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与子学复兴
子学又称诸子学、百家之学，兴起于晚周春秋战国之际，其时“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72]，从而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自汉代以来，儒家备受尊崇，原来与儒家平起平坐的诸子百家则降至次等地位，甚至受到打压、罢黜，昔时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学术气象渐趋沉寂，每使后世学者追怀、憧憬不已。然而先秦子学光焰不灭，传统未绝，“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73]。它是中国学术之滥觞、元典，源泉混混不竭，浸溉既广且深，而且仍在延续、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产生新形态新思想。有几个历史时代，还出现子学复兴的态势，虽然不及晚周百家并起的发展盛概，不及先秦诸子“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74]，“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75]，那种磅礴雄奇、博大精妙的气象、境界，但毕竟是秦汉以后中国子学振兴的不可多遇的几个历史时段。元代特别是元明之际就是子学复兴的重要时期，这是因为元代茁壮的子学之树扎根于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
蒙元疆域辽阔，早期横跨欧亚大陆，忽必烈即大元皇帝宝座以后，将经国战略大业转向加强对汉地中书省和各行省及吐蕃三道的统治，而西北各汗国的独立化和半独立化倾向日趋严重，疆域实际控制范围已经收缩，但幅员仍然辽阔：“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76]疆域之广驾轶汉唐，“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77]。为了保证军情政令的畅通，蒙古建国之初就着手在境内设置一批驿站，以后驿传不断扩大完善，窝阔台汗时，“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国疆域的站赤系统”。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各地遍设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78]。驿站设施齐全，“有堂，有室，有庖湢”，还供应吃的，喝的，取暖降暑之物及雨具，“使者宿驿中，则给米洎酒各一升，面洎肉各一斤，曰全餐，不宿而过者，给半餐，冬之炭，夏之冰，雨之制，备焉”[79]。且因地制宜，“陆行马，微者或给驴，闽、广马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轿，倦者给卧轿”，“辽海以犬曳小舆，载使者行冰上”[80]。元人重实效，尚实践，做事细心细致，并非一切鲁莽灭裂，于此可见一斑。蒙元驿站稠密而遥远，一直延伸到中亚和欧洲，“实已横贯欧亚，西南并旁及波斯”[81]，为大帝国军情政令的传递，也为东西各国各地人员、商贸、文化的往来交流，带来便捷。正所谓“梯航毕达，海宇会同”[82]。元代海上交通频繁，航海技术先进，设市舶司，开放对外贸易。“元代海上交通频繁，盛时至置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市舶司七所以通诸番货易，复用兵于安南、缅甸、占城、爪哇诸国，皆非前代所能及也。”[83]0]“虽然元王朝是由游牧民族和骑射民族的蒙古人创建的，但元代的航海业和海外贸易却是非常发达的。”[85]其时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并兴，东西方各国各地往来于陆海丝路者不绝于途，其中有使臣、官员、商贾、工匠、教徒、医生、艺人、学者、旅行家、探险家等等，关于中西交通的行记、史录之类著述甚多，作者包括中外各族人士，蒙元成了全球关注的热点。中国人的著作如耶律楚材（1190—1244）《西游录》。楚材，契丹族，世居燕京，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时名臣。1219年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足迹曾达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诸国，1224年东归。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真人名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山东登州栖霞人。北方全真道教首领。1220年，奉成吉思汗致聘手诏，从山东莱州出发，抵燕京，次年经贝加尔湖，越金山（阿尔泰山），西行至塔什干（乌兹别克都城）。1222年，过铁门关（在阿富汗），抵大雪山（在阿富汗）南麓成吉思汗行宫。1223年，乞东还，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明年，至燕，奉旨居太极宫（后改长春）。李志常是随丘处机西行十八弟子之一，博通儒学，善诗文，据师游迹撰述为《西游记》。记叙由北路进入波斯境内的西行记，尚有常德口述、刘郁笔录的《西使记》。
元人取南方海道探访东西洋诸国有关行记，以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与汪大渊《岛夷志略》最著名。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浙江永嘉人，元贞元年（1295）奉命随使团赴真腊（今柬埔寨），次年离明州（今宁波），自温州起航，历福建、广东、海南诸港口，经东京湾，到占城（今越南中部），而抵真腊，居一年许，1296年由吴哥回舟返国，仍止泊宁波。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真腊风土记》一书，详实而生动地记述当时柬埔寨经济活动和人民日常生活，该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研究元朝同真腊交通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现存的同时人所写的吴哥文化极盛时代的唯一记载”[86]。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自幼好游，至顺元年（1330），年甫二十，首次附海舶航行，历时五年，至元三年（1337），年仅二十六，再附海舶远游，历时三年。两次航行皆从泉州出发，历游数十国，东洋经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菲律宾群岛，西洋越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而达非洲东岸。至正九年（1349），完成《岛夷志略》，全书凡一百条，其中九十九条，“皆作者亲身游览，耳目所亲见之事”[87]，“其价值更超过了宋明诸作”，“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十四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为中外学者所瞩目”[88]。汪大渊是元代抑或我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航海家。与此同时，外国人关于东西交通和蒙元的书写也大量出现。其名著如波斯人志费尼（1226—1283）《世界征服者史》，阿拉伯人伊本·阿昔儿（1160—1234）《全史》，摩洛哥人拔图塔（1304—1377）《游记》，埃及人《眼历诸国行记》，法国教士卢勃鲁克《东方行纪》，意大利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1180—1252）《蒙古史》，而最著者莫过于旅居中国达十七年之久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的《行记》了。欧洲和中西亚诸国人士所著关于蒙元帝国的行记、志地、史籍，主要因应各国军事、政治、商业、文化的需要而作，有的径称“报告”——向国王或教廷报告东方蒙元帝国的情资，以作决策的参照。西方各国使臣沿丝绸之路至蒙元首都——先为和林，后为大都（今北京）——络绎不绝，朝贺、修好、进贡、侦视者皆有之。元定宗贵由在位仅三年（1246—1249），将继大汗位之际，各国使者云集于和林，其中伊斯兰国家就来了十位国王以及上千名特使[89]。丝路幅射带的延伸扩大，各国人员的频繁往来，信息流大量汇聚和扩散，使蒙元时代继汉唐之后东西文化交流出现全球性的空前盛况，再次有力证实这样一个历史观、文化观：“这条路网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90]对元代发达的交通网络促进宗教、学术（包括科技）、文学、艺术的交流和繁荣，方豪《中西交通史》皆辟专章或专节予以详细考述，惟于语言部分无专门论述，而散见于各章。如第七章“元代记述中国之欧洲人、阿拉伯人及非洲人”云，元定宗贵由复函罗马教廷，“似用三种文字，第一稿为蒙文，由柏氏（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柏郎嘉宾）译为拉丁文”，“最后一稿为萨拉森文”。又云，定宗三年（1248），蒙古大将伊治加台遣意大利聂思脱里教士二人为使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于塞浦路斯岛，“所携书系以波斯文及阿拉伯文书写，略谓如欲恢复耶路撒冷圣地，愿率蒙古军相助”（其时正值十字军东征），而任翻译的是曾随使觐见过蒙古大汗的意大利人隆如满。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十七年，“即习汉语，旁及蒙古、回鹘、西夏、西藏等文字”。又谓，英国人巴西尔，生于匈牙利，“能操数国方言，为蒙古军中通译”。
元朝是我国各民族流动交往频繁的时代。少数民族中蒙古族、回回族、畏兀儿族及藏族等受到统治者的优待，回回与畏兀儿属西域色目人，社会地位仅次于蒙族人。蒙古本无文字，“成吉思汗建国前后，逐渐采用了畏兀儿字母来书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蒙古文”[91]，而畏兀儿文则源自回鹘（回回）文。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尊藏传佛教萨嘉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命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诏颁行于天下[92]，而畏兀儿字蒙古文不废，仍流行于蒙古及四大汗国等地。为了适应日趋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国内各民族沟通，元朝不拘一格聘用各国各族精通双语或多种语言人才做翻译，又重视学校语言教学，培养、输送语言人才。至元初丞相史天泽、学士王鹗屡请以科举取士，立国学，未及施行。二十四年（1287），经过反复争论，多年实践，制度逐渐完善，始正式建立国学，“而定其制”[93]，主要课程为攻习儒学经典，入学的蒙古人、色目人权贵官员弟子也学习了汉语。路府州县各级行政地区皆设儒学，汉语在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元代西域人华化现象与此不无关系。至元六年（1269），“置诸路蒙古字学”，“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民间子弟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至元八年，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材“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94]。至元二十六年（1289）始置回回国子学，延祐元年（1314），复置回回国子监。肄业于蒙古字学和回回字学的生员由公家供给“廪膳”，考试中式获高等，可在政府部门充当“译史”，“凡学官译史，取以充焉”，“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其学之受欢迎似甚于儒学，“公卿大夫子弟与夫凡民之子入学者众”[95]。元廷最高行政机构为中书省，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政务。中书省与“掌天下兵甲机务之密”的枢密院、“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御史台，构成元代中央机关的三大系统。其下许多分支机构大都设有“译史”和“通事”（蒙语称“怯里马赤”），主管翻译之事。此外，翰林、集贤、宣教、宣徽、太医、将作、通政诸院也都设此二职。译史和通事级别低，是不入九品之列的“掾属”，但人数众多，分布于“百司庶府”各级行政机关，工作重要，没有他们有效的工作便无法应付十分繁忙紧张的外交与民族事务，影响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此外还有随军随使由中国人或外国人担任的临时译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特殊的群体，其人数之众多，运作之成效，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为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各民族友好往来作出了贡献。
元代敞开国门，广辟通道，与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进行广泛的交流，营造了开放型、多元化、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在宗教信仰方面，世居漠北草原上的蒙古民族大都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神，敬天敬地，敬日月山川，以巫觋沟通人和神的关系。至元初，吐蕃佛教即藏传佛教极受朝廷尊崇，尊八思巴为帝师，统天下教门，并执掌西藏政教全权，帝师“既是吐番地区的政、教首领，也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96]。元代历朝皇帝皆礼敬帝师，“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97]。元廷虽隆礼吐蕃佛教，却不排斥佛教其他宗派，中国传统佛教如宋、金以来所传禅宗、律宗、天台诸宗仍然流行，“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98]，不但没有衰歇，且有发展。而蒙古本地人民也照旧信仰萨满教。金元时期，北方道教全真、真大、太一诸派广为流传，在民间和士流中颇有影响，也受蒙元统治者尊崇。全真派历代宗师如丘处机是开派祖师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深受太祖成吉思汗尊敬，给予崇高礼遇，“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至大间加赐金印[99]。元世祖忽必烈对全真四祖祁志诚、真大六祖孙德福、太一四祖萧辅道等宗师也都钦佩、器重。南方道教以正一派（天师道、龙虎宗）为大宗，同样受到元廷的尊崇和扶持，在灭亡南宋平定江南以后更加如此。至元十三年（1276），世祖既平江南，即召见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至则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100]。其徒张留孙从师入朝，受世祖赏识，留京师，号为上卿，“命尚方铸宝剑以赐”[101]。大德中，“加号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102]。其徒吴全节，尝从留孙见世祖，成宗、武宗、英宗三朝屡蒙加封，既卒，特授上卿、玄教大宗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103]。蒙元时代，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得到广泛传播，信教者众多，教堂、清真寺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他宗教如犹太教、摩尼教、火祆教、湿婆教（印度教）流入中国的教徒人数较少，影响力远不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其教徒正常生活、宗教活动并未受到官府干预和禁止。元朝对于各种宗教的态度虽有亲疏之分，但对教徒的信仰、习俗、礼仪、择业等，鲜有强制干预。“盖元代诸教鼎盛，教徒日众”[104]，“于各宗教之待遇，颇为平等”[105]。除非危及地方治安，卷入政治斗争，或与民间秘密集社牵连，才会引起朝廷的警惕、猜忌、打压和禁止。宗教是人类信仰的寄托，庶民心灵的慰藉，也是密切民族关系、发展国际交流的一种精神纽带。元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于稳定社会人心，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对于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中外文化交流，都起到助益作用。在各教杰出人士中，不但有宗教家，还有政治家、外交家、旅行家、学问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对促进元代文化的发展繁荣均有贡献。
元朝对宗教以外的其他意识形态，各种思想学术，基本上不加干涉或少干涉。尊崇儒学、孔孟之道为主流学术、统治思想，大力推扬周、程、张、朱理学。对儒家之外的百家之学容许并存。对那些怀有强烈民族情绪反元意识，或者带有某种异端思想色彩，而沉埋草野拒不仕元的南宋遗民逸士，也不强制其出山，进而加以迫害。如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又号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生于临安（今杭州），客居苏州。南宋太学上舍生，国亡，悲愤至极，念念不忘“大宋”。著《心史》，言词激烈，肆意丑化蒙元，惧遘祸，藏之铁函，至明末天启间始见天日。其他诗文《一百二十图诗集》《锦钱余笑》《郑所南先生文集》及《墨兰》《寒菊》诸画作并未湮没，仍流行于有元一代。文集中《答吴山人问远游观地理书》，作于六十四岁，全文洋洋万余言，论述地理风水葬法，却能以大眼光大手笔纵观天地人万事万物之关系变化奥妙，而成一篇大文章。篇中精思妙论邃理奇语如珠走盘，的
耀目，如云：“知地而不知天，知天地而不知人，知天地人而不知万物，非知天地人之全论……彻见三才之机，互而万之，则三才之道妙矣。”[106]论万物有同有不同：“三才、万物、万事、万法、万变、万异，无穷无尽，一一各各不同。其不同，一一虽不同，一一莫不皆有伦序。……不同者，不通者，形也，事也；通者，同者，理也，气也，数也。莫不皆自宜其宜也，莫不皆自然其然也。”[107]论人类之奇妙：“人，又天地中一细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机甚微，其气甚深，其体甚真，其用甚溥，可以与天地并，而参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犹吾身也，地亦犹吾身也。”[108]又如邓牧（1247—1306），字牧心，自号三教外人，钱塘（今杭州）人。喜读《庄子》《列子》，能文章，宋亡不仕，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奉诏访江南遗逸，牧坚拒不出，放浪山水，至元、大德间隐居余杭大涤山洞霄宫。每恨“从容浮沉，与时周旋，既无高节茂行，表表自见，几何不与草木同腐，而遗恨于九原”[109]，其实隐然以真士自许，不忘身之担当，“忧乱思治，哀废乐兴”，“一士穷达，常关系天地之大运”，“与天地相为表里”[110]。其《君道》《吏道》诸论皆愤世之作，深慨于治乱兴亡之迹。指斥暴君“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111]，痛挞贪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天下危乱之由在于，统治者夺民之食，竭民之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112]。因此，侯外庐先生称，“邓牧是中国中世纪的‘异端’思想家”，其书《伯牙琴》“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贯穿着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精神”[113]。邓牧的几篇政论是对广阔历史的深沉反思和批判，矛头所指非仅仅止于“元朝统治者”，南宋腐朽的君臣又何尝不在其中？《寓屋壁记》云：“杭往建国，湖绝境，并湖而家数千，率贵臣邸第，毁民舍入者十九，惟佛寺仅存。易世已来，歌台舞榭，日就颓圮，仅存者或辟而广，良有天数。”[114]“贵臣”侵占西湖胜地，毁数千民宅而广建豪邸，此等不法害民之事正是南宋贵戚高官所为。寓言《越人遇狗》《楚佞鬼》二篇亦非仅仅暗射“元朝统治者及其走卒”[115]，还有更广的社会历史内涵。郑思肖与邓牧两奇士逸民，生当宋元之际，能够抗志全节，居有宅，游有乐，著书成名，终享天年，作为一介文人也算有幸了，这也不是个案，当时许多守节不仕的文士儒生大率如此，有的还受到礼遇，是元代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政策成全了他们。
元朝图书查禁制度也远较后来清朝宽松，饱含忠宋仇元民族情绪的郑思肖和邓牧的诗文都能流传当世，就连一些同样充满民族感情的大著述也得以梓行，如胡三省（1230—1302）《资治通鉴音义》。胡氏浙江天台人，宋理宗宝祐进士，历任县令、府学教授等职，宋亡后隐居不仕。宝祐四年（1256），始肆力于《通鉴》之学，为《广注》九十七卷及《论》十篇，又著《雠校通鉴凡例》。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克临安，浙东大乱，胡氏避地新昌，亡失书稿。“乱定反室，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116]。所谓“他本”，据王国维考证，指元朝兴文署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前官刊《资治通鉴》[117]。胡氏不称元本而题“他本”，以明节义。“汔乙酉冬，乃克彻编”，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王国维作二十三年），胡书方告成，历时三十载。作者“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国的哀痛，隐晦曲折或借古讽今抨击元朝的统治”[118]，但元廷仍容许它刊行流布。马端临《文献通考》是元代又一部历史巨著。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为升斗与著述计，曾一度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他自幼有志于述作，长而益潜心史学，“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素》，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119]。遂旁搜远绍，博采经籍，考述上古至宋宁宗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效唐杜佑《通典》，分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而成中国政书巨制。延祐四年（1317），道士“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寿衍向饶州路政府推荐此书，路府复呈江浙行省审核，并由礼部呈翰林国史院考校，一致认为马端临“知前代之典章，识当时之体要”，《通考》一书“纂集古今，浩瀚赅博，殚极精力，用志良勤，有益后学”，“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批准从本路“赡学钱粮内”抽出费用，“令人缮写成帙，校勘完备，官为镂板，以广其传”[120]。延祐六年（1319），王寿衍乃向朝廷献书，并撰《进文献通考表》，称自荐马端临并进其书，是奉圣旨寻访草野遗贤、儒流著述之命，“爰竭愚衷，用干圣听”[121]。政府批复均载于《文献通考》卷首。泰定元年（1324），《文献通考》刊印于杭州西湖书院，正式面世[122]。元廷对官员或作者献书行为取欢迎、鼓励态度，《经世大典序录》“进书”条：“工执艺事，各进其技，因以得官者，盖有之矣。能文之士，以其所作来献朝廷，许之。”又命高僧玄师在各地寻访山林隐逸之士及其著述，而志行高洁清峻，又深得人民信服，广结士流的道士往往能很好地扮演这一角色，王寿衍仅为其一。元人于著述事业气局宏大，能组织各类人才，投入巨大物力财力，编修大型文化典籍。如《大元大一统志》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成于大德七年（1303），耗时十八年，“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123]。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调集学士儒臣，任官分职，人员与供给齐备，选善书者三人抄写之，“出内府之钞以充用”，完成八百八十卷巨著《皇朝经世大典》。官修史学巨著还有《辽史》（一百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其时私人著述盛行，并受官方重视，像《文献通考》这类卷帙浩繁的大著作以一般文士的家底负担不起镂板印行的巨费，经推荐审查可由地方政府赞助出书。应有不少书稿获得官方资助刻印行世的，除《通考》外，尚有《元文类》诸书。编者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号滋溪，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博学能文，娴习元代掌故，著述甚富，有《元文类》《国朝名臣事略》《松厅章疏》《春风亭笔记》《滋溪文集》等，《元文类》，选录元初至顺帝元统间各类文体凡八百余篇，编为七十卷，积二十年始成。时人陈旅序云“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论者评断代文选之精博，以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与此鼎立而三，而《元文类》史料价值尤高。又时人王理序云，“伯修三为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为之”，谓天爵尝为史官，预修《武宗实录》《文宗实录》，复以余力私下编纂《元文类》诸书。此书似亦江浙行省资助刊印，元统二年（1334）陈旅序称，“廷论以《文类》犹未流布于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锓诸梓”。今存最早《元文类》刊本为至元、至正间西湖书院印行，与引前《文献通考》亦由江浙行省调西湖书院锓板正同，可证都是官府赞助出版的私人著作。清代大儒嘉定钱大昕对元朝地方政府以官钱赞助儒生出书一事非常赞赏：“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各行省檄所在儒学及书院，以系官钱刊行。鄱阳马氏《文献通考》，且出于羽流之呈进，亦一时嘉话也。”[124]此举功德无量，也见元人对儒生并不薄。开放的宽松的文化大环境对思想学术和科技文艺的发展十分有利，百年间作者云涌，经史子集各类图书纷然杂出，山积海涵，诸子百家之学的复兴适逢其时运。
元代末年，社会情势和文化生态发生很大变化，非但没有阻断子学的发展，反而起了助推其加速发展的作用。元朝末代皇帝惠宗（顺帝）在位三十六年（1333—1368），是自成吉思汗开创蒙古国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比元世祖忽必烈在位还多一年。这一时期，统治集团腐败糜烂，内斗不休，各种政治弊端诸如王公贵族特权地位的加强及其子弟的累世承袭、骄奢淫逸，吏治法制的混乱废弛，民族不平等、贫富不均的日趋严重，盐法钞币之败坏，漕运之阻梗，水利之失修，物价之腾贵等。又值天灾并至，水、旱、风、雨、雹、雪、地震、海啸、鼠患、蝗祸、疾疫、饥荒，赤地千里，城郭丘墟，以至人相食。社会矛盾大爆发，社会秩序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盗贼四起，群雄竞逐，被逼到绝路的饥民、劳役者“多乐从乱”，“从乱如归”，“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125]。昔日世界头号强国竟亡于草民之手，“于此可以见乘除胜复之理也”[126]。
在天灾人祸交至的动乱年代，士阶层的日子也不好过。井垣残破，田园荒芜，无食无衣，挨冻受饿，离乡背井，流徙异地，是经常碰到的事。诗人王冕在外漂泊多年，及归，一贫如洗，自叹：“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127]诗人袁凯也曾携妻儿逃难于荒山、三泖间，纪行诗云：“老夫避兵荒山侧，三日无食在荆棘。鞋袜破尽皮肉碎，血被两踵行不得。于时瘦妻实卧病，十声呼之一声应。夜深困绝倚枯树，逐魂啼来雨如注。”（自注：“逐魂，怪鸟，啼则雨。”）[128]不过士人的境遇较之平民百姓要好得多，尚能勉强度日，“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有一定的家底，有田可耕，有屋可居，也未失去谋生的手段，行医、占卜、相面、相地、行商、教馆诸业皆可为，维持生计还是可以的。士当斯世大都对元朝统治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已仕者虽有志济时救民，由于遭到打压、排挤，遂挂冠而去，一走了之，未仕者也不敢贸然行事，选择观望、等待。仁宗皇庆二年（1313），下诏行科举，顺帝至元元年（1335），诏罢科举，六年（1340）又复行科举，值国势衰微，乱象已见，科举之行与罢，在士子心中已无关轻重，没有了吸引力。重要的是如何在乱世中求得生存，而栖隐山林或城市便成了士流普遍的人生选择。一时间士群纷纷流向山林，加上原来伏处农、商、医、卜、星、相、堪舆、僧道杂流之士，汇合成一个庞杂的隐逸群体，其中不乏文化精英名流。画家王冕咏叹：“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山林增气象，城郭转空虚。”[129]中国文化又一次出现下移的趋势，出现子学的复兴和文艺的繁荣。元明之际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节点。
栖身山林、托迹杂流的士人，有的时刻关注时局的发展，风云变幻，观察比较群雄良莠、势力盛衰，准备随时出山，投靠明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有的潜心研究学问，探究天人之变，万物之理，历史隆污的经验教训，文化变迁的转迹，志成一家之言，以为当世和将来之用；有的攻习文章诗歌，游于琴棋书画、戏曲歌舞，以建不朽盛事，以博传世荣名。天下道术散裂、处士各奋私智的文化局势，将子学的发展推向高潮。士林关注子学，研究子学，推许子学，喜好以“子”自居，以“子”名书者比比。例如：
陈樵（1278—1365），字君采，号鹿皮子，著有《鹿皮子集》。
杨维祯（1296—1370）[13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梅花梦叟，又号东维子，著有《东维子集》。(https://www.daowen.com)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子、幻霞子，著有《倪云林先生诗集》。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龙门子，著有《龙门子凝道记》。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号郁离子，著有《郁离子》。
朱右（1314—1376），字伯贤，号邹阳子，著有《白云稿》。
孙作（生卒未详），字大雅，号东家子，著有《沧螺集》。
叶子奇（生卒未详），字世杰，号静斋，又号草木子，著有《草木子》。
胡翰（1317—1381），字仲子，一字仲申，号妫仲子，著有《胡仲子集》。
苏伯衡（1317—1391），字平仲，号空同子，著有《空同子瞽说》。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著有《缶鸣集》。
王彝（？—1374），字常宗，号妫蜼子，著有《王常宗集》。
以上十数家皆生逢元代末叶，虽以子自称，未必尽合子学精神，而尚多未称子的学者，其思想学术翕然与子学相契，如陶宗仪、王祎等名家。这种文化现象在周秦以后的学术史上是不经见的，体现了元代思想文化的一大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