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门类及思想内涵
明初人修《元史》，其志书阙艺文志，清乾隆间钱大昕主要根据“当时文士撰述”的记载，“录其都目，以补前史之阙”，因成《补元史艺文志》一书，显现了元代著述的繁浩丰富，也为后世按照书目寻索元代文献提供了方便。是书仍按经史子集四部传统图书分类法，编排书目，子部细分十四小类：儒家、道家、经济、农家、杂家、小说家、类事、天文、算术、五行、兵家、医方、杂艺、释道。儒家类是子部之大宗，是孔孟之后历代信徒对于儒学思想的阐述和发挥，而对于《五经》文本的注疏笺释之类著述，分别以《易》《诗》《礼》《书》《春秋》《论语》《孟子》《孝经》《小学》诸经名目统归经部，而与史部、子部、集部并列。宋代儒学发展进入理学阶段，南宋则是理学的鼎盛时期。宋金元之际，战争频繁，文献毁失，北方尤其严重，大儒相继衰朽凋零，理学内部朱、陆门户之争加剧，攻习儒学者或重章句训诂而流于细碎，或重本心自悟而流于空疏，弊端滋生。蒙元起于朔漠，蒙军大举侵入中原后，逐渐认识到加强文治、推行汉法的重要性，欲行汉法，必须在思想学术上恢复推尊儒学特别是宋儒理学的崇高地位。儒学地位的确立与汉法的推行，二者同步共进，中间曾多次遭到蒙古贵族保守势力的竭力抵制，“权臣屡毁坏汉法”[131]。为了排除朝廷顽固派的抵制，为了说服、感化以元帝为首的统治中枢，占领思想理论高地，名儒硕学根据时代特点，努力研究经学和宋代理学，并取得可观的成绩。一是对周、邵、张、程、朱诸理学大师经典著作进行整理、解说，其著述见于《补元史艺文志》书目，如张怀远《周子书》、陈樵《太极图解》《通书解》、耶律楚材《皇极经世义》、郑原善《补正蒙解》、程时登《西铭补注》、柳贯《近思录广辑》、冯翼翁《性理群书》等。二是阐释理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如曾巽中《心性论》《理气辨》，黄镇成《性理发微》，胡炳文《性理通》等。三是梳理儒学渊源，论证道统传承，如赵复《传道图》《伊洛发挥》《朱子门人师友图》《希贤录》，吴澂《学统》，赵居信《理学正宗》，时荣《洙泗源流》，俞长孺《心学渊源》等。自唐韩愈创为道统之说，宋儒承袭之，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传之孟子，以后便不得其传，自认为本朝周、程、张、邵诸大儒克绍孔孟统绪，乃道统真脉所在，而推朱子为集大成者。宋元之际，兵荒马乱，儒学衰微，但源流未绝，硕儒老成犹存。其时南北阻隔，文化中心南移，北方儒学不振，文献难求。元世祖忽必烈尚在“潜邸”时，接受北方汉族谋士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建议，留心访求儒、道、释、医、卜之士，在俘虏营中得南士赵复，召至燕京，建太极书院，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有学者百余人，“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132]。赵复所获遗书多为儒家著作，其所讲述以儒家道统为宗旨，“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133]。北方程朱之学因之振兴，其大儒许衡、刘因等人都尊道统崇朱学。许衡早年尝与姚枢讲论儒学，得见赵复“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向小学》等书，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134]。后学论元代道统首举许鲁斋先生。刘因初为经学，考究训诂疏释，“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遂转而求其精奥，评诸家之学：“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135]南宋理学形成朱、陆两大派别，“庆元学禁”解除以后，朱熹被追谥为“文公”，《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为学官教科书，朱学遂提升到官学的地位。元初，朱学流衍为两大支脉，一支为江西饶鲁，为朱熹再传弟子，人称“江右斗杓”，再传而得草庐（吴澄）；另一支为浙江金华何基，亦朱熹再传弟子，继传王柏、柏弟子金履祥、履祥弟子许谦，史称“金华四先生”。江右吴澄与北方许衡同为大儒，并称“南吴北许”，年方弱冠即以继承圣贤道统自任，并著书论述道统源流，提出古代道统传承分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历史阶段，又以《周易·乾卦》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四德”分别说明三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乎？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所论颇具卓识创见。接着又谓：“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盖有不可得而辞者矣。”[136]这位青年学子不但从理论的高度、发展的眼光来论证儒学道统之天经地义和演化逻辑，“道之大原出于大，神圣继之”，而且以继往开来、舍我其谁的学术担当自任，终成一代大儒。孔子与朱子，儒学与道统，所以能浸淫元代思想学术界，逐渐确立起崇高地位，而为统治者接受认同，进入国学，以《四书》及朱氏章句集注等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还因为得到广大西域地区已经华化、汉化、儒化的色目人学者、官宦的积极倡导扶持，对其君主的力谏和感化。诚如陈垣先生所言：“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元初不重儒术，故南宋人有九儒十丐之谣，然其后知尊孔子，用儒生，卒以文致太平，西域诸儒，实与有力。”[137]又举高智耀、廉希宪、不忽木等十余人为例，谓高智耀是最先以儒术说当世者，曾于太宗、宪宗、世祖三朝不知疲倦地力言儒术有补治道；谓廉希宪笃信好学，元色目人中，足称为理学名臣者；谓不忽木与同舍生上兴学疏，力言儒学之要，规划学校制度及考试之法甚备，又称其世为康里（今乌兹别克斯坦）人，去中原甚远，“能崇儒重道若此，是真可惊异者矣”[138]。西域诸儒多得蒙古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在朝中有较大的话语权，分量比许衡等汉族大儒更重，易受统治者的重视和采纳。
元代敬奉孔子、朱子，尊崇儒学、理学，以此作为实施文治和汉法的主导思想，然而并不排斥百家，独尊儒术。元代思想学术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蒙古统治者的精神信仰崇奉西藏佛教，自元世祖尊八思巴为国师以来，几乎历代皇帝皆奉八思巴法嗣为帝师，前后盖有十一人。藏传佛教在元代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国内其他佛教宗派也因势扩张，寺院和僧尼人数增加，禅宗尤其盛行。“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139]蒙元统治者也敬重高道羽流，道教虽流行南北，但其强势难敌释氏。元代刊刻佛经事业发达，朝廷和地方镌印，以及寺庙与民间翻刻，都有成绩。元初，官方对燕京弘法寺金代大藏经旧版重加校订、补雕，成《弘法大藏录》（今佚）[140]。至元中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白云宗僧徒募刻大藏经，是又一部元藏（今存）[141]。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二十四年（1287），顺德府开元寺沙门庆吉祥等奉诏修《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十卷。此种经目较北宋吕夷简等奉敕编修之《景祐新修法宝录》新录经典一百五十三部，而“华梵对辨”“蕃汉参对”，即在“梵文佛典的汉译本之下，标注藏文译本（蕃本）的有无异同”[142]，斯为《至元录》之特异之处，也是藏传佛教输入的成果。元代佛教史著作以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最著，与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并称。念常，号梅屋，俗姓黄，华亭人。年十二出家，弱冠游江浙大丛林，博究群经，延祐间遴选为嘉兴祥符禅寺住持。以二十余年完成编年体佛教史《佛祖通载》，凡二十二卷。此书除汲取前代佛教史籍外，还补充了许多散见于碑铭、文集、传状、诏制等资料，元代部分多属新采新编，“故学术价值尤为重大，深受后世学者的重视”[143]。明王世贞尝有评论：“元僧华亭智常作《佛祖通载》，其名与《统纪》同，而立例却异。自七佛以至二十七祖，中国六祖，一花五叶为主，而教典正传，净行神足，亡所不该。又效涑水《通鉴》编年之法为之，其用心亦勤矣。”[144]同时又列举其“七误”。先是，至元十二年（1275），福建扆峰沙门熙仲编《历朝释氏资鉴》十二卷，于元代佛教史迹极略。《补元史艺文志》著录元代（含辽金）佛教著作约七十种，《通载》与《资鉴》并列其中。惟《释氏资鉴》书名作《续释氏通鉴》，“十二卷”作“十五卷”，附注：“京师大宝集寺住持则堂义公所修，续宋本觉之书，始宋太祖至今。”（本觉书名《释氏通鉴》），书名、卷数、作者全不类，钱氏著录似误。又将宋僧志磐《佛祖统纪》列入元代艺文志佛书类，失考尤甚。文献纷繁错杂，莫辨淆乱真伪，虽贤者间或不免。当元之世，西藏佛教进入后传时期（此前称旧传时期），宗派林立，名师辈出，帝师八思巴所属萨伽派最得元帝尊宠。其时藏地译经、刻经与说经并盛，给中土佛学以很大影响，丰富了中国佛学宝库。中印佛学史家吕澂先生云：“迨于元初，后传佛学，其势正盛，译籍既备，创制大藏，先后有数家目录，刊定略异。则如世尊剑弟子软语隐福从蒙古集得巨资，搜罗各地藏本经籍，悉奉置于奈塘伽蓝，比较整理成一大藏，创刊版本，印刷流通。”[145]藏译大藏经与汉译大藏经同样浩瀚，为方便检阅，故有佛经目录，吕先生举出元代西藏高僧所编三种经藏目录，即《目光目录》《柴巴目录》和《语宝目录》。评价《语宝目录》：“刊定正确，遂为后世之所取范，欲知西藏佛学文献之实际，应以此录为入门矣。”[146]此部目录作者布顿（1290—1364），藏学大师，霞鲁（又译作“夏鲁”）派创始人，曾任日喀则霞鲁寺住持，其派因以得名。著有《佛教史大宝藏论》，又名《善逝教法源流》《布顿佛教史》，成书于元至治二年（1322）。是书对印度和西藏佛教史作了精湛扼要的记述，提供了有关人物、事件、流派、学说和典籍方面的珍贵史料。“叙事之细密，议论之透辟，考订之明审，语言之通畅，在藏传佛教史籍中是首屈一指的”[147]。目录为《布顿佛教史》附编，曾单行于世，为佛家瞩目。八思巴弟子沙罗巴（1259—1314），西域人。通藏文和多种民族语言，译经甚多，并刻印行世，后授江浙等处释教总统。又有必兰纳识里（？—1331），畏兀儿人。幼熟畏兀儿文，既长能贯通西域、西亚、南亚诸国语言文字，皇庆中命翻译梵文经典。“是时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理译进”，这位翻译家惜在至顺中“与安西王子月鲁帖木儿等谋为不轨坐殊”[148]。钱氏《补元史艺文志》于藏传佛教不甚留意，仅著录必兰纳识理一人并其译经《楞严经》《大乘庄严宝度经》《大涅槃经》等六种，具见《元史》本传。
蒙元统治者也尊崇道教，于道教南北两大派，始重北方全真派，后重南方正一派，此与社会政治和道教自身发展情势有关。全真教为南宋金元时期兴起流行北方的新道教，对道教文化的贡献甚大。一是道藏的编辑刊印。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道士孙明道收拾宋《政和道藏》经板残片，又搜访遗经，补刊成藏，名《大金玄都宝藏》，藏燕京天长观。泰和二年（1202）观毁于火，祸及经板，暨金末，各处道藏也多毁于兵燹[149]。元既灭金，全真道士披云真人宋德方遵其师丘处机遗意，以修复、重刊道藏自任，获丞相胡天禄大力赞助，拨白银千两以为创始之费，于平阳（今山西临汾）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委任高弟通真子秦志安总领其事，有李志全与秦同为校讐，朝夕不倦。藏创始于元太宗九年（1237）完工于乃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前后凡八载。元刊道藏意义重大，于兵燹中保存了一部极具中华文化特色的宏伟典籍，道家统绪和精神得以传承不绝，诚如陈垣先生所言：“《道藏》虽不讲‘三纲五常’，而包涵中国固有杂学，如儒墨名法史传地志医药术数之属无不备，固蔚然一大丛书也。能寝馈于斯，虽伏处山谷，十世不仕，读书种子，不至于绝，则全真家刊行《道藏》之意义大矣。”[150]二是道教史传的编纂。关于历代道教人物传记著作首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简称《仙鉴》。共分三编。正编“始自上古三皇，下逮宋末”，“其得道仙真事迹，乃搜之群书，考之经史，订之仙传而成”[151]，得七百四十五人；《续编》记宋末金元诸道士，得三十四人；《后集》专收历代女姓仙真，得一百二十人。全书共收神仙和道士八百九十九人，古代仙真道士传记著作，历时之长，收罗之富，人数之多，当以此书为最。三编均题“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赵道一编修”，道一事迹失考，其书盖成于元至元间。《仙鉴》为纪传体道教通史，秦志安《金莲正宗记》，李道谦《祖庭内传》《七真年谱》《甘水仙源录》，皆关乎全真教史，为元代道教中著述的一个特色。李道谦（1219—1296），字和甫，号天乐道人，汴梁（今河南开封）人。为全真道“七真”之一马钰再传弟子，尝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领终南山刘蒋村全真祖庭重阳万寿宫事。终身未尝废书，经史百家，靡不周览。又遍祀岳渎，东游海滨，晚归终南。《甘水仙源录》十卷，收录全真道始祖王喆及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等“七真”，并“七真”弟子及再传弟子六十余人传记，皆为碑、铭、传、记等原始材料，撰者多为元初显官名士，如元好问、姚燧、王磐、商挺、王鹗、杨奂、高鸣、宋子贞等，作者自撰亦在其中。是书成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卷前作者自序云：“道谦爰从弱冠寓迹于终南刘蒋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载，每因教事历览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宫道观，竖立各师真之道行及建作胜缘之碑铭者，往往多鸿儒巨笔，所作之文，虽荆金赵璧未易轻比。道谦既经所见，随即纪录。”[152]故其所录殊可珍贵。陈垣先生尤赞赏其书，谓“《仙源录》多采各碑拓本”，“诸碑皆出一时名手，且足知著者与本人之关系，其意味尤隽永也”[153]。
钱大昕《志补》所举子类十四家书目，其中“医书类”最多，约一百五十余种，涵盖医理、本草、方剂、医科等方方面面。其时产生了几位名医大家。其最著者当首推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并称“金元四家”。李杲（1180—1251），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富家子，好医药，不惜千金师从燕赵名医张元素，不数年尽传其业，治病救人，起死回生，时人称为“神医”，“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154]。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东垣试效方》《兰室秘藏》《活法机要》《用药法象》《伤寒会要》《医学发明》等，并见钱《志》著录。弟子王好古也知名，著有《医垒元戎》《此事难知》《汤液本草》《阴证略例》等。朱震亨（1282—1358），字彦修，号丹溪，浙江金华人。早岁从同郡大儒许谦研究理学，有用世之志，应考举考试，再试不利，转而习医。时医家多行南宋大观年间陈师文、裴宗元等医官所定《和剂局方》，凡二百九十七方。震亨独疑之：“用药如持衡，随物重轻而为前却，古方、新证，安能相值乎？”[155]于是往苏州、宣城、南京等地寻师而订其说，最后在杭州遇罗知悌。其人“精于医，得金士刘完素之学，而旁参于李杲、张从正二家”。学成而归，为诸医推尊。所著医书有《丹溪医案》《丹溪纂要》《丹溪治法语录》《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金匮钩玄》等。弟子戴思恭、赵以德、王履也为当时名医。此外还有金灸学家窦默（1196—1280），骨科医学家危亦林（1277—1347），眼科医学家倪维德（1303—1377），以及经络医学家滑寿等等，悬壶济世，潜心著述，有功当代，影响后世。李杲、朱震亨的医学著作还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明成化间，日本医家田代三喜曾来华专攻李氏和朱氏医学，留居十二年，返国后成为日本医界著名人物[156]。又少数民族医家如忽公泰，字吉甫，蒙古人，官翰林集贤直学士，著有《金兰循经取穴图解》，元大德七年（1303）刊于吴门。忽思慧，蒙古旗人，元延祐间曾任饮膳太医，著有《饮膳正要》，为我国著名营养学名著，元天历三年（1330）初刻问世，后流传日本。萨德弥实（又译作沙图穆苏），号谦斋，蒙古族人。元泰定间以御史出为建昌（今江西南城）知府，留意方书，著有《瑞竹堂经验方》。元代海内各民族文化交流广泛，医药亦然，蒙、藏、回诸族医药与汉族传统医药交融，大大丰富了中华医药文化宝库，其中回回人对中国多民族文化包括医药文化交汇融合作出很大贡献。“元代回回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中、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157]回回人中多出巧匠、商人、艺人、学者和医生，回回药每有奇效，回回医之特技称为“西域奇术”[158]，并受元廷的高度重视，在最高医疗机关太医院设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又在大都北京、上都开平设“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159]，聘请回回医为医官。广惠司中也有来自欧洲信奉基督教（蒙语称也里可温）医师，有聂只儿者尝为驸马刚哈剌咱亲王治愈双目“奇疾”[160]。又有御药院，“掌受各路乡贡、诸蕃进献珍贵药品，修造汤煎”[161]，吸纳东西方各国的良医良药，也丰富了中华传统医药。而医学提举司机构具有许多职能，如“考较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162]，考核太医院医官和各路医生，教育太医院学生，管理各地医校，还有校勘名医著述，鉴定检验各种药材的品质，都在职责范围之内，管理细致周到。元世祖即位之初，尚在用兵之际，即留心收揽医学人才，草创医疗机构。中统二年（1261），兵伐四川，诏成都路置惠民药局，派遣王祐于西川路采访医、儒、僧、道，四年，立诸路医学教授，至元十二年（1275），大军攻伐南宋，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俱载《元史·世祖本纪》。又重视培养医药人才，设置医药学校。中统二年，太医院使王猷进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人，学非其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立医学，“后又定医学之制，设诸路提举纲维之”[163]。其体制略仿儒学，路府州县各级行政区皆设医学，统一由各路医学提举总管（“纲维之”），在学生徒每月都要经过考试，“视其所对优劣，量加劝惩”，“凡随朝太医，及医官子弟，及路府州县学官，并须试验”[164]。医疗行政管理体制和医疗教育体制都比较周密完善，使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有了制度的保障。得其大利者多为统治者和富贵阶层，平民百姓“孤寒者”也沾其泽，特别是大批医药人才的涌现，良医圣手的仁心，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大幸。元代重医的又一创举，是在京师及路府州县建三皇庙，祭祀伏羲、神农、皇帝三位上古神圣，奉之为医之初祖，由政府官员经办，医师主祭，其制略如孔庙，有学必有庙。大儒吴澄云，“医有学，学有庙，庙以祀三皇，肇自皇元，前所未有也”，“医学立三皇庙，与儒学孔子庙等，则新制也”[165]。故称“创举”，充分体现了元人对医的尊崇，通过对三皇的岁时祭祀，使国人油然而生敬医之心，树立尊医重医的社会风尚，从医者也得到激励和教育，加强医德医术的修为研习。
元代百年医坛，出现了不少德高、学博、术精、技妙的名医乃至大师，产生了许多极具特色的医学名著乃至经典，成绩卓著，照灼医史。其医学文化精神之可贵者有三：其一，博大仁慈的情怀。元朝前后两次遭遇惨烈的兵灾，一在金元之际，一在元明之际，兵灾加天灾，杀戮、焚掠、饥寒、疾疫洊至，民不聊生，人口锐减。“金崇庆末，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166]。元末兵乱，“寇掠汴汝淮泗之间，死者成积，中原丘墟”，“山东西、河南北、淮左右皆为寇壤，城郭丘墟，积骸如山”，京师由于漕运不通，又遭蝗灾，“元京饥穷，人相食”，“兼之中原连年旱蝗，野无遗育，人无食，捕蝗为粮”[167]。蒙古军侵入中原之初，仍按惯例实施围城屠城，幸免屠戮，久处围城中也被困死、饿死、染疫而死。及降城开，死者已大半。“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听居民自出，日饿死不可计”[168]。元太宗窝阔台四年（1232），蒙军围金都城燕京半月，解围之后，都城百万人民，“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乃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其由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之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169]此皆名医李杲亲见亲闻。志士仁人，身处斯世，惨目伤心，悲天悯人，良医乃以民胞物与为怀，以救死扶伤为任。刘因先生劝勉一位医士，“穷则良医达良相，古人须向今人求”，“勿以一身戚，而忘天下忧”[170]。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刘因对孟子的穷达说作了发挥，认为士达最高理想是做良相，溥惠天下，泽加于民；处于穷困之境，最佳选择是做良医，同样可以济世救民，而不可因为一己之戚而忘苍生之忧。士穷则为良医之说，出典于北宋名臣范仲淹。元朝政府重视医疗事业，注意选拔医药人才，又有比较系统的医药管理体制和培养医药人才的教育体制，一时习医、从医、食于医、隐于医者甚众。这是促进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具有大慈悲大仁爱心肠，济世救民怀抱，甘愿献身医学并取得卓越成就，被誉为良医“国工”者相继涌现，如刘、张、李、朱金元四大家，如滑寿、吕复、王履、戴思恭元明之际诸名医，其博大高尚的仁慈心肠则是内在精神动力。其二，义勇清和的品行。视救死扶伤为己天职，急人之急，解人之危，理解病人，感同身受，不以病家贫富贵贱而轻重待之，这都是良医的基本操守，多见诸记载。明清之际金华著名学者胡翰概言儒医：“趋人之急，不规其利，推吾之仁，不矜其技，呻吟痛苦，视彼若己。”又谓：“贫贱不苟拒，姻友不苟取，曳裾公卿之间，不知爵禄之为荣，而势利之可慕。”[171]这是何等崇高的医德，胡翰从他同乡一位叫王与权的医生身上见到了这种品格，并形诸笔墨予以表彰。医学宗匠义乌朱震亨长浦江宋濂二十八岁，结为忘年交，元时同属婺州路，二人相知甚深，宋濂为作墓表，对先生人品、医术备极称颂。如云：“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痡，先生谕之曰：‘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卮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172]丹溪行医，殚精竭虑，辨证用药，全活者甚众，又用自己的言行风节去影响人，感化人，教诲人，“昏明强弱，皆获其心，老者则爱慈祥，幼者则乐恭顺，莫不皆知忠信之为美”，“凡先生杖履所临，人随而化”[173]。治病还治心，行医兼教化，皆仁者济世之道，丹溪集于一身，是为真正的儒医。以丹溪之高名神技不难富且贵，而素心淡泊，自奉甚薄。“居室垣墉，敦尚俭朴。服御唯大布宽衣，仅取蔽体。藜羹糗饭，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姓家，当其肆筵设席，水陆之羞交错于前，先生正襟默坐，未尝下箸。其清修苦节，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而于世上所悦者，淡然无所欲嗜。”[174]先生竟得高寿，享年七十有八，所谓仁者寿也。其三，丰富精湛的学识。医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科都有联系。中国传统图书、学科分类，医家与儒、释、道、兵、农、阴阳、五行、天文、历算等九流百家统归于子部，各分支小类又互相纠结渗透。元代医家除了重视熟读钻研古代医经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以及近代名医张元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等著作外，还广泛从其他诸家汲取思想养料，采撷医药学材料，而子学的兴盛也为各家学说相互交流吸收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学术氛围，也有助于提高医学的整体水平和医家的自身素养。朱震亨深受儒家程朱理学熏陶，早年受业于金华学派朱学传人许谦，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日有所悟，心局融廓”，“抑其粗豪，归于粹夷”，“理欲之关，诚伪之限，严辨确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175]，理学对他的医学思想、作风有深刻影响。道教重长生摄生，讲吐纳烧炼诸术，《道藏》中保存不少医学资料。道士借医术以行善救人，或神乎其技以炫俗招徕信众，医者或隐于道流，避尘寰，藏崖谷，修习道家养生治病之法。道士每通医术，医家亦悉玄理，医与道息息相关。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子部医书类注明作者为“道士”与“道人”著作有殷震简之《验方》、璚瑶道人之《八法神针》等。又邓文彪《医书集成》未注作者身份，其实也为羽流中人，见于虞集所作书序。其序略云，邓文彪字谦伯，号无为子，江西金溪人。不乐家居，而好修真之事，乃以暇日尽考古医经，捃拾离合，该博参互，数十年而成《医书集成》三十余卷。称作者“其用心亦勤矣”，惜其“书成而化去”。南行御史台御史张起岩见而悦之，请虞集作序，以助其书刊行。序末指出，通医术者当博学，“学不博，不足以尽其艺，为医者尚有考于斯文”[176]。其高道而精医术者，乃能粹然藉医以积善行道、全活人命，并无诡道秘术以惑世之视听。如金元之际全真道士崔道演，字玄甫，道号真静，师事“七真”之一的刘长生，“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窭者反多所给，是以四远无夭折，人咸德之”[177]。在崔道演看来，医术不过是一种手段、技能，借助它来实现积德行善的宗教也是人生的理想。又全真道士马天麟，字君瑞，法名志希，上谷（今属河北）人。为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首位门徒马钰再传弟子，其父祖以上，皆以医学起家。金元兵乱中，拜于志道洞真为受业师，浪迹于居庸、武川、昌州一带，甚至落到“乞食”的困境。但见“营幕错居，感疾者众，类乏医疗”，乃以世代家传医术，“即发其所秘三折肱之艺，煮散饵之，病者四起”。后居燕京，得废弃地数亩，创建玉清观，以为道流栖泊、修炼、弘法之所，常以医疗收益以补观中费用，“凡医术所赆，悉归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178]。马天麟以医术弘扬道教，以道士身份行医救人，在他身上医与道结合得尤其紧密。元末滑寿“于医尤深，江南诸医未能或之先也”，医著甚丰，又博学善文，“博通经史诸家言，为文辞温雅有法”[179]。非以医名家的大儒硕学每每涉足医学，颇有造诣，其对医史、医事、医经、医理的记载、考证、疏解和阐释，拾遗补漏，而含卓识宏论，因其具有很高的思想、学术、理论、辞章修养，又享高名美誉，故此类撰述每含医学和文化价值，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在许衡、吴澄、虞集等以及元明之际宋濂、刘基、胡翰诸家文集中皆可见之。
元代子学除儒、释、道、医诸家之外，农家、天文、历算、五行、小说、杂艺、杂学，也蓬勃发展，异彩纷呈。因受中国自晚周以来传统子学思想的浸润，和本朝百余年特殊文化环境的涵育，元代子学还提供了新的思想因子并形成自身的学术特点。
其一，博通九流，学贯三才。元代文化开放度高，自由度大。东西方之间，多民族之间，在思想文化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交流，彼此往来，互相影响。朝廷对精神信仰、思想学术的提倡带有一定倾向性，在某个时期，对某种图书或某一学派也曾给予打压、禁止（如对兵家、阴阳家、全真道）[180]。但就总体而言，尚能容许百家异学共存而少加干涉，这样就给了各种学说共同发展的空间，互相交融又互相争辩的机缘，遂使当时诸多学者文人的知识结构具有宏大驳杂的特点。名臣如耶律楚材，为蒙古国窝阔台大汗执政大臣，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多所建树，厥功至伟。公务繁忙，而极其好学，尝诫其子：“公务虽多，昼则属官，夜则属私，亦可学也。”[181]《元史》本传谓其“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又刘秉忠，在世祖左右备顾问，制定官制朝仪，位极人臣，自幼好学，至老不衰，《元史》本传谓其“博学多才艺”，“于书无所不读”，“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又齐履谦，至元间，预修《历经》、《历议》，授星历教授，皇庆间为国子司业，至治初拜太史院使。履谦本传谓其笃学勤苦，家贫无书。及为星历生，在太史局，有缘读秘书监亡宋故书，“昼夜讽诵，深究自得，故其学博涉精通，自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下至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不淹贯，尤精经籍”。大儒如许衡、吴澄学问之淹博精深自不必说，其他名儒硕学也如此。宋元之际朱熹后学金华金履祥，初师事同郡王柏，继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朱熹高弟黄幹。《元史》本传称履祥，“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其弟子许谦亦然，本传称，“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亦靡不该贯，旁而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又乐于教人，开门讲学，从者千余人。文章巨工虞集、欧阳玄、黄溍、柳贯、吴莱等，皆为博通之士。少数民族学者中，尤其让人惊奇的是，阿拉伯族裔元好问再传弟子瞻思，少壮时即有志于学，而不乐科第仕进，元顺帝至正间尝任江东肃政廉访副使。十年（1350）召为秘书少监，议治河事，皆辞不赴，明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元史》本传称：“瞻思邃于经，而《易》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家贫，
粥或不继，其考订经传，常自乐也。”汉文著述凡十余种，如《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审听要诀》等，涉及诸多学科，其西域史传及西方诸国地理著述令人刮目相看，另有文集三十卷。陈垣先生称其人“尤可异者”，其学“真元朝儒学之特色也”[182]。博极群书，出入经史百子，博涉百科知识，贯通天地人三才之学，志在成为通儒，这是元代学风和学术特色，也是大学者大文人应具的文化品格。坐井观天，株守一隅，难成大器。
其二，融百氏说，成一家言。元代学者治学论学多强调博览、博采、多学、多识，又注重约取、识精、知要、求是。《元史·郝经传》谓经尝得顺天守帅张柔、贾辅二家藏书万卷，皆“博览无不通”，“通”者知也，真读懂了。又《元史·苏天爵传》谓“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黄溍传》谓“溍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于其精”。《韩性传》谓性“博综群籍，自经史至诸子百氏，靡不极其津涯，究其根柢”。至于大儒许衡、刘因、吴澄等莫不如是。吴澄论博约关系甚有见地：“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夸多为务，而不该其表里真妄之实然，是以识愈多而心愈窒。”[183]孤陋寡闻，固不足取，徇外夸多，亦窒心智。为学之根本在于穷究事物“本末是非之极致”，追求思想内心之明彻，此即吴澄所谓“内外合一之学”，先儒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欲究事理本末是非以达于极致，必须弥纶群言，会通百家，比较同异，抉剔精粗，辨别是非，权衡得失，决定去取，而后乃有所自得、独解和创造。《元史》虞集本传论传主学术文章：“集学虽博洽，而究极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纶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乾、淳风烈。”所谓“经纬弥纶之妙”正指综合会通工夫。会通百家也包括与本门本派相左对立的“异端”之学。儒家往往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浅薄者不加深入研究便贸贸然简单地予以诋
排抵，其学术深厚者则不然。如金华朱学传人许谦，受业硕儒金履祥，“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儒学造诣精深。又博通天文、地理诸学，以至医经、术数之说，“旁而释者之言，亦洞究其蕴”。尝对人言：“学者孰不曰辟异端，苟不深探其隐，而识其所以然，能辨其同异，别其是非也几希。”[184]这是许谦研究百家异说的心得，也是对朱熹研究释老二氏治学经验的阐发。钱穆先生评朱氏禅学：“朱子识禅甚深，故其辟禅，亦能中要害。”[185]又道：“在理学家中，慧眼如炬，真能抉发禅家秘密，击中禅家病痛者，实惟朱子一人。”[186]朱子之外，还大有人在，其后学许谦也算一个。在元朝，被指为异端邪说旁门左道之名，而受到轻蔑、批判、排斥、禁毁的学术著述甚少，有些为世儒不齿的杂学小道如阴阳、卜筮、术数之类官府设有专门学校，“亦皆有肆习之所”[187]。官府还留心寻访通晓阴阳术数之人，给予教育培养，授予一定职务，允许人们自由学习研究，因此在民间颇为流传，大儒名士对这些也感兴趣，并有专门著述。关于地理风水，如名臣刘秉忠《平砂玉尺经》、名儒吴澄《删定葬书》、名医朱震亨《风水问答》等，都是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来探究风水之说的。元代学者既重视会通百家，从横向整合学问，又重视“统宗会元”[188]，从纵向寻源讨流，梳理学术历史发展趋势、演变脉络，揭示其中蕴含的原理和动因。元人好言正统、道统、学统、文统，相关言论甚多，专论儒学统绪的著作也不少，如赵复《传道图》、吴澄《学统》、桂本《道统铭》、陈刚《性理会元》、时荣《洙泗源流》、俞长孺《心学渊源》等。道家之书如李道纯《道德会元》，佛家之书如清筏《宗门统要》，等等。此类著述重在探讨学术的原始、本源、源头、滥觞，梳理流程路径，来龙去脉，曲折变化，指明主流、大宗、趋归、方向，进而联系本朝当下学术思想发展状况，明确自身在学术演进长河中的地位，历史文化担当，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成一家之言”[189]，这是元人评价本朝学者文人成就经常使用的话语，也是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取向和标尺，它体现了元代文化学术精英们很可宝贵的独创精神，与先秦诸子文化渊源遥相引接。(https://www.daowen.com)
其三，措诸实用，贵乎实学。元代儒士文人阶层的生存状况与赵宋时代有很大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诸多变化。民族高低等级的划分，科举取士制度的兴废无常，吏途之重由下层胥吏积年逐级升迁，所谓“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190]，儒生才人多不屑屈就，凡此都为士人出仕设置了层层障碍，为官食禄都有重重困难。而朝廷重视医药、阴阳、术数、卜筮、儒学，僧道各种人才，也为士流广开择业之门。除世家富室子弟，一般读书人为了生计或长远发展，不得不去做相士、术士、阴阳先生。著名诗人范梈少时家贫，“年三十余，辞家北游，卖卜燕市”[191]。大画家黄公望流寓松江，也“以卜术闲居”[192]。也有隐于道士和尚的，经商的，混迹于青楼瓦肆的，而悬壶行医，做儒学教师、书院山长，更是清高的行当。士生斯世，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文化艺术上有所作为，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温饱问题。当时流行着一句俗谚：“三代仕宦，学不得着衣吃饭。”[193]把“着衣吃饭”看得比仕宦还重要，反映了元代士人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最早从学理上指明“治生”对为学从文的重要意义的，是元初北方大儒许衡。尝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194]做学问首先要能生存，要有一定经济条件做保障，否则难以为继。有些士人所以不走正道，投机钻营，一旦为官便乘机巧取豪夺，谋求私利，这和原来生计困窘有一定关系。又谓：“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195]士子若生计艰难，可以务农，可以做工，也可以经商，但要守“义理”，讲诚信，不可作伪行骗。重视“生理”、“治生”、谋生之术，并与为学务文联系起来，使之落到经济生活实处，士流学者乃与农、工、商、医、卜、星、相、僧、道诸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士风学风为之一变，尚朴务实为其特征。元代社会颇重事功，学者亦然。《元史·郝经传》称传主：“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元史·儒林传》称阿拉伯人瞻思，“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又称西域儒学大师伯颜师圣，“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王祎推扬理学大家金履祥：“凡天官地志，礼乐刑法，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类，悉研究其微，以充极于用。”[196]又称赞元初学者名臣如刘秉忠、窦默、王恂、郭守敬等，“通天人之学，而明于术数事功”，“以致夫弥纶之用”，而成“一代之治”。称颂大科学郭守敬实用之学、事功伟业：“夫自金、宋以来，学者务攻词章，以哗世而取宠，鲜有措诸实用者，况乎天象、术数、水利事功之故，当世不讲久矣。而守敬独能任其绝学，精神心术之所及，度越古人远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为国于是继古帝而无愧矣。”[197]王祎论金、宋以来，天象、术数、水利等实用之学，“不讲久矣”，渐趋衰微，因称“绝学”，洎乎元代，因受当朝重视和支持，更有一批以郭守敬为代表的杰出学者的潜心研究和努力实践，实用之学遂取大巨大成绩，由衰而复盛。以此评价郭守敬的科学精神和历史遗产，“度古人远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高度评价元代文化学术、治道实政，实有可观，可以方驾古代盛世明君，“元之为国，于是继古帝而无愧矣”。此论高瞻远瞩，独抒己见，而具卓识，在同类言论中还是罕见的。明洪武二年（1369），他与宋濂俱为总裁官，其所草拟郭守敬传远较世传《元史》卷一六四本传翔实，传后这段论赞也被删去。以本朝史官为“胜国”修史，撰写名臣传，能超越政治、民族偏见，秉持学术之求真精神，史家之“直书”传统，难能可贵。王祎草拟郭传又称：“守敬以纯德实学为世师法，其学所最长者，曰天象衍数、水利事功。”实学涵盖多种学问、学科，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子部著录大量著作均可归入实学，例如历算类中郭守敬《授时历经》《推步》《仪象法式》《二至晷影考》《新测无名诸星》等，又有李冶《测圆海镜》。农家类如王祯《农书》、官修《农桑辑要》。医家类著作特多，除李杲、朱震亨、滑寿、忽思慧诸名家外，还有窦默《铜人针经》、罗天益《卫生宝鉴》等亦传世名著，官修医书则有《太医院新编本草》《仁惠局药方》。经济类指经世济民之术的书籍，如王恽《守成事鉴》、马祖常《千秋纪略》、李好文《大宝龟鉴》、苏天爵《治世龟鉴》、赡思《帝王心法》、张光大《救荒活民》、徐天瑞《吏学指南》、彭天锡《政刑类要》、秦辅之《资政格言》，此类政书也不少。儒家类、释道类、杂家类、小说家、杂艺类，乃至经部、史部、集部中许多著作也未尝不可视为实学之属。一部书的实学性质是由其内容、精神决定的，实学涵盖学术品格、学术指趣、学术精神，学术思潮。元人推崇的实学，其精神意涵有三：一曰实用、实效、实功。强调天下学问“务有用”，能“措诸实用”，最切实用的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所谓事功之学，例如“天官地志、礼乐刑法、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类”[198]，而农家、医家、天文、历算等更是重中之重。至元间翰林学士王磐为官修《农桑辑要》一书作序，序云：“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原，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然则是书之出，其利益天下，岂可一二言之哉？施于家，则陶朱、猗顿之宝术也；用于国，则周成、康，汉文、景之令轨也。”[199]要之，“有用”就是“利益天下”，能使国家富强，文教昌明，臻于治世，能使人民生活有保障，富裕殷实，有仁爱之心，而且健康长寿。农业、农学功用至大，其他学问凡能发挥这些有益作用的都是有用之学。二曰实见、实悟、实修。吴澄谈实学，重视由亲闻实见获得的真知，若仅就“文字上钻刺”，书本上求索，或徒取人言，则“非善学者也”。他以南人去燕京旅行为喻，亲至其地，则宫阙、街道、风沙、习俗并皆了然，若不到燕京，“却但将曾到人所记录，逐一去探究，参互比较，见他人所记录者有不同，愈添惑乱”，“盖不亲到其地，而但凭人之言，则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200]。大儒吴澄当然不是反对读书，而是告诫学者不可迷信书本，唯人言是听，要重视在实践中得来的真知。谈到读书，吴澄主张：“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201]“实悟”是讲穷理，“究竟其理”，而不能停留在“诵习文句”上；“实践”是讲道德修为，可称“实修”，而不能仅仅挂在嘴上。三曰实测、实验、实数。元代天文、历法、算术、地理、地图、农业、医药、水利、工程、航海、军事各种科学技术并兴齐进，成绩卓著，并推进数学的发展，实测、实验等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天文学家、水利学家、数学家郭守敬便是杰出代表。主要由他筹划编制的元代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一部历法”，“颁用时期最长的一部历法”（三百六十四年）[202]。他曾对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大面积水准测量，并绘制成地形图，“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的以海平面作为衡量各地水平高度的统一标准，即海拔高度的概念”[203]。他创制的天文仪器多达二十余种，尝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臣等用创造简仪、高表凭测到实数”，称其授时历“并依实测，不以私意牵就”，批评昔人制历，“皆私意牵就，未尝实测其数”[204]。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度重视“测验”、精准掌握“实数”的科学精神。元初出现了几位大数学家，除守敬外，还有李冶（1192—1279），著有《测圆海镜》《益古演段》，被誉为“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著作”[205]。赵友钦，著有《革象新书》，成于元世祖至元末年，他的光学实验构思缜密，设计精巧，“在整个中世纪科学史上亦属罕见”[206]。朱世杰，著有《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均成于成宗大德年间，“是中国宋元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性人物”，“中国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古代数学发展的顶峰”[207]。昔人视数学为“小道”“贱技”，元代学者有了新的认识。李冶“自幼喜算数”，至老不改，“日夕玩绎”，认识到数中存理，含高深学问，技可进道，为“圣人之所予（推许）”[208]。
元代子学所具有的三点表征，体现了学者群英的一种风范，旷达兼容，富于创造，敦谨笃实，“可以范俗，可以垂世”，助推一代学术的发展繁荣，沾溉后世学人。元明易代之际文臣学者宋濂、刘基、王祎、胡翰、陶宗仪、叶子奇等俱是元代子学后劲，明中期杨慎、后期焦竑等大学者，以及清初学术大师王夫之、清中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元代子学思潮影响。
元顺帝在位三十五年（1333—1368），是元代统治衰亡、社会动乱时期。子学的发展却达于高潮，士流好以子自称，子书迭出，此风延及朱明创业之初。宋濂《龙门子》、刘基《郁离子》、叶子奇《草木子》、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均为子书杰作，前两种成书于元末，后两种竣事于明初，四位作者皆浙人。元末子学延续了中前期子学传统，又受特定时代环境影响，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和书写特色。
首先，元季子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叶子奇《草木子》对元末腐朽统治和黑暗现实的批评最集中、最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灾荒、兵燹诸多方面，矛头直指腐败的统治集团。例如，元代统治痼疾之一的不平等民族政策。沿袭至末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贪腐之风还渗透到监察风纪部门，“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209]。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还表现在财政上重北轻南，导致南北地区财富差异扩大，“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210]。久安忘战，将骄卒惰，武备失修，及乱起一败涂地，“元朝自平南宋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家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于不振也”[211]。叶子奇没有停留在对元末种种乱象的揭露上，而是透过这些乱象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寻找败乱的根源，引出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为后来者鉴。他认为，“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公则胡越为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212]。以公心用人任官、赐爵给禄，则“惟才是任，惟贤是使”，“禄罔及私，官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213]。如是，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可以和谐相处，同心同德，亲如“一家”，体同“一人”。反是，以私心用人则离心离德，虽亲近如肝胆，却疏远若楚越，以至酿成天下大乱，亡国灭种之惨祸。叶子奇指出：“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己私物。”[214]对不同民族强分远近高低，而给予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待遇各不相同，即使对待同属一个统治民族的蒙古人或色目人，也有亲疏之别，视官职爵命为“私物”，“而专用私人”[215]。元世祖即位，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定官制，立中书省以总政务，为最高行政机构，又设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监察纠弹百官之权。世祖尝言：“中书是朕左手，枢密是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216]其初，三者运转良好，“后世渐徇私情，谓非亲不举，非仇不弹”，中书省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千方百计想把御史台控制在自己手里，以免败露歹事奸情。元顺帝在位时，有四位丞相所任御史大夫（御史台长官）非其弟即其兄之子。元世祖设置御史台的初衷，“本以防权奸胶固，党与盘结之患，使之有所防范，击刺以正国势。及其末世，台省要官，乃皆萃于一门，殊失养猫捕鼠、畜狗防奸之意。”[217]叶子奇反思元朝历史，评议元代统治的兴衰成败，侧重讲败亡的教训，也讲值得肯定的地方，可取之处，有褒有贬，持论公允，并非一笔抹煞。他称赞元朝中前期能行“仁政”，“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218]。又称元世祖用刑宽大，“定天下之刑，笞杖徙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219]又称元中前期天下有治平之象：“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220]又谓：“大抵北人性简直，类能倾心以听于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赖姚枢牧庵先生、许衡鲁斋先生诸贤启沃之力，及施治于天下，深仁累泽，浃于元元。”[221]又对元代历法、钱法、讳法、葬法、谥法之善均表赞许。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性格、风俗能做具体分析，且有美词，如所谓“北人性简直，类能倾心以听于人”，“至于元朝，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后来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略缺点画而已，然亦不甚以为意也，初不害其为尊，以至士大夫间，此礼亦不甚讲”[222]。《草木子》重在述评元末时事，又旁探天地万物之情，“其书博大精深，能括天地人物、古今载籍之奥而洞其源，于学术政治、制度风规是非得失，确有至理，法戒炳然，为两汉后成一家言所罕及”[223]。博大精深，成一家言，体现了子书的一般特点，而社会批判与历史反思则是元季子学特出的意涵。
其次，元季子学具有关怀生命的博大情怀。金元时期，北地战争频仍，疾疫流行，尸骨遍野，医者奇缺，良医难觅。志士仁人无不为之惨目伤心，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情怀，立志从医救人者甚多，于是名医辈出，医药空前发达。元初统治者也深知人命关天，于天下治安国家强盛所系甚重，故对医药特别重视，社会有贵生敬医的风气。刑罚宽而慎死刑，“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又“生者有养，死者有葬”，皆可见对生命的重视和关怀。元末天下大乱，社会失控，天灾人祸，百姓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人命如草芥蝼蚁般被任意践踏。知识阶层作为社会的良心良知再次激发起生命的意识和贵生的思想，进而由对人类生命的珍爱推及对自然界动物植物天地万物的怜悯和爱护，冀盼出现一个包含社会与自然生态大系统，相谐共处，万物并育，和煦如春的理想世界。叶子奇云，“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刘基诗云，“所以覆载间，物物熙阳春，动植飞走辈，生长咸及辰”[224]。元末诸子的生命观、社会观继承并丰富了古代“天地之大德曰生”“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
第三，元季子学还具有尊古适今与借古喻今的思想。蒙古国时期，随着对中原统治的扩大、加强，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改国号为“大元”以来，越来越认识到推行汉法攸关蒙古政权世代不替、天下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汉法包括中国历代各项行政制度和传统思想文化（制度也属广义的文化范畴）。认同并愿力推汉法的元蒙统治者，对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存有一种高山仰止和尊古的文化心理。元初侍于君侧的北方汉族清要儒臣，还有西域各族华化的名宦文臣，都是汉法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也都带有尊古思想色彩。如颇受世祖爱重，参与制定政治礼乐制度的刘秉忠就曾建议遵行尧舜之道：“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败之。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汉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无疵也。”[225]至元八年（1271），更改蒙古国号，刘秉忠、王磐、徒单公履（《元文类》作“图克坦公履”）诸臣合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以“大元”为新国号。诏书有云，“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226]。建国号，制礼乐，定政纲，立法度，凡国家大政都要有古可依，“绍百王”，“从隆古”，参“古制”。元代制度文化、审美文化、精神文化都有尊古的思想倾向。然而还有另一方面，元人性格、元代文化非常注重实际、实事、实用、实效、实学，尊古而不溺古蹈古，不卑今，不背时，强调参古酌今，师古宜今。《元史》刘秉忠本传谓世祖即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今者，条列以闻”，又论刑法，“宜会古酌今，均为一法，使无敢过越”。至元间翰林学士王磐认为治国应以古为鉴，又主张“取法莫宜于近代”，因为近代与当代接近，世事相连，人心相关，“岂不以时代相接，耳目风闻有以关其虑而动其心乎”。并援历代史事为证：“殷有天下，监于夏；周有天下，监于殷。汉之论事者，每借秦以为喻；唐之进言者，多引隋以为比。”[227]不是愈古愈好，法古必须宜今、适今，有用于今。元明之际学者学问渊博，追求通天人之理、究古今之变的学术境界，对古史多有研究，并善于用古事古人以证当今。或据古代真人真事进行评议、推演；或并不拘泥于事情的真假，虽称古事，实以意为之，系出于假想、伪托、虚构，借此讽喻今人，抨击时弊，阐明物理。如此借古喻今，编造历史寓言故事，已属文学创作，而非史学研究。其时著名学者文人宋濂、刘基、苏伯衡诸家都喜用善用这一艺术方法。宋濂当元末乱世隐居山中，曾作《燕书》四十篇，主要采编春秋战国故事，以明志讽时，前有小序云：“辩士设喻，以风以陈，质往旧，开今新。”[228]十四字点出此书及当时同类子书的旨趣和写作特点。与宋濂同出黄溍门下的王祎深好汉儒刘向《说苑》，评其书“质雅闳伟，托物连类，善于驰骋，务极其辩乃止，秦汉以后，言文章者莫先焉”；又觉其中议论“有浅薄不中义理者，用其本事，而易其为说”[229]，得四十三首（今存十二篇）。“托物连类，善于驰骋”，也体现了元明之际子书的特点。洪武八年（1375），学者胡翰评友人苏伯衡《瞽言》：“托物以造端，比事以写意。”[230]至于刘基《郁离子》一书类多寓言，意旨宏深，是元季子学奇书。
元明之际子学思潮高涨，文学发展与之同步，作者云涌，彬彬郁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收入“甲前集”与“甲集”的元明之际作者共三百八十六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至卷五收入同时代作者共二百八十八人，可见文风之盛。钱穆先生评说，“士群之盛，文风之畅，实历代革命（指朝代兴替更迭）之际所未见”，又称其中杰出者“皆当时士群之翘楚，亦一代之冠冕”[231]。其时文风之畅与子学之盛关系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