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意识之觉醒
成、弘以来，世风士风渐渐由俭变奢，由质变文，社会物质和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讲究华衣美食娱乐玩好，尚文重艺之风因之盛行，审美意识出现了新的觉醒，并推动审美实践活动向综深发展。
首先，与声色感官密切、娱乐性强的歌舞戏曲受到缙绅士夫和百姓大众的普遍喜好，流行于南北各地。明初，戏曲及优伶备受轻贱，为文人雅士所不齿。“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成化以还，南戏渐盛，“弋阳腔”“海盐腔”“余姚曲”“昆山腔”等地方曲调剧种颇受文人赏爱，“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120]。南北酷好之士，能编制，会搬演，或家蓄声伎，“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121]。或有不觉技痒，粉墨登场，与优伶同台演出。相传祝允明“为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检，尝傅粉黛，从优伶酒间度新声”[122]。何良俊记此等风雅事颇多。如谓顾璘好客，“每燕必用乐，乃教坊乐工也，以筝琶佐觞，有小乐工名杨彬者，颇俊雅，先生甚喜之”[123]。大学士严嵩宴客也设乐，“戏剧盈庭，教坊乐工约有六七十人”[124]。吴门文士中，文徵明的行为检点，然也喜听曲，“最喜童子唱曲，有曲则竟日亦不厌倦”[125]。又称，“西北士大夫，饮酒皆用伎乐”，“北方士大夫家，闺壶女人皆晓音乐，自江以北皆然，扬州人言，朱射陂夫人琵琶绝高”[126]，朱射陂即朱应登，江苏宝应人，弘治进士，与顾璘等齐名。章丘李开先，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罢归，作词曲，蓄声伎，其家“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127]。何良俊同乡前辈，华亭王一鹏，字九万，号西园野夫，弘治间以贡生授泰顺训导，善画，“喜歌曲，曾教妆戏者数人，名丹桂者，亦有声，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其供笔砚图书者，皆侍姬也”[128]。何良俊也精通音律，受风气影响，他“小时喜听曲，中年病废，教童子习唱，遂能解其音调，知其节拍而已”，其家也有声伎，“小鬟记五十余曲，而散套不过四五段，其余皆金元人杂剧词也”[129]0]，曾求教于正德间教坊老乐工顿仁。同邑晚生宋懋澄谓何良俊兄弟“为人好客，客恒满座，家童四五十辈，多习金元名家杂剧，与大内院本，各成一队，绮丽如落日云”[131][132]。前七子中康海、王九思均耽于声伎，海既废退，“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九思尝费重赀购乐工学琵琶，海
善”[133]。地方长官也酷好戏曲声伎。林庭
，字利瞻，号小泉，福建闽县人。弘治进士，曾任苏州知府。“小泉有大才，敏于剖决。公余多暇日，好客喜燕乐，每日有戏子一班，在门上伺候承应，虽无客亦然。长、吴二县轮日给工食银五钱，既乐于祇候，百姓亦不告病。”[134]社会各色人等，从上到下皆喜看戏听曲，一国若狂。对俗文学的酷爱，反映明代中叶文学价值观的深刻变化。
其次，成、弘以来社会物质文化消费的增长，文化生活的奢华，还表现在“爱清热”“收藏热”的升温。昔人将法书、名画、古董、珍玩等可供摆设把玩欣赏的艺术品视为高雅之物，称之“清物”“清供”“清娱”“清玩”，受人喜爱谓之“爱清”。其时财富积聚加剧，商财主自不必说，就连不少官吏也谋利积累家财了。华亭何良俊谈到其乡宦此事，“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间，诸公竞营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过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宋大参即余外舅家，得之目击者”[135]。书画珍玩之类细软贵重且可增值之物便成了巨商、豪富、贪官、贵戚追逐、聚敛的目标，也使社会收藏风气更热更盛，而以富庶人文之地江南、吴门为最盛。苏州学者文人王锜（1433—1499）亲历成化以来苏城的繁盛，“亭馆布列，略无隙地”，丝竹喧阗，百货盈市，“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36]。他家有“万卷堂”，多藏宋元珍本，内有朱熹《通鉴纲目》手稿一部，“点窜如新”，“又藏唐宋名人墨迹数十函，名画百数十卷”。“又有聚古轩，专藏古铜鼎钟卣，古玉环玦卮斗，方响浮磬之类，皆有款志”，“他如刻丝、罍漆、官窑、罂器，毕聚其中”[137]。吴宽记苏州刘珏和松江徐观两位官宦都好收藏书画珍玩，名闻江南，人称其“清雅”：“近岁号能鉴赏书画者，吾苏有刘佥宪廷美，华亭有徐正郎尚宾。二公既皆以博雅见称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断缣残墨率归之，其得之既多而益不足，为之废寝食，汲汲走东西购求不已，岁久大江之南和收蓄之富者，莫敢争雄焉。二公既没，士大夫爱其雅才清韵，无复见斯人也，相与叹惋。然二三年来，吴人所得书画，固有出于他姓者，而为二公尝所得者亦不少也。”又称其同乡好友书画大家沈周，自其曾祖良琛以下几代人，“世游艺苑，继继不绝，家藏故物，殆及百年，益完益盛，至于维时（沈周之子），笃好又复过之”[138]。正德、嘉靖间，华亭陆深、何良俊、朱大韶等缙绅士夫，无锡华云等名士，也都以收藏、鉴赏著称于时。陆深云，“书画是我一生精力”[139]，家藏甚富，曾购得褚遂良所临《兰亭帖》，有米芾、赵孟
诸名贤题跋，又藏王羲之《月半》《眠食》二帖，唐幹所画马图，皆稀世之宝，传家珍玩。文人士大夫出于个人艺术爱好和职业的需要，保存历史文物的责任感，多方悉心搜求书画珍玩，什袭藏之，不惜重金，世代继之，对于文物的鉴定、保存、守护，提高社会收藏水平，向健康方向发展，皆功不可没，对于提高藏家本人文学艺术审美修养和创作能力也大有助益。至于巨商豪富为充风雅或是积贮，乃至经营古董文玩生意，只要是正当合理交易，也无可厚非。其中也有制造、贩卖假古董以谋取暴利的奸商，致使赝品流传，影响恶劣，一些文人名士如苏州张凤翼、王穉登之流也从事以假乱真的骗人勾当，从中渔利。连书画大匠董其昌、陈继儒也被蒙混，将赝物视若珍奇，为所“秘爱”，一经友人点破真相，还求“姑勿广言”，保守秘密，后又转卖出去，流入“新安（徽州）富家”[140]。奸臣贪官则凭借权势在明里暗里肆意掠夺社会财富和文物珍玩，其党羽爪牙及慑于张天气焰者或主动献上门来。权奸严嵩及其子世藩，贪婪成性，黩货嗜利，贿赂公行，大治园亭，服役工匠多至四千人，“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趋附党徒所到“辄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后被抄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141]。权奸宠臣掠夺聚敛文玩珍宝，不单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装点门户，夸示阔绰，还另有图谋计算。成、弘间人太仓陆容早已窥见权势者“爱清”的秘密：
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辄谓之“爱清”。盖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锦衣冯镇抚珤，中官家人也，亦颇读书，其家玩器充聚，与之交者，以“冯清士”目之。成化初，为勘理盐法，差扬州，城中旧家书画玩器，被用计括掠殆尽，浊秽甚矣。吾乡达有为刑部郎者，素与往还，亦尝被其所卖。冯死后，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142]
“爱清”本属文雅之事，被巧于钻营投机者利用，成为拉拢朝廷官员中爱好清玩者的一种手段，行贿的方法，“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被收卖行贿者竟不觉其中机关，误以为“爱清”本是雅事，何有“浊秽”？冯珤本是此行中玩家，深悉以清玩笼络朝官的门道，又有“清士”的美名和跟太监的密切关系，就凭这些资历进入职掌侍卫、缉捕、刑狱的机要部门——锦衣卫，后升为“镇抚”，做了锦衣卫头目，担当勘理盐法、巡察扬州的重任美差，大权在握，巧取豪夺，暴露无遗。陆容提醒告诫官员们，对于利用清供文玩行贿谋利的人和事务必提高警惕，不可不知其中底细。有相当多的缙绅士夫和其他人群，喜好观赏乃至收藏古董文玩，以至成为一种时尚，反映了社会财富的丰裕，文化消费的增长，艺术趣味的提高，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繁荣的表征之一。但也存在被奸猾之徒和权势者假之以谋私利，败坏文风、政风、世风的隐患。似乎未见明廷出台过相关击奸除弊的政令，更无实际措施。惟有清醒正直之士发谠论，揭黑幕，从而引起社会的注意，对作奸祸世者也有警示作用。
第三，明代中叶社会物质文化需求增长和文学艺术欣欣向荣的又一突出征象是园林建筑的复兴再盛。明代开国之初，承元季兵乱残破之余，各地园林遭到严重破坏，园林集中的江南地区圮毁尤甚，以后虽有修复，代有兴造，但仍显萧条，新修园林为数甚少。这种情况到中叶已有改变，特别是正、嘉以来，兴作日繁，园林建筑进入复兴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营造技术的提高，建筑人才的储备，以及文学、戏曲、书法、绘画、园艺等相关文化艺术的成就，以及收藏珍玩的时尚，都为园林艺术的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园林之繁盛与精致仍以江南和吴中为最。嘉靖进士杭人张瀚（1510—1593）云：“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人情皆观赴焉。”[143]嘉靖间松江名士徐献忠（1483—1559）亦云：“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之。”[144]就住宅而言，明初，“风尚淳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若小民咸以茅为屋”，“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145]。及乎中叶，盖房子，建宅第，追求高大、豪华、精丽、气派，违制“僭越”的现象比比皆是。据弘治进士上海人唐锦（1475—1554）《龙江梦余录》记载，“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146]这些豪宅大都辟有花园，有的非常宏大奢华。清潘永因《续书堂明稗类抄》引《泾林续记》云：
祭酒陈瓒，家东洞庭，资累巨万。造房、厅事拟于宫殿。辟花园，广百亩，累石成山，极其巍峨。市一主峰，高丈许，载以木筏，重弗能胜，沉太湖中。筑堰壅水，百车共戽，几一月，水涸石露，曳之登筏，非原石也，复捞之，乃获。先所得石，乃其坐盘，若天作之合者。陈置园中，巨伟无匹。后裔式微，转售董浔阳，广用工费，远抵南浔，未及竖立。浔阳没，子孙相继夭折。[147]
董浔阳即乌程（今属湖州）南浔镇人董份（1510—1595），字用均，号泌园，又号浔阳山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其宅后有园，王世贞有记云：“高堂杰阁，雕甍朱榭，沼旁垂杨数十，树牡丹、菊千本，建兰百本，开时芬秀可爱。而无一培塿之丘，所移陈氏洞庭峰石三四，为天下冠，而皆卧之苔藓中，此最不可晓者。”[148]“陈氏洞庭峰石”，正是陈瓒用许多人工，以九牛二虎之力，从太湖中捞起的那两块硕大的奇石。为了获得这样的奇石，陈、董两家都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以装点自家的园林，仅此一端，可见造园之奢侈。
时人在物质生活上重视“积聚”，讲究消费，富家巨室，凡有兴造，“室宇园亭，穷极壮丽”[149]，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追求“自适”和享乐的士大夫们也喜好造园、赏园。李梦阳诗云：“人生有形贵自适，我今胡为尘埃中？”[150]唐寅感叹道：“虽物性之自适，揆人意而非宜。”[151]物性和人性都是追求“自适”，由于“尘埃”的封压，“人意”的加害，亦即社会环境的压抑和戕害，人性每每不获舒展，致使觉醒者非常伤感也更加渴求自适。于是便憧憬出尘拔俗，栖止山林岩谷，徜徉于山水之间，以求获得解脱，进入一种自由自在的、天真活泼的境界。文徵明诗云：“适意底须求远境？名山端不厌重来。”[152]王守仁诗云：“从来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处处寻。”[153]但是，一般人很难经常在外跋涉山川，登临高深，不如依山傍水，就近田庄，建别墅，辟花园，或在城中郊外叠山凿池，模仿自然山水，并按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构建园林。这样可以坐拥山水，朝夕观赏，较之古人对画“卧游”，更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则，园林建筑是一门综合艺术，包含山水、植物、鱼鸟等自然物或人造自然物，还囊括建筑、雕刻、书法、绘画、音乐、歌舞、戏曲、文学多种艺术，藏图书可供阅读，陈珍玩以资鉴赏。这是栖迟优游、读书演艺的乐地，也是会友迎宾、游宴酬唱的最佳场所，难怪文人雅士们那样喜游园林，不惜倾囊营造园林了。士大夫中，有致仕归田者，有罢官里居者，有倦宦而思返者，有遭黜谪而望复起者，处境不同，但都希望有个归宿，有个安顿，哪怕是暂时的，而别墅园林就是一种理想选择，于是园林也就愈造愈多了。
建造豪华巨丽的园林，需要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往往旷日持久，数年也难竣工。太仓王世贞之弇园经营数载，园成“橐则已若洗”[154]，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上海潘允端豫园，营建近二十年，“每岁耕获，尽为营治之资”[155]。主人说：“经营数稔，家业为虚，余虽嗜好成癖，无所于悔。”[156]爱园成癖，虽殚精竭虑，倾其家财，也无怨无悔。如果不追逐豪华，视其家境，量力而行，建造小巧的园林，简朴而疏淡，那么中产之家也是可以承受的。只要匠心独具，布置得体，同样可以赏心悦目，适志娱情。嘉靖间举人苏州名士张凤翼，其家在吴城东北隅，居后建求志园，规模较小，也不华丽，不入名园之列。主人说：
吾吴以饶乐，称海内冠，不佞夫差之墟，甲第名园，亡虑数十计，即屈诸君指且遍，亡及吾园者。诸材求之蜀、楚，石求之洞庭、武康、英、灵璧，卉木求之百粤、日南、安石、交州，鸟求之陇若闽、广，而吾园固无一也。然至于旦而旭，夕而月，风于春，雪于冬，诸甲第名园所不能独擅而长秘，而吾得窃其余，吾他无所求，求之吾志而已。[157]
木料、石料、花卉、禽鸟等等建造园林所需的材料，不必舍近求远，也不必贱平常而贵珍异，只要设计巧妙，布置得体，善于收取自然景物，能够适情悦性，小苑朴园同样能享有“甲第名园”的乐趣。张凤翼的造园思想反映了一般士大夫的共识和愿望，有利于园林的普及。如果住宅邻近名山胜水，又有闲地，构园所费更省，而多自然山水佳趣。徽州隐士汪惟一家近黄山，建“竹里馆”：(https://www.daowen.com)
去新安郭之三里，其地负高而临深，其江曰练江，泓渟万仞，黄山、白岳，蜿蜒摩天。其址在数百里之外，而苍翠接于眉睫，其清可以酿，其膏可以稉秫、蔬茹、果蓏。邑人汪惟一之业在焉，计亩而延袤可二十，而竹据其三之一。惟一乃构数椽，读书其间，以竹自蔽，不复施藩，当山而轩，峭蒨郁葱，吐欱吾胸，盖环练江而胜者，不必尽归之汪，亦略得之矣。[158]
汪氏竹里馆利用自家竹园营造，屋不过数间，用工花费很少，却时时得山林绿竹之趣，至于“雪之旦，月之夕，白云之芊眠于昼，而凉风之飒于夏，吾无不与竹宜者”[159]，又远山翠色，澄江流光，皆接于轩窗之间，借天然之景远胜于土木之奢。汪氏山间之竹里馆和张氏城中之求志园，一假天然山水之胜，一施人工匠心之巧，皆不尚宏丽奢华，而取淡雅自然，但求适志娱情。此类建筑耗费不大，省工省材，一般士大夫也造得起，利于园林艺术朝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蓬勃生动的审美实践活动促进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的觉醒和发展。明代中叶审美意识摆脱宋元明初理学思想的束缚，出现了不少新变化。略言之有三：
其一，从理道附庸下解脱出来，凸显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审美特性。诸家各派美学观、文艺观虽不尽相同乃至对立，但是大都重情性、淳真，重形象、“画笔”，讲声色、格调、法度，赞赏民歌、戏曲、小说，标置“心地超然”“千古只眼”“信手写出”，等等。文学家和艺术家们还把文艺创作经验提升为批评理论，文论、诗论、曲论、剧论、书论、画论、园论层见迭出。诗论著作尤多。李东阳《麓堂诗话》为之先鞭，都穆《南濠诗话》、徐祯卿《谈艺录》、谢榛《四溟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王世懋《艺圃撷余》、杨慎《升庵诗话》继响，而胡应麟之《诗薮》，许学夷之《诗源辩体》已跨入隆、万时期了。初刻于万历七年（1579）茅坤编选批点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则集中体现了唐宋派古文家的文学观。对文学本体价值的高度重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广究深讨，反映了明代中叶审美意识的活泼和觉醒。
其二，突破宋儒注重政治教育而轻视审美娱情的文艺观，张扬娱乐性、谐趣性、闲适性的审美诉求。明初学术风气、士人心态偏于板滞、拘谨、畏葸、枯寂，缺少活力与创造。成化以还，渐趋大胆狂肆，敢说敢为，反映了社会要求挣脱重法礼教和宋儒理学禁锢，恢复人性自由活泼天真快乐的愿景。那时最早觉悟、歌唱物性人性天机活泼真趣快乐的是吴门画派开山沈周和王守仁之前以启心学宗风的大家陈献章。沈诗《青春吟》自称：“我是乐天人。”《中秋湖中玩月》：“人间乐地因人得，莫少诗篇及酒壶。”《妙智庵牡丹》：“冠裳颠倒插花舞，强以筋力追儿童。”是老白发童心，能得天地人间真乐。陈也是诗人，每每抒写其“自得之乐”。《真乐吟》：“真乐何从生？生于氤氲间。”“氤氲”者，天地间活泼泼元气也，是万物与人类生生之本也，故诗人眼中笔底花鸟虫鱼皆生意盎然活泼。《野坐》：“野晴莺得意，花盛蝶伤神。”《与梁文冠》：“得雨花蹊涧，随风鸟韵长。”物性亦人性，微物小虫皆具生命活泼气息，况人乎？故令人喜爱。七绝《题林塘春晓图》：“烟飞水宿自成群，物性何尝不似人。得意乾坤随上下，东风醉杀野塘春。”士林文化心态若此，故常见性格狂放不羁之人，率性而为，嘻笑怒骂，俳谐滑稽，如唐寅、祝允明、王九思、康海、李开先、王磐、金銮、陈铎等名士，都有这样的性格。又其人雅好戏曲歌舞，混杂于市井梨园之间，谑浪笑傲，插科打诨，而成词曲之名家，助成其才誉，产生文艺之新观念，重视娱乐性的审美意识。戏曲等俗文学也讲劝善惩恶教化作用，而非单纯以逗笑取悦观众，其基本艺术法则是寓教于乐，通过戏文的曲折情节和演员的精彩表演，去感染打动观众而受到教益。古代曲家深悉其中妙道艺理。
其三，摒弃世俗积习以科举功名为第一人生价值选择，道学家视文艺为小道末技、与自我价值无足轻重的传统观念，标举凭藉文艺创作可以自彰文采、垂名不朽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的增长，文化艺术产品特别是精品佳制的供不应求，文学艺术名家以及民间能工巧匠的身价也因之提高。在梨园戏曲界，有些出身平民甚至低微的裁缝、仆人，由于身怀绝技或有“一招鲜”，便能名利双收。如徐州人周全，善唱南北曲，“声既洪亮，节有低昂”，有一精通曲调的“老贾”听之，大为折服倾倒，当场取出“白银十两、青蚨千孔、色绢二端，以一盘盛之，双手扶于顶上”，敬献于全，“全以此名闻天下”[160]。又镇江人颜容，与周全同时，本良家家境很好，却爱上戏曲，“每登场，务备极情态，喉音响亮”，善演《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一角色，“其孤苦感怆，真有可怜之色，难已之情”，观之者“千百人哭皆失声”。演出成功，甚是得意，回家对镜自照，含笑深揖曰：“颜容，真可观矣！”[161]又一周姓青年裁缝，善演旦角，声态俱佳，人要看戏必须送礼，“必待人具礼求之，而后出一扮之，扮既，见者无不忻羡”。其他艺人或长于戏，或长于弦索，或长于箫管，皆“远迩驰声”[162]。其书画艺匠、文学名流更是声誉籍甚，海内皆知，收入也不菲。他们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价格很高，如沈周、唐寅、文徵明、祝允明书画为人宝爱，商贾则居为奇货，价侔唐宋名家，“诸大沽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163]。他们也有了些许商品意识，也收润金，但是所重者并不在财富，艺术品的价钱，贵人财主出重金未必能得其书画，田父贩夫不出一文钱竟能获其宝。大学士王鏊赞扬沈周精神品格：“先生高致绝人，而和易近物，贩夫牧竖，持纸来索，不见难色，或为赝作求题以售，亦乐然应之。”[164]先生知道这些贫寒细民生活的难处，有求必应，以暂缓其柴米油盐之困。文徵明的高致清格也为世钦仰：“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165]“中人”指太监之流。
文艺、技艺可使寒微者、落魄者成名成家的活生生的现实，催生助长以文艺创作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文人才士们既仰慕古代文苑星斗，也以之自期自励。李梦阳歌咏曹植和李白：“流光耀千古，不与日星陨。”[166]又颂韩愈：“冕服前朝貌，文章百代名。”[167]这评价与宋儒以为“作文害道”“作诗无益”的文学价值观是对立的，也与明初宋濂诸大儒不屑为文学之儒，以“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为愧的思想不同。而明代中叶的文学名人却自甘沉潜于词章，将人生的价值与文学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徐祯卿向李梦阳表明垂名竹帛的心迹：
仆自惟无卓荦之材，寡砺锷之用，进不能扬眉于天下，退不能甘心于丘壑，徒放情于江海之间，抗志于宇宙之表，将以搜奇猎秘，咀华纳灵，则水土而函蕴，法景曜以摛文，聊希子长之风，庶几虞卿之志。[168]
祯卿官场不得志，辞归，放浪山水，为的是汲取天地间的灵气，驱遣风云月露，以为文章，效法战国虞卿、汉代司马迁穷愁著书，成一家之言，垂不朽之名，“映带砺以垂名”“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业，庶为不朽”。其友唐寅遭际尤淹蹇，也要学古人发愤著书，体现出人生的价值：
窃窥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丧；孙子失足，爰著兵法；司迁腐戮，《史记》百篇；贾生流放，文词卓落。不自揆测，愿丽其后，以合孔氏不以人废言之志。亦将
括旧闻，总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以成一家之言，传之好事，托之高山。没身而后，有甘鲍鱼之腥，而忘其臭者，传诵其言，探察其心，必将为之抚缶命酒，击节而歌鸣鸣也。[169]
唐寅以科场会试大案牵连入诏狱，罚削籍，连原有举人功名也被黜革，遭此沉重打击，不甘沉沦下去，因念古代贤士穷愁困厄中发愤著书的事迹，欲托“笔札以自见”，身死不见于当世，也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虽不久，为人所怜”。蜉蝣乃小小昆虫，朝生暮死，生命极短促，但它长着鲜丽的羽翅，让人爱怜。微物尚然，何况人呢？又何况文人才士呢？士人也有可以彰显自己文采、自我价值的羽翼，就是著述和文章，如蜉蝣之楚楚衣裳。或既举进士又得官，而仕途蹭蹬，也欲以著述名于世。茅坤与友人书云：“仆自罪谴以来，以为进不得附当世名公巨人，显扬功名，退亦当如园丘岩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遗于世。……仆尝念，春秋以来，其贤人君子，间遭废斥，未尝不即其穷愁，自著文采，以表见于后。何者？耻心有所知与腐草同没也。”[170]像徐祯卿、唐寅、茅坤这样的文士还有许多，皆欲以文章著述自见，充分表现自身的茂美才情、独特创造，以成一家之言，留名当代，垂声后世，反映了自我意识和文艺观念的新觉醒，这是推进文艺走向繁荣的内在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