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之觉醒
生命的特质是生生不息，是快乐洒脱，是自由活泼。热爱生命，就要常葆此天性、生意，而不能摧折之，压抑之。要“顺生”，不要“逆生”，顺生即是“自适”，自适然后能乐，能洒脱活泼。自适这个概念始见于《庄子·骈拇》，明初诗人高启喜用之，及乎中叶用的人更多了。陈献章云：“因想足下能飘然自适，益觉某之匏系于病为可厌也。”[70]李梦阳《钟钦礼山水障子图》诗叹道：“人生有形贵自适，我今胡为尘埃中！”唐寅赋云：“虽物性之自适，揆人意而非宜。”[71]人能自适，便是天机活泼，便获得自由，如鸢飞于天，鱼跃于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自适才能自由，自由才能自适。自适是自由的根性，自由是自适的实现，二者难分难解。明中叶个体意识较强的学者文人都热切向往追求身心自由，又常常因身内身外的各种负累和束缚不获自由而苦恼，而浩叹。陈献章居白沙村，建碧玉楼，楼有联句：“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他感叹世人包括自己为尘累所缚而不得自由，《题应宪副真率卷》诗云：“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几个自由身？”他忻慕自然界的小鸟，飞翔饮啄，自由自在，天机活泼，人反不如，《木犀枝上小鹊》诗云：“翠裙白领眼中无，飞上木犀还一呼。乾坤未可轻微物，自在天机我不如。”如果鸟被人关在笼子里，虽是金笼，饮食丰腴，但失去自由，反不如在林野间快适。《题画》诗云：“金笼锁鹦鹉，山木纵斑鸠。巧拙知谁是？天机不自由。”金笼中鹦鹉，山林间斑鸠，择身不同，孰巧孰拙，不言而喻，自由最可贵。
人为何不能自适其性，自由生活呢？因为身心受到外物的束缚、诱惑，致使心理出现障碍，行为陷入盲区。比如，沉溺竞奔于科举功名、富贵利达之场，迷信程朱理学及各种教条等，都会使人丧失天性、天机，用今人的话来说，叫做人的异化，人异化了，还谈得上自由吗？封建礼法更是严重束缚自由的桎梏。自明初实行科举八股取士以来，沿用百余年，对士习、人心、世风的危害日益严重，陷溺于科举功名、富贵爵禄而不能自拔者，思想昏迷，行为颠乱，违性背天，无自由可言。爱好自由的高士都把功名富贵视为束缚自由的一大障碍，力争破除富贵妄念，割断名缰利锁，以一颗虚静恬淡之心对待生活，以求得身心的畅适和自由。有的人虽然中了进士，做了大官，事功显赫，成为一代名臣，但并不迷恋禄位，只是把取得功名当做经世治国的途径。王守仁诗《陟湘于迈岳麓》云：“吾道有至乐，富贵真浮埃。”又《诸生》诗云：“富贵犹沙尘，浮名亦飞絮。”尖锐抨击众多官僚贪得无厌，得陇望蜀，权势欲极旺：“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72]黄绾称赞王守仁具有远大的志向，“惓惓欲人同归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苍生”，又有宽广的胸怀，“虽处富贵，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视之弃千金犹如土芥，藜羹珍鼎，锦衣缊袍，大厦穷庐，视之如一，真所谓天生豪杰，挺然特立于世”[73]。陈献章经常用来勉励自己和学生的两句话是：“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此语并非“狂妄”，而是基于对道的认识，宇宙间“至大者道而已”，“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以道视之，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74]，又何况“轩冕”“金玉”呢？君子得乎道，故富贵、贫贱、生死、祸福都不足为累，“天下之物尽在我而不足以增损我，故率然遇之而不惊，无故失之而不介”，“尚何铢轩冕、尘金玉之足言哉”[75]！黄宗羲称赞江门学派陈白沙及其弟子：“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76]有的人彻底断了功名富贵的念头，不参加科举考试，始终不曾做官，一生栖居江湖，优游于艺文之场。大画家沈周便是这样的人。在他的诗集中，歌咏自得其乐的田野生活，抒发弃朱门守白屋的淡泊情志的篇什，俯拾即是。《生辰》云：“但愿无疢疾，诗骨瘦亦可。浮云载富贵，过眼颐不朵。”他视富贵如浮云，见浮云而不乐；不生大病就好；自赏诗骨清瘦，没有富贵气，诗骨是人格的映现。《论语·述而》记载孔子的一段名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表现了孔夫子重道义轻富贵安贫乐道的高尚品格。明代高士常以“浮云”借指富贵，作为诗歌的一种意象，此物在沈周胸中亦无一丝牵挂。《题钓图》云：“流水之间心自得，浮云以外梦俱无。”一派清空，何等洒落！《七十喜言》云：“阔水游鱼尾不赤，绝云高鸟影俱青。”摆脱了富贵利达煎熬和羁绊的人，是自由的，纯真的，活泼的。
富贵二字是连在一起的。贵则富，做了官特别是大官，容易搞到钱，贪官就更不用说了；富人有钱，在社会上兜得转，可通官府，可买官职，也能贵起来。明代中叶，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财富大量涌流，对缙绅士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其贪鄙之夫心里装满了权势欲，如王守仁所揭露，得了一官，还要向上爬，谋占其他职位，恨不得把天下大权悉数据为己有。这些人还有满肚子的金钱欲，日事聚敛，巧取豪夺，一个个成了巨富。这在高士看来是非常可鄙的，而爵禄和财产犹如绳索、牢笼、桎梏，其人则成了奴隶，身心极不自由，不但牵掣自身，还拖累子孙，最后落得一场空。唐寅《一世歌》告诫说：“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又《叹世》道：“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其歌不啻是清夜钟、清凉剂。弃绝功名利禄，看破荣华富贵，对士大夫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和积习积染影响习惯势力，家庭成员的殷切期望，就像一张张无形的网约束着人们的思想行动，使之难以解脱。能够意识到自身被束缚，不自由，如陈献章所说，“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几个自由身”，并力争冲破世网束缚，顺情任性，自适自由，并寻找爱己与爱人、保身与保天下、个人与社会的契合点，此等样人便是高士人杰了。明代中叶诸多文化精英的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大致皆然。
个体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有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明代中叶的士大夫大都喜爱山水，即使像王守仁这样具有强烈用世精神、建有显赫勋业的名臣，也对山水流连忘返。《水浜洞》诗云：“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四明观白水》诗云：“野性从来山水癖，直躬直觉世途难。”《送邵文宝方伯致仕》诗云：“人生山水须认真，胡为利禄缠其身。”《重游开先寺》诗云：“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这样一位“奋不顾身，以当天下之难”，“欲以仁覆天下苍生”的经世大臣，竟如此耽爱山水，也正见其心地之宽广清澄，非促促于功名利禄者所可比肩。王守仁的好友乔宇也是正、嘉名臣，官至吏部尚书，生平好游，不畏险阻，《明史》本传说他“尝陟太华绝顶，遇虎，仆夫皆惊仆，宇端坐不动，虎徐帖尾去”，又称其为官清廉，“家居淡泊，服御若寒士”。他是明中叶一位游记高手名家。尝游北京西山诸胜，有记云：“予乃踞大石，濯清流，颓乎其既醉，浩乎其忘归，不知世间何物可以易此乐也。”[77]在人生诸乐中，山水之乐品位尤高，这是许多文人的一致看法。能领略山水乐趣的人，以隐逸之士为多，他们多居于山林田野，又有闲情逸致，追逐功名富贵的官宦少有此雅兴，间或登山临水，不能探幽搜奇，难得山水真趣。沈周挚友、姻家史鉴说：“山水之趣，此野人之事，非公卿大夫可得而有也，彼公卿大夫志乎功名，处乎富贵，方汲汲焉日不暇给，乌知其所谓山水之乐也哉？能知而好之者，必不以功名富贵为心也。”[78]居庙堂之高，而存江湖之心，“虽处富贵，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若王守仁、乔宇辈，情志高远，非一般公卿大夫所可几及。明代中叶布衣之士尤其癖好山水。诗人孙一元尝栖陕西太白山，故自号“太白山人”，又登西岳华山，“浮湘、汉，蹑衡、庐，逾河涉泗，谒阙里，登岱岳之峰，憩日观，观日出焉，奇之，骇叫狂走”，继而“南走吴会”，“往来越湖间”，晚年徒居吴兴，与吴珫、陆昆等结诗社，号“苕溪五隐”[79]，一生漂泊不定，以山水为家，从山水中汲取养料，成为“倾动海内”的著名布衣诗人。诚如其友方豪《太白山人漫稿序》所说，“山水能生奇人”。苏州黄省曾也是一位酷爱山水的大名士，博极群书，能诗善文章，师从王守仁、湛若水，又推崇李梦阳，北面称弟子。他好游成癖，尝致李梦阳书，自述怀抱：“丈夫生世，进不能振耀王庭，杨榷治体，恢展经济，发挥圣谟，即当裹粮蹑
，周游五岳，穷览六合，舒豁襟抱，选长林，庐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托不朽。告之交识，或笑或赏，白岩先生遂呼为五岳山人。”[80]“白岩先生”即乔宇，黄省曾的大号“五岳山人”原来就是他给起的。一个是朝廷大臣，一个是文坛名士，都性耽山水，志同道合，非常投契。黄省曾是嘉靖十年（1531）举人，再试不第，便放弃仕途，潜心著述，到处漫游。友人田汝成根据省曾“五岳山人”的名号，赠给他一段绝妙的文字：
子诚“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顾功名，可谓“山兴”。瘦骨轻躯，乘危涉险，不烦筇策，上下如飞，可谓“山足”。目击清辉，便觉醉饱，饭才一溢，饮可旷旬，可谓“山腹”。谈说形胜，穷状奥妙，含腴咀隽，歌咏随之，若易牙调味，口欲流涎，可谓“山舌”。解意苍头，追随不倦，搜奇剔隐，以报主人，可谓“山仆”。备此五者，而谓之“山人”，不亦宜乎？[81]
“山兴”“山足”“山腹”“山舌”“山仆”云云，其趣、其身、其口、其文，句句不离山，他为山而生，山为他而存，黄省曾的生命就这样和山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从黄省曾身上，已隐约显出他的后辈徐霞客的影子。
寄情山水的人生况味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而愈浓。明代中叶最先得山水真趣的人，也是个体意识觉醒最早的人，如沈周、陈献章等高人逸士，时在成、弘之际，个性思潮尚处在兴起时期，王守仁、黄省曾等尚属后来者。陈献章是明代最早的一位心学大师，憧憬鸢飞鱼跃的活泼自由境界，对山水也一往情深，自称“病夫平生山水稍癖”[82]，“平生山水债欲偿”[83]。白沙先生驰情山水，意在求自由，求超脱，打破物我界限，而与天地同流。山水之真乐在此，人生之大乐在此。“寄迹山水间，去来自由。”[84]罗浮山是天下名山，道教称第七洞天，就在本省广东，献章常以不获登览慊慊于怀，梦想登顶时情景，手持竹杖，“振之铿然有声，上撑天，下拄地，四方惟意所如”，“是真神仙矣”[85]！成化二年（1466）秋，先生自南海循庾岭，涉彭蠡，过匡庐，复溯桐江，望天台，入杭州而游西湖，一路饱览名山胜水，感受到一种无穷的乐趣：“当其境与心融，时与意会，悠然而适，泰然而安，物我于是乎两忘，死生焉得而相干？”置身自然山水间，会产生一种超越感、永恒感，因此“富贵非乐，湖山为乐”[86]。同样是在山水中寻求个人的乐趣，但沈周与陈献章二人观照的着眼点又有不同。献章着意在从山水中发现天地万物的活泼生机，生生不息的大道，于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我也怡然自得，其乐无极。他常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照自然山川，不过他还是一位极具个性的诗人，也能用诗家的眼光和笔墨表现出自然界花草禽鸟的活泼天机。沈周是一代画坛宗师，又受吴地风土人情的熏陶，观赏山水着意当下的快乐。他以画家的眼光观照山水，山水仿佛就是一幅画，一件艺术品，他笔下的山水形象具形状、姿态、色彩、气韵，又有江南水乡的特色。例如：
长溪碧衍玉光净，树夹两崖俱倒映。
群峰树杪髻螺出，一一随行似相媵。
小舟贴水天上坐，了见须眉落秋镜。
溪当比我怀尚澄，地固不凡游亦胜。
舷歌偶尔及沧浪，野鸟忽飞鱼忽泳。
中流手洗白瓷觥，一勺分清空百病。
喜闻秋潦转澄莹，健在能寻不妨更。[87]
山水、鱼鸟、草木都是供人观赏游乐的对象，是人的朋友，与人相亲相娱相狎。这是一种新的山水观、自然观，在晚明很流行，在袁宏道、王思任、徐霞客等人作品中有突出表现。
除了山水之癖外，沈周和陈献章等高士又爱看花听鸟，观月赏雪，从中感受到自然生命的欣欣生意，活泼天机，也感受到人生的乐趣。献章《对菊》云：“先生原是惜花人。”又道：“一曲一杯花下醉，人生能得几回逢？”道学先生贬低闲情逸致，耻谈风花雪月，献章《答石阡太守祁致和》诗云：“雪月风花还属我，不曾闲过邵尧夫。”北宋理学家邵雍，字尧夫，隐居不仕，在洛阳有园墅名“安乐窝”，著书立说，且享林泉之乐，颇受陈献章钦仰。在理学家中，邵雍比较重视感性世界，强调“观物”，其代表作《皇极经世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还写了大量歌咏花鸟风月的诗。他观照自然界山水动植的旨趣主要印证理道，表现乐天安命的思想，非在外物本身的机趣，所作性气诗都乏情韵，寡而无味。陈献章可不同，他观物咏物着意物之天机生意，并抒发自己热爱自然生命的情愫。姑引三首小诗。《五月菊》云：(https://www.daowen.com)
小变春红作淡妆，山亭初见一枝黄。
醉中忽眩东篱眼，起视金钱著屐忙。
《木犀》云：
人间花草斗春肥，粉蝶黄莺接翅飞。
也爱白头肝肺好，木犀墙下咽朝晖。
《喜晴》云：
西林收雨鹁鸠灵，卷被开窗对晓晴。
风日醉花花醉鸟，竹门啼过两三声。
花为风日所醉，鸟为花所醉，而人则为鸟为花为风日所醉矣，一“醉”字托出自然界生命之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那种息息相关、彼此相乐的情趣。花草、昆虫、小鸟都有情有意，爱生乐生，洋溢着一派自由活泼的生机。诗人不禁心醉了。人生不也应该这样吗？思致新颖活泼，诗也隽妙，俞长城评道：“今诵其集，潇洒有度，顾盼生姿，腐风为之一洗。”[88]石田翁也绝好花草，至老未衰，老而弥笃。《草堂前梅桃今春相续试花》诗云：“我有好怀随物遣，花于老眼尽情开。人生最似红芳迹，白发萧然感绿苔。”又《看花吟》云：“人若无花人不乐，花若无人花寂寞。”花是美的象征，青春活力的焕发，也是自然美属性色与香的集中体现。对色与香，道学家和苦行僧是厌恶的，害怕的，拒斥的，而重感性娱悦的文士则为之陶醉。又《落花》诗云：“色香久在沉迷界，忏悔谁能倩比丘？”诗人自甘沉迷于色香界中，而不愿有所忏悔，去学断绝六尘的僧徒，表现了他对生命与生活的热恋。
饮食男女是维持个体生命的基本需求，也是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宋儒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流行，人的基本欲求受到遏制、压抑的时代，个体生命呈现的普遍状态不是生机蓬勃，而是索然枯衰。及至明代中叶，宋儒理欲观、名教观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重创，加之其时商品经济初兴，从而激发了士林及民间对人的生趣的关怀和物质欲望的需求。那些不得志的落拓文人的行为作风往往表现为生活颓放，纵情声色，好游狭邪。娼妓这一营生在唐宋时代已经流行了，元代更盛，明初严禁官吏狎妓，以防腐化，犯者予以严惩，其罪仅轻于斩首。王锜说：“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焉。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89]陆容也说：“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90]此禁在明初最严，以后有所松动，宣德间南京妓院名楼甚多，竟出现“百僚日醉狭斜，不修职业”的怪现象，朝廷复申旧令，“廷臣有犯者至褫职”。惟此令与在野的士大夫无干。迨及中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华，世风人心渐趋奢靡，娼妓的行业也兴盛起来。繁华的都市，商贩密集的市镇，都有妓院，就连一些边远的关塞也有娼窝子，至于南京秦淮河，苏州阊门，扬州钞关一带，更是青楼栉比，金粉云集，名闻海内。士大夫狎妓之风愈演愈烈，习以为常。康海“少时即任诞不羁”，娶了夫人，仍然“每日游处狭斜中，与夫人大不相洽，后遣之归”[91]，又“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92]。唐寅、祝允明等也是青楼中常客。钱塘文士陈焕章，成化时人，任诞浮薄，尝痛饮妓馆，醉为群妓所侮，作小曲戏妓，亦以自嘲：“羊羔玉斝，灌翻老汉，嬉笑加加。小丫鬟，欺侮咱年高大。两三个，扳倒咱。白发上，黄花乱插，赤骨立，黑墨偷搽。惯得他，无高下，也是俺，醉乡豁达。笑杀我也由他。”[93]焕章大概是个落魄之士，功名无望，醉卧青楼，老而不知返。小曲活现其放浪颓废之态，可笑亦可悲。万历间华亭名士宋懋澄的祖父宋坤，别号三江，诸生，“好游闲，画舫青骢，图书声妓，春风花月之间，不废文酒，朋从满座，三吴以为美谈”[94]，旅居苏州十六年，“集女乐一部，诸女名皆极风婉”。游金陵，宿于妓馆，一日，同乡后生顾浥江来访，已到中午，三江犹拥妓未起。妓目谓浥江：“可来偕寝。”浥江素以父辈待三江，“至是亦遂忘之，便脱衣上床，同被共卧，安然鼾睡，时靡有争。已而梦觉，三江与妓犹睡如初。”[95]两人行为作风比杭州陈焕章更加放荡荒唐，其孙懋澄也并不以为这是丑事，叙述中还带有欣赏的意思，其风流倜傥，真率无猜，未可轻加讥讪。万历间大学士朱赓的岳丈，绍兴名士海樵山人陈鹤，多才多艺，风流倜傥，诗书画推重一时，妙于声歌戏曲，混迹于歌女艺妓之间。其同乡后辈著名曲家王骥德说：“生平好游狭斜，故多赠青楼之作，儇俏清便，亦一词场骏足。”[96]山人隐士不遁迹岩穴，时或往来于仆仆红尘中，甚至厕身红巾翠袖间，虽清高之士也未免此习，这是明代中后期隐逸行为与前代不同的地方。沈周和他的亲家翁史鉴在时人眼中是“高旷绝俗”的隐逸人士，也曾游过妓院。史鉴《西村集》中收录了多首赠妓的小词，有《赠妓》《赠舞妓》《赠歌妓沈春魁》《赠歌妓解愁儿》诸题。又如赠妓词《百字令》序云：“玉兰，奇花也，予尝于浙藩之紫薇楼前见之，或者名之，岂将取标韵耶？”此妓幽媚善歌，“娇啭歌喉，明珠一串，散落金盘脆”，别后，词人犹魂牵梦绕，“时移事换，梦中频见佳丽”。沈周有《合子会辞》，歌咏南京青楼中姊妹游戏取乐，也有狎客来凑热闹，有小序云：“南京旧院有色艺俱优者，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灯节，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赛，名合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金助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赋此以识京城乐事也。”[97]若不身临其境，焉能细咏其事。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更是风月场中人，所制青楼艳曲甚富。在封建礼教钳制下，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束缚下，婚姻恋爱不自由，导致性禁忌、性压抑，加之功名不得志，官场栽跟斗等原因，士大夫们便以狎妓这种荒唐的方式，寻求声色之乐男女之欢，发泄胸中愤世嫉俗的情绪，遂使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受到极大冲击，也为小说、戏曲、民歌时调等俗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缙绅士大夫之家又求口腹之欲，讲饮食之道。有人从生存、健康的角度谈饮食。何良俊说：“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气血盛，气血盛则筋力强。”健康、强身、长寿都和饮食有关，“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饮食，所谓美者，非水陆毕备异品珍馐之谓也，要生冷勿食，坚硬勿食，勿强食，勿强饮，先饥而食，食不过饱，先渴而饮，饮不过多”；“若生冷无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生疾患”，“非惟致疾，亦乃伤生”。此之谓“食宜”，“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98]。讲究“食宜”，旨在“存生”“养生”“长生”，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贵重、爱护，即所谓“尊生”“贵生”。也有人把饮食当做人生的一种享受，讲究口福，美食美味，富贵人家还求丰盛甘腴，罗致山珍海味，于是吃风渐盛。何良俊记述食俗的变化：“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又说：“人人求胜，渐以成俗矣。”[99]宴席上还讲摆设，显示器用的精美名贵。何良俊仍以其乡华亭习俗为例，作了前后对比：先前，像顾清（弘治进士、嘉靖初以南京礼部尚书致仕）这样的官宦人家，燕客常用六角银杯，算是阔绰的了，及至分家，“诸孙行酒皆用瓦器”。可是，“近年以来，吾村士大夫家所用酒器，惟清河、沛国最号精工，沛国以玉，清河以金，玉皆汉物，金必求良工访古器仪式打造，极为精美，每一张燕，粲然眩目”[100]。嘉兴某富家日用器具比华亭清河、沛国两家更为珍贵豪华，据何良俊回忆：“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裯皆用锦绮，余终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101]乘舆服饰也日渐讲究。国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成化时，士大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到嘉靖时，监生都乘轿，有些举人不但坐轿，还带了一帮随从，多至二十余人，“皆穿新青布衣，甚至赫奕”[102]。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已不满足于温饱，活得下去，还求甘肥轻柔，讲享受讲舒适，还比阔气比排场，虽违反礼制，僭越犯禁，也不在乎了。此种“僭侈”之风起于富贵之家，缙绅士大夫之家，并蔓延到民间。就地区而言，以江南为盛，吴地为最，“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103]。
由朴而侈，由质而华，由淳而漓，明代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的变化，有个渐衍的过程，成、弘间微露端倪，正、嘉间已很突出，引起时人的关注。王守仁谈到本府绍兴的风俗变化：“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而淳善则逾；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然而迩年以来，习与时异，无苏之繁丽，而亦或有其糜；无嘉之财赋，而亦或效其强。每与士大夫论，辄叹息兴怀。”他希望有贤能的地方长官变化风俗，“移侈以朴，消伪以诚”[104]。归有光也有同样的忧虑：
闻之长老言，洪武间，民不粱肉，闾阎无文采，女至笄而不饰，市不居异货，宴客者不兼味，室无高垣，茅舍比邻，强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几也？予少之时，所闻所见，又不知其几变也。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夸相胜，莫知其已。负贩之徒，道而遇华衣者，则目睨视，啧啧叹不已。东邻之子食美食，西邻之子从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来，不问家之有无，曰“吾惧为人笑也”。文之敝至于是乎？非独吾吴，天下犹是也。[105]
明初，吃的、穿的、住的，都很简朴，女儿出嫁不打扮，市场上没有琳琅满目的货物，请客吃饭拿不出几样好菜，民风淳朴，令人向往。可是现如今，人欲膨胀，互相攀比，饮食要尝美味，衣服要穿漂亮的，各种礼仪都求办得体面，倾囊而为，在所不惜，否则便怕人家笑话。“俗好媮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馈遗，饮酒燕会，竭力以饰观美。”[106]从城市到乡村，从吴中到全国，从富贵之家到平民百姓，皆为“流风末俗所浸灌”，因此令人担忧。归有光等人觉察到社会风俗、世道人心趋于侈靡偷薄的一面，希望改变这种风气，重新回到民风朴茂生活水平低下的时代，要求人们节衣缩食，“一日节缩，十日而赢，衣不鲜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行为作风应当求诚务实，“勿事于饰”，“勿事于浮”。他们的这些批评切中时弊，指出物欲膨胀不加以节制会导致道德的沦丧，具有警世意义，但也包含着保守的倒退的观点，没有看到所谓侈靡风俗还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需求和消费的增长，也能刺激、促进经济的繁荣。关键在于要有合理适度的社会调节机制，而这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一大难题。
受风气的浸染，人们的理欲观也起了变化。明代初期理欲观承袭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视人欲为恶德，与天理水火不容，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关系。王守仁在理欲问题上是认同宋儒的，他讲致良知功夫，重在去人欲、存天理，“去得人俗，便识天理”，“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107]。但又认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108]。他承认包括欲在内的七情是人心固有的，惟不可执著，只要顺其自然，便合良知，无须用强制手段克之灭之。“自然流行”说实际上是默认了情欲存在的事实、合理性，容许它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良知可以包容它，净化它，这就为其后学宣扬自然人性论开了方便之门。阳明门人王畿、王艮、邹守益等都肯定人的自然需求，反对将声色货利诸种欲求视为可恶可怕的疾疢、妖魔的荒谬理论和病态心理。王畿批评“今人讲学，以神明为极精，开口便说性说命，以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为极粗，人面前不肯出口”，认为必须在“日用货色上料理，时时以天则应之”[109]，乃见真学问。邹守益指出，“至以货色名利比诸雾霭魑魅，则有所未稳”[110]。王艮又进一步，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111]。换言之，百姓日用即是天理。王艮再传弟子李贽彻底抛弃天理的掩饰，直截了当地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顾宪成评泰州学派何心隐辈重治生，善牟利，“坐在利欲胶漆盆中”，“能鼓动人”[112]。始作俑者谁？盖其宗师王阳明。
明代中叶弘、正以来，士大夫的个体生命意识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肯定为维持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追求身心的自由和快乐，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为此力争摆脱世俗观念、传统理学、科举制度、名教礼法的束缚。或志尚野逸闲适，自称“野人”“闲人”，自比“海鸥”“麋鹿”。陈献章自谓，“仆本麋鹿之性者也”，“野性难拗”[113]。像王守仁这样的经世名臣也存野逸之心，自称“守仁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114]，“平生性野多违俗”[115]。或喜仙佛，而慕游侠，不为儒缚，以求超脱。徐祯卿歌咏游侠：“纵横负奇节，逸气盖八埏。”[116]孙一元以为“古之仙者往往皆豪杰辈为之”，作诗诵之，“猛虎啸天风，肯为人所絷？”[117]或推狂狷，不与流俗为伍，或尚任诞，不受礼法羁络。王守仁称，“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118]。前七子中康海、王九思更加狂肆，不把名教放在眼里。苏州蔑视礼法的文人最多，如唐寅、祝允明、杨循吉、桑悦、张灵等都是有名的狂士。唐寅向文徵明自陈：“寅每以口过忤贵介，每以好饮遭鸠罚，每以声色花鸟触罪戾。”[119]放浪名教之外，遭嫉恨，触罪戾，都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士人群体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的日趋放逸，以及“尊生”“贵生”“乐生”“养生”“爱身”“保身”“治生”等话语频频出现，都表明个体意识、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