与残暴发挥自身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