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龙门子》与刘基《郁离子》
宋濂《龙门子》全名《龙门子凝道记》，《宋文宪公全集》目录题作《凝道记》，刘基序宋濂《潜溪集》称“又有《龙门子》别为卷”[232]。宋濂弟子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述其师著书背景云，“会世乱，益韬闭不事表显，乃与弟子入龙门山著书二十四篇，曰《龙门凝道记》，及著《孝经新说》《周礼集注》等书”，篇末列先生所著书有“龙门子三卷”[233]。可知《龙门子》是简称，通行名称，最初与《潜溪集》是各自独立分行的，明清人编辑宋濂全集遂将在元末所作《潜溪集》《龙门子》等与入明时所作《翰苑》《銮坡》《芝园》诸集合为一书，如明嘉靖刻本《宋学士全集》（三十六卷），清康熙刻本《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其书名及别号名皆因山得名，山即龙门山，又称小龙门山，为浦江县东三十里青萝山侧有岩对峙如门者，《志》云，青萝山“高五十丈，峰顶园粹，左侧呀豁丈许，名小龙门，南皆平壤”[234]。至正十四年（1354），宋濂于此构青萝山房[235]。这些记载可与《龙门子凝道记题辞》“于是入小龙山著书”云云互相印证。《龙门子》始作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冬，成于次年春，已年近半百，感叹“颠毛种种，而老将至矣”，“世不我知，不能见一割之用，于是入小龙门山著书”，“以诏来世”，以寄“志士之深悲”[236]。作者谦称此书“皆一时念虑所及之言，而潜思精索之功，盖蔑如也”[237]。其实感慨良深，也不乏潜思精构。又隐然将其书归入“子书”之列，含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之意。全书主要内容可简括为四点：一述志，二悯世，三论学，四讽俗。
宋濂平生志向直接来自父训。其父名文昭，一名朝，字文霆，号蓉峰，“温恭易直，粹然有邹鲁君子之至行”，州里咸称“一邑善士”。他谨记“不仕无义”的古训，“而学为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为师，以颜渊、孟轲为友，以《易》《诗》《书》《春秋》为学，以经纶天下之务、以继千载之绝学为志。”[238]但是不为世用，终生为处士，惟叹息“学之积年，而莫有用之者，其命也夫”！既不能行其志，又如何为人处世呢？必须“理乎内而勿骛于外，志于仁义而绝乎功利”，内者仁义道德也，外者功利富贵也，坚决守住儒家传统道德的底线，“当以之终身”。这便是善士文昭的一生志向，并谆谆嘱咐其子宋濂，“体予之训，以行其志”，“当求为用世之学”。宋濂又把蓉峰公的训诲谆谆垂示其二子，宋瓒与宋璲，成为三代人的共同志愿。这篇家训就是宋濂“道不行于时，乃退隐小龙门山中”，对其二子讲的，作为《龙门子》的最后一篇，类乎《史记·太史公自序》，含有恪守祖训父志，“小子何敢让焉”之意。其二十四篇每每表明在道不行于时的境遇下，在得志与失志、兼济与独善、出仕与退隐之间如何平衡自处的态度。无论进退行藏都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守礼守道。“礼丧则道丧”，故君子“恶进不由礼”，“守道终身弗屈”，决不“枉道以徇人”[239]。他认为出仕的目的是为了“安民”，若为了个人“荣与名”，乃是不为人所齿的“贱丈夫”。出仕所获俸禄、官爵，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譬之渡长江之险者，必藉舟楫之利，适千里之远者，必藉骐骥之力，行济物之志者，必假禄爵之贵。禄爵之贵，何有于我哉？”[240]又提出“共治”天下的思想，凡贤士大夫都应担起经世救民，使“治教休明，仁及鱼鳖”的社会责任。借渔者之口，批评许多士人以社会黑暗不被任用为借口，徒唤“时不我偶，我将肥遁”，纷纷逃往山林的行为，是“洁己乱伦之行”，错误理解了孔子“磨不磷、涅不缁”的教导[241]。宋濂明确表示，自己决不做“小丈夫”，“长往山林而不返”，只要遇见识人用人的贤明君主，他随时准备出山效力，苟有用我者，“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242]表现了视天下之溺犹己之溺、天下之饥犹己之饥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担当。
宋濂隐居山林，时刻关注时局变化，天下艰危，百姓疾苦，对元末乱世黑暗悲惨景象常有触目伤心的描述。《龙门子》第一篇《采苓符》便借进言者之口揭示天下乱象：“方今六合尘冥，胶胶纷纷，凤皇不徕，虎豹成群，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曾不足以自存。”又借其友闾邱生渲染：“今剑矟交横，白骨不葬，高如丘陵，一遇天阴，鬼夜哭相闻”；“宫室化为灰烬，生民流亡，伥伥无所依，以墟莽为楼馆，以橡芋为台罍”；“田野荒芜，五谷不生，猫虥成行，白昼出郊，行人鲜少，腥风秽洒”。这是对当时城乡一片惨象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真实写照。间或实在压抑不住胸中哀时悯世的大悲痛，便泼墨放笔喷薄而出：悲秋色，哀时命，叹途穷，作者失志之悲，与伤斯世陆沉而哀民生多艰之痛，浑然融合。对于秋天衰飒景色的铺陈，上下求索而无门的叹息，风调近乎楚骚屈赋，情思也通诗人屈原。此类抒情作品在宋濂入明以后很少见到。元至正中，有人向朝廷推荐授宋濂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时已年近五十，亦无从政经验。但是时时关注时政，留心元代政治得失，探究历朝盛衰兴亡之迹，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故《龙门子》一书每每征引历史、运用比喻，提出经世济民的方略和箴言，以为当世罚戒，未来新朝参用。其卷上《五矩符》引用大量殷周春秋战国故事，从中提挈出治国十条要略，即为君者当谨“五矩”、为臣者当行“五彝”，则天下治，俨然一篇《治安策》。所谓“五矩”指省愆、受言、尊士、去骄、推仁，所谓“五彝”指进贤、任事、守俭、善谏、知退。篇末从反面进行总结：
秋风萧骚，百窍悲号，草木黄陨，兰蕙为之共凋，不亦悲乎！阴云四兴，阒阒冥冥，昼不睹日，夜不见月与星，不亦悲乎！狨啼我前，虎啸我后，择地而蹈，莫知其后，苍苍在上，曾不得告语，不亦悲乎！大江扬波，舟楫不通，鲸呿鳌掷，又辅以飓风，不亦悲乎！漆灯宵明，千里无人，蒿莱没垣，魑魅为邻，不亦悲乎！世变之极，一至于此乎！予欲上升钧天帝都，吸沆瀣而餐朝霞，天关不启，刚风迅急，不得而留也。予欲下诣清泠之渊，以明月为馆，以文贝为堂，天吴九首，变幻惚恍，又不得而往也。予欲婆娑人间，求灵皋秘壤而游之，大山限隔，风气不通，虽乘黄鹄亦知其不能前也，呜呼悲乎！予将何所之乎！[243]
夫愆不省则心德有亏矣，言不受则人情壅蔽矣，士不尊则大业弗立矣，骄不去则贤者远避矣，仁不推则贵贱罔附矣；贤不进则国家空虚矣，事不任则官旷职隳矣，俭弗守则穷欲极奢矣，谏不善则扞格难入矣，退不知则倖进失己矣。
此文不同于一般政论侧重于逻辑论辩、理论阐述，而是以事明理，每条必引二三事以证其说，故事简洁，寓意明了，又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谓善谏善讽。
《龙门子》三卷二十四篇，每篇又分数则，共一百余则，其中数十则与学术问题有关。论学是本书的重点。宋濂出生儒学家庭，夙遵父训，“以周公、孔子为师”，“以《易》《诗》《书》《春秋》为学”，“以继千载之绝学为志”，精熟五经，尤邃于《易经》、《春秋》。《龙门子》用事多取《春秋三传》，说经最重《大易》。他认为，《易》为五经之源，《易》衍天地之道，即一阴一阳之道，“而天下之变尽矣”，“五经之用不同，其理皆本乎此尔，大哉《易》也”[244]。言简意赅，抓住了《易》的根本及所以为五经之源的精髓。他反对将《易》神秘化、迷信化，等同于灾祥术数之书，直斥西汉京房《易》学乃“淫巫瞽史之言”，“尊纬候而黩正经”，并重申《易》道之广大，“与天地同体，乾坤同用，圣人同德”[245]。又教导弟子们，学习《易经》不能停留在熟读经文上，满足于钻研书本简策上，还要结合实际，在观察自然天地万象和社会人事变迁中，体悟《易》理，“阴阳之降升”“寒暑之往来”“日月之代明”“风霆之流行”“人事之变迁”，事事物物，皆有《易》理存焉，“求《易》竹简中，末矣陋矣”[246]。非惟读“易”，读其他诸经皆然。宋濂贯通经学史、学术史，评论汉、唐、宋、元大儒和主要学术流派之得失长短，每有精识独见。其于说经主乎探求本旨大意，而薄烦琐哲学，如称赞《诗经》毛传，“毛公说《诗》言虽简易而其实精腴，未易忽也”[247]，又批评汉儒专攻一艺，训诂繁冗，不能博通的琐碎学风，“专门之习胜，未免蔽固，而不能相通”。而宋儒的长处正在“能脱略传注，而深求经意”[248]。对汉唐名儒如董仲舒、扬雄、郑玄、王通、孔颖达、韩愈等都有简要点评，谓“仲舒颇窥道之本原，韩愈能识道之大用，王通极知治道，尤高爽有见，谓其尽合孔子之道，则皆未也”[249]。皆切中肯綮。卷下首篇《段干微》纵论宋元理学九个重要学派，即王安石金陵之学，苏轼、苏辙兄弟眉山之学，叶适东嘉之学，陈亮永康之学，陆九渊金溪之学，张九成横浦之学，吕祖谦金华之学，张栻广汉之学，朱熹武夷之学，理清源流师承，分辨异同关联，指出各自特色优点、瑕疵缺失和学术影响，大都客观平正，少有偏狭，而能触及诸家之腠理、窾窍。如论朱、张、吕三派学术特色和贡献：“盖武夷主于知行并进，广汉则欲严于义利之辩，金华则欲下学上达，虽教人入道之门或殊，而三者不可废也。”三家治学路数不一样，但皆引人入道，有功学术，有益世道人心，未可妄加轩轾。吕祖谦为金华学派开山，其后学又承朱子余脉，其代表人物为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史称“金华四先生”。宋濂是许谦私淑弟子，他对吕祖谦这位乡贤金华学派创始人是很敬仰的，对其学术特点和成就给予很高评价：“中原文献之传，幸赖此不绝耳，盖粹然一出于正，稽经以该物理，订史以参事情，古之善学者亦如是尔。其所以尊古传而不敢轻于变易，亦有一定之见，未易轻訾也。”[250]此亦一时公论，并非溢美之词，至于“尊古传”云云，稍带微词，正见其无阿私之意。宋濂特别尊崇朱学，以传承朱学自命，却又充分肯定、大胆吸收与朱子理学对立的陆九渊心学（金溪之学）：“学不论心久矣，陆氏兄弟（九渊与其兄九韶、九龄）卓然有见于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纤翳可干，梦寐即白昼之为，屋漏即康衢之见，实足以变化人心，故登其门者，类皆紧峭英迈，而无漫漶支离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阙，或者不无憾也。”[251]对陆九渊学行心口一致的人格魅力，感化人心的力量，大加赞扬。又对陆学“心即理”的核心思想深表契合，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云云，全出自九渊之口，心有相通，也不嫌忌雷同了。这篇着重评述南宋理学各家各派的重要学术论文，仅千余字，言简意赅，思深理精，在理性的议论中融入感性的因素，既赞叹儒先的学术成就，也哀叹末代世风学风的沦颓，诚如作者所说，其书“随所见笔之，而感慨系之矣”，“明者一览，如见其肺肝”[252]。宋濂论学十分注重学者自身的修养，强调学术道德、规范、品格、操守以及治学态度、路径、方法等。比如，为学必须明确根本目的，端正出发动机，读书研经为的是“治身”而非“荣身”，“化民”而非“诛民”，“立德”而非“丧德”。为学必须老老实实，不可投机取巧，招摇过市，哗众取宠。他嘲讽世俗所谓“巧”者：“今之冠章甫者，于于而行，呫呫而议，见者敛袵，闻者倾耳，闾右敬畏，公卿欢迎，是不谓巧欤？”又嘲讽所谓“通”者：“如脂如韦，唯物是随，刓方为圆，转石为琼，虽历崄巇，靡不畅达，是不谓通欤？”入木三分，深中士习。巧者“逐物背道”，通者“徇世失德”[253]，于己于道有害无益，学者宜深戒之。为学必须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君子当阙其所不知，信其所可知而已耳”[254]。对于前贤硕学、历史名著要秉公持衡，应着眼大处、主导方面，而非小处、次要方面，重在肯定成绩优点，不可吹毛求疵，“舍其大而病其小”[255]。有人嗤点司马迁《史记》记载失实，谬误甚多，但是情有可原：“世远载籍失传，恶能必其无谬也？”司马迁的史学地位不可动摇，“使司马迁不生，上下数千载事可为世之法戒者，未必然若是之备也”。非但司马迁，即使亚圣孟子言论也有谬误，“何不择其不误不谬者而学之哉”？专挑其病以“尽纤微”，而夸示自己“博闻强记”，则是论者之过，实不可取[256]。为学固须谦虚，不自满，不夸耀，尤其不可以嗤点贬低前贤名宿抬高自己身价，但是学术勇气不可丢，谦与勇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登高致远需有勇气，为学求道同样需要勇气、大勇：“勇之于学者，其犹舟之帆、马之策欤，舟非帆则不疾，马非策则不进，人非勇则不立。是则勇者，作圣之阶梯也。太山虽高，勇欲登之，则必凌绝顶；万里虽远，勇欲行之，不至则弗止也。孔子之所以圣，勇而已，曾子之所以贤，亦勇而已。”[257]勇气是助人攀登学术高峰，鼓人奋进达于圣贤之门的“阶梯”。《龙门子》中许多论学言论，倡导优良学风，涤荡“衰俗”陋习，激浊扬清，对当时后世都很有教益。
《龙门子》一书除了表明作者的高尚之志、悯世之心和学术观点外，还把笔触指向广阔的世相和深微的人心，揭示、鞭笞世俗衰象，乃至人情的伪劣、愚蠢，人性的丑陋，即作者所说“衰俗”[258]。世风、士风折射出人的思想心理，《龙门子》中述志、悯世、论学、讽俗四者虽然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渗透，其表述方法多用比喻和寓言，有关讽世激俗的寓言亦多佳制。垂涎富贵，利令智昏，贵财贱命，是常见的病态社会心理，致使人性异化。《秋风枢》一则写晋人好利，入市公开行窃，凡见所好之物样样攫为己有。被人捉住，还振振有词：“吾利火炽时，双目晕热，四海之物，皆若己所有，不知为尔物也。”借盗贼之口，抉出盗贼之心。其人又狡辩：“世人好利甚于我，往往百计而阴夺之，吾犹取之白昼，岂不贤于彼哉？”仍借盗贼之口，揭出另一批“百计而阴夺”之猾贼大盗。宋濂苦口婆心告诫世间利欲熏心的人们，富贵无常，欲壑难填，结果每每碰得头破血流，或偶得而复失，应当找回一颗平常心。《司马微》一则写一个郦姓市侩，当初家贫甚，仅有钱一千，偶遇一位经营海上贸易的大商人，“俾操舟海上，久之，富遂与海贾齐，被花帽锦衣，置丽姬十人，朝夕擫管弹丝以为乐”。后举家挈货宝东归，将泊岸，家在后郦先登，问家有无，一夜飓风，舟尽覆无遗。郦摸腰缠，仅一千独存，号痛欲绝。故事结尾，宋濂以“龙门子”的身份提出衷告：“汝向以千钱行，今以千钱返，无所失矣，又何以痛为？汝以宝货为可恒有哉？”无得无失，复归于初，热中于“宝货”者闻之，头脑该冷静下来了。《终胥》写晋人终胥氏，楚人芊熊氏。其一人家贫，羡慕世之巨商遂弃家经商，积三年，“所向辄不利，其憔悴益甚”；一人无势，羡慕古之权贵，发誓“取金印如斗大”，遍求五侯之家而无见礼者，亦三年，“流离困顿，愈有所不堪”。后二人同遇白鹿先生列陈“大驵之家”，金宝无数，生活奢华，“自谓可以传无穷，身死肉未寒，子孙已有操瓢而乞者矣”。又陈“权贵之门”，气焰烜赫，炙手可热，“曾未几何，一跌而赤其族矣”。寓言是对以富骄人、以势凌人者的有力鞭挞，也是对不顾一切狂热追逐富贵利达者的冷峻警示。不辨真假、善恶、美丑，以致干出贻笑大方的蠢事，也是常见的社会心理病症。《尉池枢》末则讽刺两个好古董又喜夸耀的人，其一人偶于河滨得铜器如酒觞，以为“夏殷之器”，与朋友把玩，注酒同饮，有识者从外至，愕然指出：“子何得乃尔，是铜裆也，角觝家用以护阴者也。”此人大惭，弃之不敢视。又一人，一日获古器象马，以为“马尊”，遇贵客，辄以盛酒浆享之，有识者偶过之，谓“是溺器也，贵嫔家所谓兽子者也”。此人亦惭，弃之不顾。二人皆把秽物当真宝，缘于“无真识”，加之又好炫耀，以至笑话越闹越大。此则与前则，分写一人一事，情节不同，性质相同，合成一篇，互相映衬，突出了主题，增加了说服力、趣味性。人之所以无真识，还因为往往性喜谀而厌直言，虽如实告之，也充耳不闻。《君子微》最后一则就是嘲讽这种人的。故事说，有人以制作弓箭为职业，其箭“楛簳脉理不直”“翎羽轻重不伦”“锋镞顿而不
”，还沾沾自喜，以为得古之善法，听了别人一番吹捧的话，更把劣箭当作“善矢”，越发得意了。后有宋将军过之，一见便知是劣质产品，便唾弃不顾，走了。制箭人十分恼火，反道将军是个苛刻不识货的人。无自知之明且喜阿谀奉承，颠倒黑白，善恶莫辨，昏昏然而终不悟。急躁轻率，欠于考量，不计后果，只要投合自己的心意，便仓卒行事，这也是人情人性的一个缺陷。因性急草率而办错事情实难完全避免，若是细小琐事尚无大碍，可把关乎个人命运家庭幸福的事搞砸了，会留下终生遗憾，更不用说国家大事了。《孔子符》末篇《闽姝》就是讲一个绝色女子急于婚嫁错择男子以致抑郁而亡的寓言故事。主人公是一位福建女郎，天生丽质，“性淫”（性欲太强），“急欲得美少年匹之”，“物色不得躁甚”。一日，有美男子自广东南海来，“眉目娟好如画，肌肤若玉雪，动止妩媚，无不可爱者”。女听人言，喜欲狂，不问情由底细，“夜执火往奔之”，果然貌美，“五色照耀”，二人便私订终身，结为夫妇。女方对男方百依百顺，事之唯恐违其意，捧溺器弗悔。不久便发觉男子左臂上好像生了一个恶疮，用膏药贴着。过了一年，膏药没有揭去，还是贴着，女子起了疑心，疮怎么还不好呢。又逾年，久弗愈，女子力请视之，男子死活不肯，佯怒：“吾疡旦久瘥，人言妇女其背多毒，若视之必溃。”女益疑，用酒把他灌醉，待其熟睡，揭开膏药一看，方知美男子是一个受过墨刑（古代五刑之一）的犯人，左臂上被刺的黑字就是受刑留下的标志，哪里是什么恶疮！女子顿时“气绝仆地，良久乃醒”。想到此身一失，再难改嫁，欲投父母必不见容，欲拔刃自尽又下不了手，欲“包羞蒙耻”与男人将就度日，实在忍受不了，没多久便“邑邑以疾终”。闽女轻率私托终身，被男子欺骗，吞下苦果，抑郁而亡，令人唏嘘。故事发人深省，又非止于男女婚嫁之事，还包含更深刻的人生哲理，对待自己所欲倚重仰赖的人，对其为人本质良莠善恶一定要看清楚，决不可轻率从之托之，否则就要吃大亏，甚至陪了身家性命。作者宋濂提点：“女子不自重，而轻于从人者，视此可以鉴矣。呜呼！岂唯女子然哉？”这也是他当元末群雄纷争之际，不肯轻易出山从仕的内心秘密，他还要观察分辨究竟谁是值得投靠效命的明主。“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前提是其人必须是真正的知者、悦者。《龙门子》中寓言故事多取材于先秦古书，或假托古人古事，据此进行再创作，绝少照搬照抄。其中也有几篇是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闽姝》最称精妙，经过作者的提炼、打磨，保留了原始素材的世俗性、趣味性、曲折性，增添了几许精致、优雅和含蓄。前半写闽女之姝丽情急，粤男之美貌矫饰，以及此女之欣喜若狂、死心塌地，铺彩摛词，形容尽致。后半写男子之伪装欺骗、原形毕露，女子之疑心、机心、惊心、痛心，神态心理描写也都细微逼真。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精彩若此，未及五百字，以大手笔作小文章，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除却刘基，在元明诸家寓言作品中，此篇堪称碧海骊珠。
《龙门子》一书涉及社会、文化、学术诸多问题，是一部随感、杂说、笔记之类的著作，但非漫而无归、杂而无统，而以儒家思想融贯其间，统领全书，其论学部分着重阐述汉唐两宋诸儒源流得失而于南宋理学尤详。偶及诸子佛老异端之说也一笔带过，《龙门子》成书次年乃着手潜心探究诸子之学，遂有子学专题考辨著作《诸子辩》。至正十八年（1358），金华邻境建德被陈友谅军攻陷，浦江居民震惊，多扶老携幼逃往旁县。宋濂亦遣妻孥入绍兴诸暨句无山中躲避，自己独留家中，“块然无所为，乃因旧所记忆者，作《诸子辩》数十通，九家者流颇具有焉”[259]。及事定，宋濂急趋句无带回妻孥，并命仲子宋璲将书稿誊录一过。从始撰至完稿，约半年光景，而先前于诸子学已有储备，非一朝之功。“数十通”是概数，据每条所标书名，计三十九种（家），每种之下偶及相关子书，如论《言子》并及《孔子家语》《新书》《三坟》《阴符经》诸书，论《淮南子》并及《吕览》（《吕氏春秋》）。宋濂博涉佛经，精通佛理，又览道藏而悉道教，《诸子辩》论诸子常涉释老，但未列专条。宋濂宗儒术，《龙门子》及其他著述多有论述，《诸子辩》仅收三家，以备儒家言，“始之以《鬻子》，而终之以周、程者，欲读者有所归宿也”[260]。合而观之，所录载述及之书当不下五十种，时代上自先秦两汉，下迄北宋周惇颐《周子通书》和程颐《程子粹言》。前有小序，后有跋尾，说明写作时间、背景，立言宗旨和学术指归，此种体式与《龙门子》相同，唯体量略小于《龙门子》，却是综观诸子的专论，是宋元明诸子学中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在小序中昭示其写作目的在于“解惑”，解学者受周秦以来诸子“各奋私知而或盭大道”之蔽，“大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先王之世”相传之道，圣贤孔孟之“中道”。跋尾变本加厉，猛烈抨击“悖义而伤教”之百家九流，“邪说之害人，惨于刀剑，虐于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锋而膏其焰乎？”斯人以斯道自任，故各为之辨伪，为之解惑。宋濂站在儒家立场上，以儒家思想价值标准裁量九流百家学说，不免削足适履，评判失当。例如，以尚仁义鄙智术的观念来比较同为兵家的孙武《孙子》与吴起《吴子》两部书，批评前者背离了古代“谈兵者有仁义有节制，至武一趋于权术变诈，流毒至于今未已也，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祸首欤？”评赞后者论兵，“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又谓二家用兵，“起几于正，武一乎奇，其优劣判矣”。评比颠倒，书生气十足，不懂军事，远不如其友刘基高明卓荦。他不喜法家、名家、纵横家，对道家有赞扬，更多是指其流毒祸害。评《老子》：“大抵敛守退藏，不为物先，而一返于自然，由其所该者甚广，故后世多尊之。”道家、神仙家、兵家、庄列、申韩、张良、曹参皆尊之、祖之，“而末流之弊，至贻士君子，有虚玄长而晋室乱之言”，“其祸若斯之惨也”。又评《庄子》：“其书本《老子》，其学无所不窥，其文辞汪洋凌厉，若乘日月骑风云，下上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庄周最大的缺点是“甚无顾忌”，至对“孔子百代之标准”，“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致使后世“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
败，卒踣人之家国，不亦悲夫”！至于老庄之学对中国思想学术的贡献则语焉不详，而对所谓“礼义彝伦”的冲击也未必不是一种进步作用。要之，宋濂以儒家思想衡量诸子百家，难免褊隘片面，但他毕竟是位大学问家，或能突破儒家藩篱，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他向往先王之世“道术咸出于一轨”的文化格局，不满周秦以来学者各奋私智而违大道的衰象，又对诸子中不屑依仿勇于自创而“成一家言”的“豪杰士”每有赞词，给予很高评价，而这恰恰体现了传统子学的基本精神。
宋濂所作寓言除《龙门子》外，尚有《燕书》四十篇，亦成于至正十七年（1537），前者跋后题是年秋八月，后者跋后题同年夏五月。书名“燕书”，取自《韩非子·外储说》“郢书燕悦”，有自谦之意。四十篇故事都假托春秋战国时代，其实没有一篇契合周末史实，均出自作者杜撰，以讽元末社会。书前小序称：“玄黄之间，事变无垠。辩士设喻，以风以陈，质往旧，开今新，作《燕书》四十首。”[261]“质旧”不过是依托，“开新”才是真正的目的。四十篇着重讲治国、理民、用人、驳将、为臣、谏君、去奸、除蠧之道，皆有激于元末弊政而言，虽然写严肃的政治题材，由于善喻巧譬，幽默轻松，收到很好的讽谕效果。例如第三十六则，甲父史与公石师相交，前者“能计而弗决”，后者“善决而计疏”，“各合其长，事无留行，人两而一心也”。其后“因语相侵离去，政辄败”。密须奋以海虫水母与虾相资，琐
与蟹共生，兽类邛邛与岠虚相依，皆“两不能无”的故事，劝之捕鼠，依然如故，怒鞭之，豹辄号。缚之牛羊圈中，“日
以糟，豹丧欲泣”。说甲父史与公石师，二人遂欢焉如初。篇末借“君子曰”点评，以显主题：“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资以成体，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何可自用乎？密须奋可谓善讽矣。”[262]此则讲官吏共事应取长补短、密切合作方能成事，否则失败，人与人的诸多关系又何尝不然？如是寓言的意蕴更丰富了。第三十七则讲用人之术。有猗于皋者，以双白璧重价购得一只善捕兽的豹子，畜养极其优厚，“治金为绳，系之文罗，日割牲啖之”。命捕鼠，却视若不见，主人怒骂之。他日，复纵其友安期子佗闻之，诮曰：“吾闻巨阙虽利，补履不如利锥；锦绮虽丽，供
不如尺布；文豹虽鸷，擒鼠不如狸u。子何愚也！曷不用狸搦鼠，而纵豹捕兽哉？”猗于皋这才醒悟，如其言照办，鼠几尽，又获麞鹿无数。篇末亦以“君子曰”点题：“兽固善捕，亦各有所能，至于用人乃违其才，何耶？”[263]纵豹捕鼠这篇笑话对用人违才无效反而责罚糟蹋才俊的蠢人是绝大的讽刺。此类寓言佳制在《燕书》中还有许多。另有《寓言》五首，亦托春秋战国事，疑与《燕书》作于同一时期。单篇寓言《琴喻》尤精雅整丽，述山民齐氏不识琴，未见琴，人告之琴之形制与音响。一日至通都大邑，见负筑者亟趋视之，以为琴，遂力致其人而归，师之三年，早晚不辍，自以为尽得其技。乡人告之此是筑而非琴，又亲抚琴弦。齐氏不之信，终抱其筑乐之不倦。篇末作者发出感叹，揭示写作意图：“嗟夫！琴之为器，人所易识，山民乃以筑当之，则夫误指乡愿为君子，日爱之而不知厌者，尚何怪乎？感斯言作《琴喻》。”[264]本篇叙事写人，精妙如画，山民齐氏以筑为琴，以琴为筑，颠倒错乱，终于不悟，鄙陋固执的性格凸显纸上，是古代寓言中精品，受到明代多位古文名家的赞赏。杨慎云：“通篇绝无险词僻句，但顺理设喻，自觉意思过人，此明文之卓绝者。”茅坤云：“此篇自首至尾，影射极妙，而缴结尤见精神。”[265]宋濂《龙门子》《燕书》及《寓言》《琴喻》等寓言创作，和《诸子辩》关于诸子学的研究论述，都是在元季子学思潮浸润下取得的重要成果。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刘基辞去行者郎中一职，回归故里，“居青田山中，乃著《郁离子》”[266]，时年四十八岁。他于至顺四年（1333）举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行省都事、行省枢密院经历、行省郎中等职，文武官职屡有变动，总不离地方下层官吏，所谓“浮沦下僚”。二十五年间，正值年富力强，他恪尽职守，所至皆有善政，“以廉节著名”，“以谠直闻”，“小民自以为得慈父”[267]，因与执政大臣政见相左，在对待方国珍是剿是抚的对策上出现严重分歧，遂被软禁起来，“羁管”于绍兴。刘基遭此沉重打击，几乎崩溃，“发愤恸哭，血呕数升，欲自杀”，经家人和门人的劝阻，方才打消轻生的念头[268]。事在至正十三年（1353）。复出后，仍然受到执政者的打压，虽建军功也予抹煞。刘基的屡遭排挤打击的下层仕宦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元朝统治的腐败与不可救药，遂决计弃官归田。先是，即至正十六年（1356），其邻郡好友金华名儒宋濂辞去翰林编修征召，正准备入浦江仙华山学道著书，临行，刘基作《送龙子入仙华山词》，诗前小序表示了自己将追随友人足迹的愿望：“予弱冠婴疾，习懒不能事，尝爱老氏清净，亦欲作道士未遂。闻先生之言，则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269]在仙华山小龙门，宋濂已完成了《龙门子》及《诸子辩》《燕书》三种子书。而刘基迟滞二年，始了却心愿，归青田山中著书，约一年有余，聚精会神，潜心结撰，而成《郁离子》这部汉唐以来子学奇书，视《龙门子》骎骎后来居上矣。
元代统治自元世祖忽必烈混一天下以迄元顺帝覆国，由强而衰，由治而乱，不及百年而亡，积渐变化，寒极而成坚冰。刘基对元朝统治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对前期盛世德政是肯定的赞扬的，“国家自混一以来，以仁泽施于民，涵濡养育，蕃衍滋息，可谓庶且富矣”，谈及顺帝至正末世则非常不满，“今乃至相率而为盗”[270]。此文作于至正十五年（1355），尚在羁管中。次年，行省复起为都事，又改任枢密院经历，助行省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在颂扬元帅石抹“德政”的同时，又激烈抨击各种弊政，“粤自草窃构乱，朝野多故，纪纲就弛，官吏张口引颈，幸民有事，以资渔猎”[271]。但是真正看透元代末世统治的腐朽性，是在再次遭受执政者打击，辞官回到青田山中经过冷静反思后的事情。
《郁离子》透过对元末社会种种乱象、惨象、衰象、败象的无情揭露，将批判的利刃直接指向腐朽、贪婪、昏愦、颟顸的统治集团，并力图从历史的纵深探究元代统治衰微的根源以为后来殷鉴。作者所做的社会批判有广度，有深度，也有高度。
《郁离子》中批判元末弊政的文章以用人任官失策者居多，笔锋集中犀利。历代用人政策都存在不辨贤愚忠奸，君子失位、小人得志的问题。问题少而轻，解决得好的，便称治世盛世；问题多而重，解决得差的，便是乱世衰世。蒙元统治时期，将人群按种族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用人政策与民族政策搅在一起，使问题更趋复杂、严重，更难妥善解决，也种下了政治祸根，盘根错节，日益滋蔓，与元祚而共亡。当元室强盛之时，世祖皇帝积极推行“汉法”，力排蒙古贵族保守势力的阻挠，大胆起用汉族士人，许多方面突破了用人政策的限制，表现出一代雄主阔大开放的气度。嗣后数世守成之君，用人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及乎末世，选举用人，混乱不堪，加速了元朝统治的衰亡。刘基在反思元代用人政策失败教训时，一针见血指出病源毒瘤在于“不公”：“乃不公天下之贤，而悉取诸世胄昵近之都那竖为之。”[272]所谓“都那竖”，这里指蒙古人和色目人贵族纨绔子弟，他们享有世袭特权，养尊处优，占据各级政府要害部门，如监察机关，“风纪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选也”，即由其把持掌控。刘基主张用人必须唯贤是举，“不问其系族，惟其贤，不鄙其侧陋”[273]。所谓“系族”正指种族宗系，而贤士主要指出身卑贱不被重用（“侧陋”）的汉族士人。贤士受到不公的待遇，排斥于中枢机要部门，置之闲散之地，如良马置于“外牧”“外厩”，还要受到来自贵戚、奸佞、宵小之徒的各种诬陷、迫害，譬如良善珍希之鹊遭到诸多恶鸟的攻击，忌之，谗之，逐之，射之，“中脰几死”[274]，命运极其悲惨，其间包含刘基自己从政生涯的痛切际遇。一旦国家发生大事，如战争、天灾等，那些养尊处优、腐败无能的权贵势要便束手无策，落荒而逃，而备受排挤压制的贤良自感力不能济，难挽时艰，“吾侪力少而恒劳，惧弗肩也”[275]，不愿为之卖命，其中许多人已先期遁入山林。元朝濒临无人可用的危险境地，更找不到能扶危定倾的济干之才，刘基譬之能修“坏宅而栋不挠”的神工鲁般，“今其栋与梁皆朽且折矣”[276]，虽有鲁般在也难措手。又比作能引领巨舟冲破险恶波涛的“舵工”，“航沧溟者之无舵工也”[277]。大厦将倾，漏舟将覆，而酿成此种阽危形势的重要祸源便是用人不公。《郁离子》对元末弊政的批判涉及许多方面，而作为政令制定者执行者的统治集团、各级官吏乃是祸首和帮凶，固难辞其咎，亦难逃刚肠嫉恶的刘基的挞伐。其卑劣败坏的政治品性诸如贪婪、残忍、好谀、邀宠、褊狭、封闭、结党营私、冥顽不灵等等，均受到严厉尖锐的批判和讽刺。《郁离子》将腐朽的统治者及其大小帮凶的丑行恶德集中起来，来个兜底翻，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解剖其骸骨，鞭挞其灵魂，又巧妙运用譬喻和寓言方法，兴寄隐微而形象生动，具有深远的诫世警世作用，汉唐以来，如此寓言奇书实属罕见。刘基敢于埋头写这样揭露批判时政弊端的作品，充分表现了他的人格勇气、社会正义、文化和历史担当，他有一肚皮抑郁悲愤不得不吐，加之元代法网疏文网宽，又当元代统治气息奄奄行将就木，哪里还能顾及笔墨文字之事，再说《郁离子》终元之世也未刊行。
对元末窳陋政治的批判是《郁离子》一书的重点，此外，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风习和社会心理的诸多病症，政治批判、风俗批判、心理批判各有侧重，互相关联，丰富并扩大了本书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关于讽刺针砭颓靡世风和病态心理的作品不少，那时社会群体普遍感染了各类心理疾病。比如，贪得无厌，嗜财如命。刘基拟构很多比喻和故事，其人其物多因贪财恋货而送命的，它们把金钱宝物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狸贪食偷鸡，陷入机关被捉，“身缧而口足犹在鸡”，“至死弗肯舍也”。有人“以赂致讼者”，狱吏警告他，承认即可减罪，“不承则掠死”，不如择其轻者。此人“终弗承以死”，临死，还暗嘱其子，好好保管好这笔钱财，“是吾以死易之者”[278]。有些人明明知道不义之财有毒，还要轻生尝试，如嗜食河豚者，“为口腹而轻其生”[279]。又比如，弄虚作假，不讲诚信。越国有个种漆树的人，听说吴国时行漆器，他用漆叶熬制成膏汁掺和真漆，销往吴国，以为必获巨利。此人找到吴国的一个中间商，随之入吴，验货时，果真是好漆，约定取金币速来取货。卖漆者乘机做了手脚，“夜取漆叶之膏和其漆以俟”。最后被识破，漆都变质了，根本卖不出去，吴人流落街头不能归，“遂丐而死于吴”[280]。贪利导致丧失诚信，假冒伪劣流行，作伪者也自食其果，落到乞食而死的结局，作者给予的惩罚够狠的！又比如，愚昧无知，视害为利。粤人上山采菌菇，喜得一株奇种，“其大盈箱，其叶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为是灵芝仙草，食之可以成仙。遂烹食之，入口即死。其子还认为父未死，魂灵已经升天了，乃食其余，又死，以至一家人“皆食之而死”[281]。太悲惨了！有害有毒的东西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往往披上伪装，涂上美色，诱人上钩，毒菌也有美丽的外表，“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但含剧毒，误食必死。再比如，迷信鬼神，祈福免灾。其时迷信盛行，占卜相命，堪舆巫术，沉渣泛起，败俗害民。当时有位叫谢应芳（1279—1392）的学者诗人曾就迷信风气的蔓延，编写了一部批判鬼神巫术的书，名曰《辨惑编》，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了。刘基对此颓风败俗深表忧虑，撰文戳穿诡伪，挑明真相，以解世惑。他对江淮地区流行向三官神祈求赐福、赦罪、消灾的迷信风气，大泼冷水，指出天神并不灵验，祈求者“多不得祥而得祸”，进而揭出跪求者的身份及其心中奥秘，和对宗教道德的虚伪不诚。他们心怀鬼胎，却在神灵面前表现得十分虔诚。其实，“今择其按罪锡福之辰而致斋焉，是欺之也；焚香爇烛，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其中固有世俗细民，而以身份特殊者为多，“今之致斋者，非滥官污吏、奸胥悍卒，即市井豪侩及巨商大贾之为富而不仁者”[282]。将一帮为非作歹的头面人物的伪善、欺诈、谄媚嘴脸和心术揭露无遗，表现了作者目光的锐利和仗义执言的勇气。以上关于社会、风习、心理、人性的批判，还有许多，不再枚举。其疾患病症带有普遍性，非有元一代独有，历朝历代何尝无之，这样刘基《郁离子》所做的尖锐深刻的批判便超越时空而具有某种普世恒久的文化价值。
《郁离子》所批判的元末社会现实是黑暗的，而作者的思想是崇高的，《郁离子》全书笼罩着一层苍茫昏暗的暮色，而字里行间又闪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的曙光，作者的思想、理想、智慧火花。《郁离子》留给后世最宝贵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是民本思想和生态智慧。
刘基继承并丰富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民本思想，他精诚呼吁要“爱民”“养民”“保民”，严正告诫不可“忘民”“剥民”“掊民”。“民”是《郁离子》一书的主题词，民生问题是受到作者特别关注的重点。《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刘基民本、民生思想的立论基础。据此，民众要求生存、发展、蕃育，此是人道，与天道、地道完全契合；也是人性，要求温饱以至美衣美食，“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夺缊絮，民情之常也”。无论如何必须保障民众维持生计的最低生活水平，“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缊絮可也”。为政者决不可干出违背天理人情的事，“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为之”[283]。刘基反复强调对人之常情，民之所欲，凡一切合乎天道人情的合理要求，都应尽量顺之、因之、导之、足之，作出妥善的处理，决不可以强行逆之、遏之、绝之、夺之。他经常用养殖鸟兽、虫鱼、种植庄稼果树的浅显比喻说明深刻的养民保民道理。养鸟兽，必须“使之得其所嗜好而无违也”，如果“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处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矫迫焉，则有死耳”，“而欲夺其所好，遗之以其所不好，绝其所欲，强之以其所不欲”，故终“不能使之驯”[284]。又如种谷子，播种、灌溉、施肥、除草，培植养护，件件得宜，务使不失“其性”，不遏“天生”，“然后可以望有秋”[285]，有好收成。刘基根据生乃天地之大道的《易》理，目击元末民不聊生的悲惨现实，从而形成以民生为念的人性论，对于人欲常情强调聚合、培养、疏导，而与宋儒理学重遏制、绝灭、堵塞的观点大异其趣。但并不主张听凭人欲横流，如果发现“民之轻禁以逞欲”，就应找到源头，即时塞之，“节以制之”，“如水之决，必有所自，求而塞之，斯可矣”[286]。正确的策略是以疏导为主，以防堵为副。如此方能得民心，得民力，得到民众拥护，从之如归。“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则天下无不可致者矣”[287]。国家要养民，也要取民、用民，其道在于有度有节，“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288]。如种菜，“蔬成而后撷之，相其丰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伤其根，撷已而溉，蔬忘其撷，于是庖日充，而圃不匮”[289]。如养蜂，“其取蜜也，分其赢而已矣，不竭其力也”，蜜蜂们“故者安，新者息”，养蜂人也可岁岁割蜜，“而收其利”[290]。这是维持社会再生产和生产者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腐朽的统治阶层各级贪官污吏为贪欲私利所驱使，哪管百姓死活，敲骨吸髓，竭泽而渔，于是民怨沸腾，铤而走险，“盗贼”蠭起，天下大乱，元朝因之灭亡。在国与民的关系上，刘基认为民为国之本，国家取之于民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民。如铸钱造币是国家专营榷利，禁止民间私营，仍须顾及民利，适当让利，不宜严禁重罚，“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将育民而蕃之，以足民用也”[291]。虽以国家名义取民使民也有公私之分，这要看是否让民众真正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否则便是假公济私，打着国家的旗号以谋个人或某个集团的私利。国家“与民争食”“与民争利”是错误的政策，“义而公”才是正途。他对那些以损害、剥夺民众利益以充国帑却获得考绩上等的官吏，即所谓“掊克之吏”，深恶痛绝，应予严惩。其辈“多取诸王之固有以最其课，是剜王之股以啖王也”，“剥吾民以最课者，服上刑”[292]。有道之君及贤良之臣应当心系天下百姓，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富足了，国家也会富强，“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反之重用以搜括百姓逞能邀功的官吏，不但坑害了百姓，也使国家元气大伤，“掊克之吏进，则民夷而国伤”[293]。民本思想在刘基世界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政治观等都有影响，也是元明思想史的一大亮点。
生态智慧是刘基及其《郁离子》的另一思想闪光点。基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中国古老哲学思想，刘基弱冠之年即立下经世济民宏志，不论在朝在野得志失志都心系苍生、民生，“公以天下苍生休戚为忧喜”[294]，从而形成了他的民本思想；又关心天地万物动植飞潜一切自然生命的盛衰生歇，故能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具有丰富的自然知识，从而孕育了他的生态智慧。从世界自然本体看，社会民生也是一种生态，且与气候动植等自然生态有密切关系。刘基早已深刻地认识到，自然资源是会枯竭的，永难再生，人类“各以其所欲取之，则物尽而藏竭，天地亦无如之何矣”[295]，问题出在人类的贪欲、短视，大家都在无休止地肆意掠夺自然。毕竟人赖天地万物以生，还是要向大自然索取的，惟取之有道、有德，不可豪夺滥取。刘基泾渭分明地指出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径：一曰“天盗”（“天地之盗”），即遵循自然规律，在不损害破坏或很少损害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巧用天时地利物力，“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而无遗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296]，如此则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保证了人类衣食日用永久的需要，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都得到可持续发展。二曰“人盗”，即违背自然规律，疯狂掠夺大地物产，发掘自然宝藏，以至“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无所施其功，则其出也匮，而盗亦穷矣”[297]，如此则物竭藏尽，天地生息机能被遏断，自然与社会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天盗”与“人盗”，是两种对立悖反的生态观、环境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实践后果也大相径庭，实实攸关世界和人类的前途命运。刘基为世人指明了正确方向：“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斯可矣。”[298]人们不禁惊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早熟，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始形成地球“增长的极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互相协调“持续发展”的理论，而我们的刘伯温先生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经清晰地提出类似的生态观点了。刘基还每每把保护自然环境与关爱百姓生存环境，把护生与保民紧密地融合起来。他杜撰了一个故事，讲述古代一个叫“不韦”的男人，携家小逃避战乱，躲进荒无人烟的山中，没有住房，在一株大树底下搭了一个窝棚。一天，没柴烧，男人手持斧子欲斫倒大树当柴薪，被其妻坚决阻止，劝说：“吾无庐，而托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于是也，骄阳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凄，飘风扬而不吾溧，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谁之力耶？吾当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爱之如身体，犹惧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毁伤之乎？”又推而广之，由大木之与人居推及川林之与鱼鸟，“水泉缩而潜鱼惊，霜钟鸣而巢鸟悲，畏夫川之竭、林之尽也，鱼鸟且然，而况于人乎？”[299]鱼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林，人家毁伤大树便失去荫庇，作者以此为喻，意在托现百姓的生存发展攸关王朝统治的盛衰存亡之理。对自然环境，对人民大众，都要有敬畏之心，爱育之意，“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爱之如身体”，发自肺腑，一片赤诚，金玉良言，可为座右铭。在刘基看来，自然生态与社会民生二者密不可分，故往往相提并论，生态观、民本观统一于天人合一观，体现了中华思想文化的特点。
天人合一、天地好生的世界观还孕育了刘基崇高宏远的社会理想。他所憧憬的社会不仅国家统一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快乐自在，而且万物各得其性，欣欣向荣，是人与万物并育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其审美特征是熙熙煦煦，有如阳春，“所以覆载间，物物熙阳春，动植飞走辈，生长咸及辰”[300]，“山泽不壅，而雨旸时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春”[301]。这并非完全空想，而是有一定历史现实为依据的，前朝兴隆之世如盛唐曾有显露，元朝上升时期也有显露，对此刘基有亲身感受，“国家自混一以来，以仁泽施于民，涵濡养育，蕃衍滋息，可谓庶且富矣”[302]。他的同乡龙泉学者叶子奇对元代末世黑暗现实、天灾人祸也做过详细精辟的揭露批判，同时追忆元代盛世景况，社会安定，刑法宽松，“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303]。但到末世，天下大乱，暗无天日，一塌糊涂。刘基遭逢乱世和跌挫，没有颓唐逃避，继续寻求经世济民的方略，为构建理想社会、迎接新朝来临而自觉担负起历史责任。《郁离子》篇末结束语抒发了这种抱负：愿与同志“讲尧舜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304]。《郁离子》一书命名也含光明、文明之意。“离”者，卦名，象火；“郁”者，盛也，寓盛世文明。《郁离子》披露了元季有如黑暗泥淖的社会现实，也迸射出作者刘基的智慧之光、思想之光和理想之光。《郁离子》脱稿之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年（1360），刘基与宋濂相聚，不在仙华山，也不在青田山，而在金陵朱元璋府邸，二人与章溢、叶琛并称浙江四先生，同时受到礼聘，为之出谋划策。伯温先生鞠躬尽瘁，终成开国元勋，一代帝师。
先秦诸子都善于运用比喻说理辩论，阐发自家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人生哲理，比喻的故事化即寓言尤其发达，儒家《孟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纵横家《战国策》、阴阳家（一说杂家）《吕氏春秋》诸书都有许多生动隽永的寓言故事，《庄子》尤为杰出。先秦寓言对后世思想文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子学复兴时代的元季诸家也深受浸润滋养，并成功运用这种巧譬善讽、发人深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表现方法。宋濂、刘基、胡翰、王祎等浙江名士对譬喻和寓言的修辞特点、思维特点都有论述，刘基还进一步探讨了物推类比思维方法的理论基础在于天人相应、“物理相通”[305]，认为运用类推思维方法可以扩增知识，由已知推求新知，由细小事物推知大道邃理：“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贵能推其类也。故观水而知学，观耨田而知治国，善推之而已矣，是故无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306]其寓言故事集《郁离子》充分体现了这一认识方法和思维特点。深知刘基的明初人早已指出，比喻和寓言是《郁离子》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书写形式。友人王祎云：“寓言居多。”[307]门人徐一夔云：“巧于比喻。”[308]《郁离子》约近二百篇，约四分之三具有故事情节，或取对话体式，是典型寓言文学样态，其余诸篇也大多采用连类博喻以况事理，很少直接诉诸概念逻辑的。
《郁离子》寓言，取材宏富，想象奇特。笔之所涉，举凡政治、法制、军事、经济、风土、民俗、世道、人心等社会现象，农田、种植、渔猎、养殖、商业、贩运、建筑、炼金、造船、航海、医药、巫术、相命、问卜、猴戏、琴艺、酿酒、鉴宝等各行各业，天文地理、百草千树、鸟兽虫鱼等自然物类，皆广为搜罗，“牢笼万汇”，“辨博奇诡”。钉头木屑，牛溲马勃，兼收并蓄，事事物物，皆成文章，此非大学问、大手笔莫能办。除末篇《九难》而外，多为数百字短文，正因为取材的丰富多样，奇妙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熔铸力，这百余篇短小寓言集显现出缤纷博丽的奇观，如磁石一般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刘基虽自命儒者，熟读儒家经典，却喜欢披览《山海经》《庄子》等奇书，又常与道士黄冠者交游，羡慕逍遥自由的神仙家，“仙人骑鸾凤，呼我游云中”[309]，“安得身如列御寇，翩翩高举出冥鸿”[310]。因之长上翱游八极的翅膀，拓展神驰梦想的空间。《郁离子》多从中国古老神话中撷取山、水、人、物故事，驰骋想象，大胆虚构。虽取材于历史上的人和事，却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也只当一个引子而已，新编故事均属子虚乌有，又无一不关乎人间事。其中鬼神、妖狐、枭鸟、恶虎、毒虫、海怪等都有人的影子，飞鸟、蟾蜍、昆虫、树木、寄生也作人言，被赋予人的性格。《郁离子》寓言故事凭借丰富诡奇的想象，超越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摆脱实事实写所带来的诸种限制、牵掣和麻烦，进入自由的文学创作天地，杜撰一篇篇荒诞离奇的故事，创造一个个活活泼泼的艺术形象，惊世骇俗，发人愚蒙。
《郁离子》寓言，形象鲜活，讽刺尖刻。所谓“形象”在《郁离子》中可分为人的形象和物的形象两美，前者有今人和古人，都属虚拟，后者动物、植物、昆虫、鸟雀之类，神仙鬼怪也属此类。作者写人都赋予一定性格特征，又多为病态变态者，如渡河落水，求渔者救命，许以百金，因食言而溺死的商人；嗜食水果，索取无已，而终食苦果的梁王；好着美服，稍不如意即浑身不自在的周人；艳羡少年骑马过市风光无限；做梦也想尝试，一朝真的跨鞍上马，险些摔死的割草料喂牲口的人（“刍甿”）；等待。其人情状、神态和心理都跃然纸上。贾人舟覆遇险向渔人求救，用“急号”二字点染，并许以百金，及被载登岸，则翻脸不认账，“勃然作色”，且曰，汝渔者，“一日之获几何？而骤得十金，犹为不足乎？”[311]以极省的笔墨描绘了贾人前后不同的两副嘴脸，两种心态，表现了其人不讲诚信、违背诺言、轻蔑救命恩人的恶劣品行。作者描绘“刍甿”在绿野骑马的险情：“马见青而风，嘶而驰，
然而骧，蹩然而若凫。刍甿抱鞍而号，旋于马腹之下，马跃而过之，头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驰救之免。”[312]匹马狂奔嘶鸣之势，刍甿惊恐栽地之态，活灵活现，恰似小说家之画笔。此则小小寓言对徒慕虚荣豪华而不知其中深浅者是当头棒喝。作者写物，也具人的性格，兼有人与物双重特征。《即且》写即且（蜈蚣）始与
（大眼毒蛇）斗，胜之，继与蛞蝓（蜒蚰）斗，却被黏液所困，动弹不得，“为蚁所食”[313]。此三物同属爬虫类，而习性、形状各不相同，故事刻画即且与二虫相斗，一胜一负，细致生动，又都符合三虫特性，而即且骄傲自大的性格非常特出。它斗垮了毒蛇，“入其肮，食其心，啮其
，出其尻”，蛇竟不知是怎样死的。这成了它骄傲的资本，自恃无恐，以为天下无敌。及遇蜒蚰，即欲取之，却为蚿（马蚿，亦虫名）劝阻：“是小而毒，不可触也。”这下可激怒了蜈蚣，它狂言，“夫天下之至毒，莫如死，而蛇之毒者，又莫如
”，“吾入其肮，食其心……夫何有于一寸之蜿蠕乎”？岂料竟被蜒蚰黏住足与须，做了小小蚂蚁的食料。此则寓言告诫世人：不可因为战胜强敌就飘飘然，狂妄自大，骄人傲物，以致丧失理智，轻视“一寸”“微物”也有致敌于死命的一招。《郁离子》故事情节短小简单，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安排，叙事轻重详略得体，讲究铺垫、呼应、对比、开合，尺幅之中也含曲折变化。《即且》便是一例。又如《救虎》《虞孚》《贾人》《姣服》《象虎》《子余知人》《灵丘丈人》等篇，都显示了高明的叙事手段。故事中或作景物描写，如浙江天台名胜石梁飞瀑：“石梁五仞，径尺而龟背，其下维千丈之谷，县（同懸）泉沃之，湿藓被焉，无藤萝以为援也。有野人负薪而越之，不留趾而达，观者皆唶唶。”[314]作者以简练精妙的画笔展现了天台石梁和负薪者过梁非常惊险的一幕。浙人刘基对台州及石梁名胜并不陌生，其诗咏及台州者有数首，如《夏夜台州城中作》《蟾室诗为台州栖霞观道士作》。又《石末公家人自台州来以诗问之》云：“委羽山前海水飞，赤城霞色乱斜晖。”“委羽山”“赤城霞色”皆台州胜景。又《壬辰岁八月自州之永嘉度苍岭》云：“昨暮辞赤城，今朝度苍岭。”“壬辰”指至正十二年（1352）。寓言写石梁天险和“野人”冒险越梁，盖得之亲见亲闻，是写实，而非完全虚构。想象的翅膀须有实体支撑，虚构离不开生活基础。刘基知识宏富，广涉天地万物，了解社会世象，细察物理，深体人情。《郁离子》寓言故事虽为想象虚构，而非现实世界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复制，但细节描写真切，惟妙惟肖。想象的奇幻与描摹的真切水乳交融，艺术魅力也焕然而生，其中许多篇什接近童话，若用通俗的语言，对原作稍加改编，配以插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古代经典普及工作。前提是改编者必须对刘基要有深入的研究，对《郁离子》文本要有透彻的理解，把握到精神实质。
刘基是我国古代一位出色的不可多得的讽刺家，其讽刺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尖锐深刻，对于元末弊政、腐败现象、道德沦丧，予以狠狠挞伐，一鞭一条痕，鞭鞭见血，不留情面。被批判讽刺的对象，结果大多不妙，非死即伤，亡身亡家乃至亡国。恶人作恶，“弗悔”，“必受烈祸”[315]，愚人干蠢事，不悟，也好不到哪里去。其间深寓“变风变雅”“直指其事斥其人”之旨，“去恶拔邪之志”[316]。当元末世乱世，社会病症严重，不痛下针砭，难以疗治，唤起社会的觉醒和良知。《郁离子》也确实收到警世醒世的良好效应。徐一夔序云：“骤而读之，其锋凛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确然，凿凿乎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乎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也。”[317]清初古文家林云铭评《郁离子》中《东陵侯问卜》（又题《司马季主论卜》，收入《古文观止》）：“其中抚今追昔一段，说得如许悲凉，富贵骄人之徒读之，便是一服清凉散也。”[318]
诸子之学滥觞于鼎盛于春秋战国时期。后世相延不绝，代出名家名著，但已无法企及晚周诸子。元代子学寝盛，迨及晚季已显复兴之势，其余波延及朱明初始。子学思潮的涌起和子学的成绩，是元代思想文化标志性成果之一，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应大书一笔。元代江浙行省浙东道之婺州路（今金华地区）与处州路（今丽水地区），是孕育滋生子学的一方沃土，硕果丰盛，例如金华浦江宋濂之《龙门子》，丽水青田刘基之《郁离子》，丽水龙泉叶子奇之《草木子》。《郁离子》尤其卓异，荣居有元一代子学之冠冕，远追先秦两汉诸子，为后世寓言性子学著作不可多得之奇书。明代隆庆、万历间著名学者、诗人、藏书家金华兰溪胡应麟（字元瑞，号少室山人），给予《郁离子》极高评价：“战国后，无子书矣，东西京（东汉、西汉）文赋特盛，而子书远非先秦埒。异哉，青田之子《郁离》也！奇气瑰藻，绝唐宋，越两都（亦指东西汉），翩翩然用末抗衡焉。”[319]能从子学发展的高度，做出如此精辟的评价和极高的学术定位，自元明之际以迄当今六百余年间，殆元瑞一人耳。
【注释】
[1]《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2]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苏天爵《元文类》卷五七，《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苏天爵《元文类》卷五七，《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辑遗·吴澄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元文类》卷四〇《经世大典序录》，《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6]虞集《道园类稿》卷一六《经世大典序录》，《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7]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三《元典章前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8]虞集《道园类稿》卷二二《奉元路重修宣圣庙学记》，《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9]虞集《道园类稿》卷一九《国子监学题名序》，《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0]虞集《道园类稿》卷一九《国子监学题名序》，《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1]虞集《道园类稿》卷二三《慈利州重修宣圣庙学记》，《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2]虞集《道园类稿》卷二二《韶州路重修宣圣庙学记》，《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六章第二节《书院之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14]虞集《道园类稿》卷二四《弋阳县蓝山书院记》，《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5]赵世延等《经世大典序录一》，苏天爵《元文类》卷四〇，《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6]赵世延等《经世大典序录一》，苏天爵《元文类》卷四〇，《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7]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中华书局1979年版。
[18]赵世延等《经世大典序录一》，苏天爵《元文类》卷四〇，《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9]虞集《道园类稿》卷二三《抚州路乐安县新建三皇庙记》，《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0]虞集《道园类稿》卷二三《袁州路分宜县新建三皇庙记》，《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1]虞集《道园类稿》卷二三《抚州路重建三皇庙记》，《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2]《元史》卷八五《百官一》。
[23]《元史》卷八八《百官四》。
[24]《元史》卷九〇《百官六》。
[25]《元史》卷一二三《阔阔不花传》。
[26]王恽《秋涧集》卷五八《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元文类》卷四二《工典总序·诸匠》。
[28]《元史》卷二〇三《孙威传》。
[29]《元史》卷二〇三《孙拱传》。
[30]《元史》卷二〇三《刘元传》。
[31]《元文类》卷四二《工典总序·诸匠》。
[3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中华书局1980年版。
[33]《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34]《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35]《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36]《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
[37]《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38]《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39]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40]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41]《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42]《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43]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见许衡著、王成儒点校《许衡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328页。
[44]《元史》卷一四六《杨惟中传》。
[45]《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赵复》。
[46]虞集《道园类稿》卷五〇《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
[47]《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48]钱穆《吴草庐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1页。
[49]《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
[50]《元史·程钜夫传》作“二十四年”，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补遗·吴澄神道碑》作“二十一年”，今从《元史·叶李传》。
[51]《元史》卷一七三《叶李传》。
[52]《元史》卷一七三《叶李传》。
[53]《元文类》卷四一《礼典总序·进讲》。
[54]《元史》卷一七三《叶李传》。
[55]《元史》卷七二《程钜夫传》。
[56]《元史》卷九九《隐逸传》。
[57]《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58]《元文类》卷四一《礼典总序》。
[59]《元史》卷一七一《刘因传》。
[60]朱元璋《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吴格点校《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06页。
[61]郑思肖《大义略序》，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
[62]《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63]《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64]《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65]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七《元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页。
[66]《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67]《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
[68]《元史》卷四《世祖本纪》。
[69]《元史》卷四《世祖本纪》。
[70]《元史》卷一八二《谢端传》。
[71]《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中华书局1980年版。
[72]《汉书》卷三〇《艺文志》。
[73]《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
[74]《庄子·天下篇》。
[75]《庄子·天下篇》。
[76]《元史》卷五八《地理志》。
[77]《元史》卷五八《地理志》。
[78]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陈得芝主编《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79页。
[79]《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0]《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
[82]《元史》卷一〇一《兵志》。
[83]《庄子·天下篇》。
[85]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8页。
[86]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页。
[87]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陈得芝主编《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88]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陈得芝主编《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89][英]彼得·弗兰科潘著，邵旭东、孙芳译《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90][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97页。
[9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陈得芝主编《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92]《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经史大典序录·学校》作“至元八年颁行国字”。
[93]《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94]《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95]《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96]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陈得芝主编《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
[97]《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第4521、4524、4525页。禅，指禅宗。教，指天台、法相、贤首诸宗。律，指律宗。
[98]《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第4521、4524、4525页。禅，指禅宗。教，指天台、法相、贤首诸宗。律，指律宗。
[99]《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第4521、4524、4525页。禅，指禅宗。教，指天台、法相、贤首诸宗。律，指律宗。
[100]《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第4526、4527、4528、4528页。
[101]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第4526、4527、4528、4528页。
[102]《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第4526、4527、4528、4528页。
[103]《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第4526、4527、4528、4528页。
[104]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390页。
[105]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390页。
[106]郑思肖《郑思肖集》，陈福康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52页。
[107]郑思肖《郑思肖集》，陈福康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52页。
[108]郑思肖《郑思肖集》，陈福康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109]邓牧《伯牙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9、4、6页。
[110]邓牧《伯牙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9、4、6页。
[111]邓牧《伯牙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9、4、6页。
[112]邓牧《伯牙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9、4、6页。
[113]侯外庐《序》，《伯牙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
[114]邓牧《伯牙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页。
[115]侯外庐《序》，《伯牙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
[116]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页。
[117]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9页。
[118]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陈得芝主编《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3页。
[119]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元文类》卷三二。
[120]《文献通考》卷首《抄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1]《文献通考》卷首《进文献通考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2]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0页。
[123]《秘书监志》卷四《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4]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丛书集成初编》本。
[125]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6]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7]王冕《竹斋集》卷中《自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8]袁凯《海叟集》卷二《老夫五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9]王冕《竹斋集》卷中《漫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0]祯，据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一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亦作“祯”。《明史·文苑传》作“桢”。
[131]《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132]《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一》。
[133]《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一》。
[134]《考岁略》，见王成儒点校《许衡集·附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135]《元史》卷一七一《刘因传》。
[136]虞集《道园类稿》卷五〇《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137]《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0页。
[138]《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0页。
[139]《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140]详见吕澂《金刻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441—1446页。
[141]详见吕澂《元刻普宁寺版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470—1474页。
[142]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143]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69页。
[144]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五六《书佛祖统载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5]吕澂《西藏佛学原论》，《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92、493页。
[146]吕澂《西藏佛学原论》，《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92、493页。
[147]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69页。
[148]《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https://www.daowen.com)
[149]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6页。
[150]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页。
[151]赵道一《仙鉴编例》，胡道静等编选《道藏选刊要籍》（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52]李道谦《甘水仙源录》，胡道静编选《道藏要籍选刊》（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93页。
[153]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页。
[154]《元史》卷二〇三《方技传》。
[155]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五〇《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四部备要》本。
[156]赵璞珊《朱震亨》，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下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
[157]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陈得芝主编《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15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二《西域奇术》。
[159]《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16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奇疾》。
[161]《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162]《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163]《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164]《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165]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八《宜黄县重修三皇庙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6]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九《武强尉孙君墓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7]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8]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四《浑源孙公先茔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9]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卷上《辨阴证阳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0]刘因《静修先生集》卷七《送国医许润甫还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1]胡翰《胡仲子集》卷三《择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2]《宋文宪公全集》卷五〇《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173]《宋文宪公全集》卷五〇《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174]《宋文宪公全集》卷五〇《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175]《宋文宪公全集》卷五〇《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176]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四《医书集成序》，《虞集全集》。
[177]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五《真静崔先生传》，胡道静等编《道藏要籍选刊》本。
[178]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九《燕京创建玉清观碑》，胡道静等编《道藏要籍选刊》本。
[179]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三《医家十四经发挥》，《四部备要》本。
[180]《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年（1273），诏禁“阴阳图谶等书”，至元二十一年（1284），“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又《秘书监志·私书库》载，所谓“阴阳文书”如《宝元天人祥异》、《宋天文》，“全部即系天子亲览禁秘之书，非余者（指秘书监官员）所当观阅”。而天算历法等阴阳家不在此例，且受朝廷重视，设专门学校培训有关人才。元初佛道二教之争、禁毁道书事，详陈垣《南宋河北新道教考》。
[181]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第23页。
[183]吴澄《吴文正集》卷二《答人问性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4]《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一》。
[185]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0页。
[186]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3页。
[187]《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礼典总序》。
[188]王祎：“统宗会元，而要之于至当之归，存乎人焉尔。”（《王忠文公集》卷一《四子论》）。原来“统宗会元”要语乃其师黄溍所授，溍论为文要理：“统宗会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王忠文公集》卷一五《文训》，《丛书集成初编》本。
[189]宋濂称其前辈学者陈樵：“确然自成一家言，殆无疑者。”（《陈公鹿皮子先生墓志铭》）王祎称吴澄、虞集二家：“卓然为一代之宗，而自成一家之言也。”（《赠陈伯柔序》）虞集称吴澄：“得以其学肆于圣经贤传，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190]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六《善余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1]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三《范先生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2]钟嗣成《录鬼簿》卷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9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二，中华书局1950年版。
[194]许衡《许衡集》卷一三《附录·通鉴》，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195]许衡《许衡集》卷一三《附录·国学事迹》，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页。
[196]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一一《拟元儒林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197]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一一《拟元列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198]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一一《拟元儒林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199]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前《农桑辑要》原序，中华书局2014年版。
[200]《吴文正集》卷二《答人问性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1]《吴文正集》卷二《评郑夹漈通志答刘教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2]陈美东《郭守敬》，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679页。
[203]陈美东《郭守敬》，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679页。
[204]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一一《拟元列传·郭守敬》。
[205]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694、697页。
[206]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694、697页。
[207]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694、697页。
[208]李冶《测圆海镜序》，苏天爵《元文类》卷三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9]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俎篇》下。
[210]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11]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12]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13]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俎篇》。
[214]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俎篇》。
[215]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16]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217]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218]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219]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220]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21]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22]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223]齐召南《草木子序》，《草木子》附录。
[224]《诚意伯文集》卷五《悦茂堂诗并序》，《万有文库》本。
[225]《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226]图克坦公履《建国号诏》，《元文类》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7]王磐《大定治绩序》，《元文类》卷三二。
[228]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七《燕书》。
[229]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一四《述说苑》。
[230]胡翰《胡仲子集》卷八《苏平仲瞽言后跋》。
[231]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7页。
[232]《宋文宪公全集》卷首一刘基《潜溪集序》，《四部备要》本。
[233]《宋文宪公全集》卷首二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四部备要》本。
[234]清光绪《浦江县志》卷二《志舆地·山川》。
[235]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六《萝山迁居志》。
[236]《龙门子》卷上《龙门子凝道记题辞》，《宋文宪公全集》，《四部备要》本，下引宋濂作品均出此本。
[237]《龙门子》卷末跋语。
[238]《龙门子》卷下《令狐微》。
[239]《龙门子》卷上《采苓符》。
[240]《龙门子》卷中《悯世枢》。
[241]《龙门子》卷下《观鱼微》。
[242]《龙门子》卷上《终胥微》。
[243]《龙门子》卷中《秋风枢》。
[244]《龙门子》卷下《士有微》。
[245]《龙门子》卷下《哀公微》。
[246]《龙门子》卷下《令狐微》。
[247]《龙门子》卷下《虞丹微》。
[248]《龙门子》卷下《士有微》。
[249]《龙门子》卷下《越生微》。
[250]《龙门子》卷下《段干微》。
[251]《龙门子》卷下《段干微》。
[252]《龙门子》卷下《令狐微》。
[253]《龙门子》卷下《越生微》。
[254]《龙门子》卷下《积书微》。
[255]《龙门子》卷下《司马微》。
[256]《龙门子》卷下《司马微》。
[257]《龙门子》卷下《哀公微》。
[258]《龙门子》卷下《虞丹微》。
[259]《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六《诸子辩》。
[260]《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六《诸子辩》。
[261]《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七《燕书》，《四部备要》本。
[262]《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七《燕书》，《四部备要》本。
[263]《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七《燕书》，《四部备要》本。
[264]《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八《琴谕》，《四部备要》本。
[265]见王世贞编选《垂世胪言》，明万刻刻本。
[266]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万有文库》本《诚意伯文集》，又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九。
[267]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万有文库》本《诚意伯文集》，又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九。
[268]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六，转引自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269]《诚意伯文集》卷九，《万有文库》本，据何镗明隆庆本编校。
[270]《诚意伯文集》卷六《诸暨州重修州学记》，《万有文库》本。
[271]《诚意伯文集》卷六《浙东处州分府元帅石抹公德政记》。
[272]《郁离子》卷上《规执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73]《郁离子》卷上《规执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74]《郁离子》卷上《千里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75]《郁离子》卷上《八骏》。
[276]《郁离子》卷上《鲁般》。
[277]《郁离子》卷上《忧时》。
[278]《郁离子》卷下《山居夜狸》。
[279]《郁离子》卷下《食鲐》。
[280]《郁离子》卷下《虞孚》。
[281]《郁离子》卷上《采山得菌》。
[282]《郁离子》卷下《江淮之俗》。
[283]《郁离子》卷上《大人不为不情》。
[284]《郁离子》卷上《养鸟兽》。
[285]《郁离子》卷下《种谷》。
[286]《郁离子》卷上《虞卿谏赏盗》。
[287]《郁离子》卷上《致人之道》。
[288]《郁离子》卷下《道术》。
[289]《郁离子》卷下《治圃》。
[290]《郁离子》卷上《灵丘丈人》。
[291]《郁离子》卷下《重禁》。
[292]《郁离子》卷下《芈叔课最》。
[293]《诚意伯文集》卷八《拟连珠》，《万有文库》本。
[294]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见《万有文库》本《诚意伯文集》卷首，又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九。
[295]《郁离子》卷下《天地之盗》。
[296]《郁离子》卷下《天地之盗》。
[297]《郁离子》卷下《天地之盗》。
[298]《郁离子》卷下《天地之盗》。
[299]《郁离子》卷上《不韦不智》。
[300]《诚意伯文集》卷五《悦茂堂诗并序》。
[301]《诚意伯文集》卷八《拟连珠》。
[302]《诚意伯文集》卷六《诸暨州重修州学记》。
[303]《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
[304]《郁离子》卷下《九难》。
[305]《诚意伯文集》卷五《赠徐仲远序》。
[306]《诚意伯文集》卷五《赠奕棋相子先序》。
[307]《王忠文公集》卷四《郁离子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308]《郁离子序》，《郁离子》附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09]《诚意伯文集》卷一三《远游篇》。
[310]《诚意伯文集》卷一六《灵峰寺松风阁》。
[311]《郁离子》卷上《贾人》。
[312]《郁离子》卷下《梦骑》。
[313]《郁离子》卷上《即且》。
[314]《郁离子》卷下《说秦》。
[315]《郁离子》卷上《九尾狐》。
[316]《诚意伯文集》卷五《王原章诗集序》。
[317]徐一夔《郁离子序》，《郁离子·附录》。
[318]林云铭《古文析义》卷一六，清康熙刻本。
[319]胡应麟《少室山房文集》卷一〇六《题刘青田集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