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百姓日用
明代中叶社会风气、文化心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与前期有明显差异，自隆庆、万历之际以降，由俭而奢、由质而华、由简而繁、由敛而放的变化愈益悬殊，较之明初犹如隔世。与此相关，思想学术的一大变化便是“俗学”即百姓日用之学的兴起，广泛流行于市井民间和士人阶层。推究明代后期世风学风发生丕变的原因，确实与其时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集镇的普遍兴盛有密切关系。
由于元明之际战乱的破坏，明初江浙富民被强行迁徙，江南经济遭到严重摧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这才渐渐恢复元气。到宣德年间，“仓廪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1]。明初理学名臣薛瑄于宣德间擢授御史，曾出监湖广银场，舟行大江之上，见到木排上的客商：“竹瓦居人阁，杉簰贾客房。”[2]正统中为山东提学佥事，经过北方名镇临清：“临清人家枕闸河，临清贾客何其多。停舟落落无可语，呼酒只对长年歌。”[3]进入中期，经济、商业、城镇的发展更见繁盛，中叶成化年间已初露盛况。其时大学士李东阳因事舟过临清，留下两首绝句：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泊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4]
此诗距薛瑄所作《临清曲》的写作年代，大概只有三十多年，而临清的繁盛，变化之大远过昔日。也是在成化年间，李东阳过天津，作七律一首：
玉帛都来万国朝，梯航南去接天遥。
千家市远晨分集，两岸沙平夜退潮。
贡赋旧通沧海运，星辰高象洛阳桥。
河山四塞喉襟地，重镇还须拥使轺。[5]
天津原是一个渔港，永乐二年（1404）始筑城置戍，明年建卫，称天津卫，如今已发展成海运大码头，“京师东南之巨镇”。成、弘间，粤南与江南的贸易十分密切，几乎天天有船队往来，粤人陈献章诗云：“峡东湾湾一水长，商船无日不苏杭。千村万落无穷树，尽是袁郎柜里香。”[6]“袁郎”即木器巨商袁晖。粤地产香木，制为家具，在江南各大城市十分行销，所以天天有满载木柜开往苏杭二州的船只。苏州市况在正统、天顺间有了起色，但还没有达到元季发展水平，而至成化间大为改观，“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嘉靖以来，不仅东南沿海、长江中游地区兴旺发达，华北、中原地区乃至西北、西南某些城市也呈现蒸蒸日上的趋势。
经济的发展，商业的茂盛，造成城市的繁华。昔日名都大邑更加繁盛，昔日交通枢纽码头或农村集市墟场发展成为新兴的市镇；市镇对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江南地区分布尤其密集。在各地城市和集镇中，人烟稠密，屋宇栉比，店铺填塞，百货云屯，财富山积，这些情况在王士性《广志绎》、张瀚《松窗梦语》等著作中均有翔实的记载。经济发展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促进经济的增长。城镇供市民消费的场所，酒楼、茶肆、戏园、书场、妓院、赌场，应有尽有。酒店早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韩非子·外储说》记宋人有酤酒者，“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店前酒招子挂得高高的，但就是没人光顾，酒都发酸了，原来店主养了一条恶狗，使客人望而生畏。茶楼茶肆出现较迟，或许在宋元时代。据明中叶杭州著名文人田汝成记载，杭城直到嘉靖年间才有茶坊：“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然富家燕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7]又说：“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仿之。旬日之间，开茶坊者五十余所，然特以茶为名耳，沉湎酣歌，无殊酒馆也。”[8]嘉靖以来杭州茶馆一家开张，其他业主纷纷效仿，不到一个月就开了几十爿，生意红火，饮客如云。全国各个城市，尤其是江南市镇的茶馆业发展迅速，一个市镇常有四五十家甚至八十几家。茶馆既是休憩、闲谈、娱乐的场所，也是打交道、谈生意的好去处。茶馆业的兴旺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商业和城镇的繁荣。消费需求的增长还表现于人们对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讲究，享乐主义、奢侈风气的蔓延，有大量文献材料记载明自正、嘉以来世风日趋奢靡，南北皆然，经济发达的南方更甚。张瀚说：“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盖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今以淫靡之后而欲回朴茂之初，胡可得也！”[9]社会消费心理总是向高水平看齐，艳羡经济发达生活美好的地区，低消费的地区“观赴”高消费的地区，有助于改变本地区的落后状态，同时也促进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经济更上一个台阶，水涨船高。明代正、嘉以来自俭趋奢愈演愈烈的世风反映了社会生产和需求的增长，社会消费节节攀升而难以逆转的趋势。这种社会风气和心态在三吴地区尤其突出，繁华的姑苏固不必说，就是乡村集镇也趋奢逐华。例如震泽镇：
在明初，风尚淳朴，非世家不架高屋，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裾布荆钗而已，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其嫁娶止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10](https://www.daowen.com)
震泽镇民风由俭朴日趋奢华，以至违反封建等级服饰制度，是吴中及其他商品经济活跃地区的一个缩影，带有普遍性。
城市和集镇兴盛起来了，那富足繁华的生活方式，斑驳陆离的生活色调，对过惯了寒俭闭塞生活的人们是有吸引力的，人们总是向往比自己生存现状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这是人之常情。加上其他原因，如地少人多，生活无着等，农村人口纷纷拥向城市，即使不能在城市定居，也要去逛一逛，看一看，否则就要被人笑话。徽州地区，“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士补博士弟子员，非考试不见官长，稍与外事者，父兄羞之，乡党不齿焉”；以后风气大变，“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以为其褦襶若此也”[11]。嘉、隆之世，人们对进城感到羞耻，万历以后正好相反，如果闭户不出，就会遭到大家讪笑，以为“褦襶”——不合时宜，未见世面。可见社会心理变化之急速。大家都想到城镇谋生，致使城镇人口激增。如绍兴地区，仅会稽陶氏一个家族，从明初到万历，人口增加了千倍。天启间族人陶奭龄说：“天下生齿日繁，即以吾族计之，国初始祖仅一人，今男女且万指，相距未三百年，已千倍于曩时。”[12]除会稽县外，绍兴府其他县城，还金华府所属诸县城，人口密度都很高，本土难以容纳，便流向其他都会，南北二京为首选之地。据王士性记载：“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13]有人“为胥办”，做幕僚，其间便有专门以代理诉讼为职业的，俗称“绍兴师爷”，闻名天下，也有人外出经商。绍兴人聚居北京者甚多。市镇人口也成倍增长，昔日人烟稀少的村落或鱼港发展成为拥有千户乃至万户的巨镇，在江南及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为数甚多。如吴江震泽，“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14]。同县盛泽，“明初以村民，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15]。嘉定外冈镇初兴于成、弘间，嘉靖间遭倭寇骚扰破坏，到万历初复兴并超过往日，称雄镇，镇人殷聘尹说：“元时居民尚鲜，至国朝成、弘间，而生齿日繁众。世庙时，岛夷入寇，逃亡几尽，后复渐归乡里。神宗初年，民益稠密，俗称繁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焉。”[16]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城市与集镇的繁荣，城镇人口的膨胀，三者联动，经济是基础。明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叶之初成化年间开始启动，嘉靖时期速度加快，万历之时出现大变。思想文化之嬗变与之因应，基本上是同步的。
这世界真的变了。城乡繁华，商品涌流，财富堆积，吃穿玩乐，社会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激起人们胸中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各种新鲜奇怪的事儿层出不穷，近而同邑城乡，远而殊方异域，大量信息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耳不及闻。人们希望走出家门看看世界的新变化，见见世面。昔者“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若无要紧事而外出，则“父兄羞之，乡党不耻”，如今“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以为是不通世事保守迂拙的土包子。于是社会出现了一股“旅游热”。大地理家王士性详述南北各地旅游习俗，谓京师北京：“都人好游，妇女为甚。”[17]民间妇女喜游如醉如痴，非但妇女，男女老少，士农工商，莫不如是。又非北京一地，其他都会特别是江南城乡各色人等都好游，且形成风气。世人对急剧变化的新时代，既感到新鲜有兴趣，又觉得迷茫，困惑不解，因而迫切需要了解当下这个世界，渴求获得各种知识，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充实自己，使自己活得宽余快乐。时值图书出版印刷业空前发达，深悉文化市场行情的书商们瞅准了大众阅读心理，在一批失落潦倒并有意借编辑刊印图书以谋生计的文人帮助下，便开办以介绍知识为主的各类通俗读物的出版业务。书商们意在逐利，未必知晓他们办了一桩意义深远的文化大事业。
据胡道静先生考述，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到黄初三年间（220—222）召集群儒编成《皇览》一书，“是古类书的始祖”，赵宋时已亡佚。《皇览》与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等皆属官修；唐虞世南辑《北堂书抄》，唐白居易撰、宋孔传续《白孔六帖》等同属文人学者私修；而由书坊编辑、刊印，以备家常日用，类似现代“日用百科全书”者，“是要到刻版盛行、书肆林立的南宋时代才开始有的”[18]，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等。《事林广记》，南宋末年陈元靓编。又据胡道静先生考证，元靓福建崇安人，“他因科场失利，遂绝意仕进，佣于书肆，以编写为生”。其家距崇安、建阳之间的麻沙镇甚近，该镇在宋元时代“书坊林立”，“不但照本刻印古书，也新编一些适应士林、民间需要的书籍刊售”[19]。《事林广记》成书于宋季，因编辑较好，切于民间日用，流传广泛，翻刻频繁，自元而明，翻刻之时，“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一定会增加一些新鲜的、合乎要求的东西进去，删掉一些失去时效、不切实际的东西”[20]，故翻刻书名之前每添加“新编”“增新”“增类”“重编”等字样。胡道静对《事林广记》的书籍创制和文献价值给予很高评价，在古代类书中“别树一帜”，指出它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包含着较多的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的资料，二是开拓了类书附载插图的途径。”[21]关于市井生活材料，例如：投壶、双陆、打马、蹴鞠、唱赚、幻术等娱乐活动；各种告状纸的程式，可以窥见当时底层社会里的许多情况；又有“绮谈市语”一项，所载皆通都大邑市民阶层中流行的“切口语”；又算法类，“累算数法”“九九算法”等都是当时民间运用的算法，又如“鲁班尺法”“玄女尺法”等都是过去民间营造工匠世代所习的尺度。关于插图，有地图、人像图、器物图、学校图、服饰图、游戏图、耕织图、车制图、乐器图、骑射图，搜罗丰富。“真正有插图的类书其实是陈元靓创造的”[22]，并对后世类书编纂重视插图产生良好影响。
明代中叶，通俗日用类书渐露头角，如托名邝璠撰《便民图纂》、托名刘基撰《多能鄙事》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明后期万历以来，通俗类书编辑刊行臻于全盛，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琳琳琅琅，流行南北通都大邑及广大乡镇，乃至西北敦煌、西南滇黔边陲。现存百十余种，而亡佚者又不知凡几。翟金明先生考得，“现存明代通俗类书有百余种，绝大多数为晚明刊本，尤其以建阳书坊最多，多藏于日本，国内多不见全帙。”[23]这一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盛事奇事，自然和明季社会经济文化的新变化息息相关，也和王阳明心学、百姓日用之学的流行有关。综观其书特点可以“用、俗、全、新”四字简括之：“用”，即实用性，主要指民生日用。由书名如“士民捷用”“士民便用”“士民万用”“里居通用”“天下民家便用”等，可窥知其编书宗旨在于为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广大百姓提供有裨于生产、生活各种日常知识的通俗读物。嘉靖四十二年（1563），河南布政使右参政吴郡范惟一有云：“今观其书，凡饮食、服饰、居室、器用、农圃、医卜之类，咸所管综，其事至微细，若无关于天下国家，然迹民生日用之常，则资用甚切，而溉益颇弘，其义曷可少焉？”[24]“俗”，即通俗性，易懂易学，便于应用，且能很快见到效应，故曰“捷用”。其书读者对象主要为识字不多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平民百姓，有些童蒙读物对象是儿童，是供私塾先生或识字的家长教辅儿童用的，尤须通俗易懂，故称“便蒙”，有些幼学读物就是蒙塾教师编的，如《新刻联对便蒙图像七宝故事大全》。为求通俗，编者想方设法，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图画，与编印传统书籍相较，都有不少改进。《便民图纂》卷一《题农务女红之图》云，宋人楼
旧制系列《耕织图》，又配以诗，但其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好”[25]。题图者盖为吴人，楼
《耕织图》原作“大抵与吴俗少异”，配诗又皆雅驯，不太适合吴地大众阅读，“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遂将原诗改为“吴歌”（吴地民歌），“则从厥攸好”，适合当地民众口味。“全”，即海涵性，天地人三才，事事物物，无所不包，这是百科类书的一大特点。故其书每标举“大全”“全书”“万用”“万书渊海”“万宝全书”“故事大成”诸名目。惟明代通俗日用类书旨在为普通百姓介绍日用百科知识和技能，就必须切合大众的需要和口味，其取材重轻多寡及分门别类与唐宋官修私修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有很大不同。像刊行于明万历间《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计分三十九门，“天文门”中“天下路程”，《时令门》中“四时八节”“十二形肖”，又设《保婴门》《笑谈门》《风月门》等，此类俗事俗情皆关百姓“日用所需，靡不搜罗而包括之”[26]。《便民图纂》载有肉食品腌腊法，水果干果收藏保鲜法，如四时腊肉、“腌鸭卵”、“糟鱼”、“酒蟹”，收藏梨子、柿子、桃子、石榴、林檎（花红）、金橘、柑橘、荔枝等，又载清洗保存棉织品、丝织品、皮制品、毛制品以及家具什物清洁修补方法，如“去墨污衣”“去油污衣”“洗血污衣”“洗毛衣”“洗罗绢衣”“熏衣除虱”“收毯物不蛀”“收皮物不蛀”“补缸”“补瓷碗”“磨镜药”，等等，皆极琐碎极细微，又皆居家日用常识不可不知，而为昔之缙绅大雅之人所不屑一顾，也很少会登录其所纂类书。“新”，即创新性，民间日用类书具有正宗类书所具有的共性，都带抄缀、汇编、类纂的特点，资料多采自前人著述。但通俗类书又有其个性、特殊性，就是适俗性、适时性，它因俗而生，因时而生，书中材料除抄自以往载籍外，还有直接从民间采集来的，包括当时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经验和民间习俗。通俗日用类书的生命力、竞争力在此，这也决定了它必须求新，必须与时俱进，否则仅仅靠抄录、剿袭、剽窃，很难与同类书籍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胜算，获得良好经济与社会效应。《便民图纂》今存明刻本弘治、嘉靖、万历数种。中国农学专家日本人天野元之助先生曾比较弘治与嘉靖两种版本中《耕织图》，皆以宋人楼
所绘为蓝本（天野所见为日本内阁文库抄本，据明弘治本手抄，《耕织图》也是忠实临摹），但嘉靖本有省有增，省去了“碌碡、拢秧、二耘、三耘、登场、簸扬、簏等七幅图，新增了扬田和田家乐两幅”。“摥田”即荡耙耘田，耙作为中耕除草工具，“宋代还没有出现，直到元代江浙地方才开始使用，到了明代，因为中耕除草时担负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删掉了原来的二耘、三耘两图”，又新增了摥田图[27]。郑振铎先生比较嘉靖本与万历本插图的刻画水平：
惟嘉靖本的农务、女红图甚为粗率，有的几乎仅具依稀的人形。万历本的插图，则精致工丽，仪态万方，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木刻画之一。务农凡十五图，女红凡十六图，出于傅汝光、李桢、李援、曾中、罗锜诸人所刻。他们都是这时代的北方刻工之良者。[28]
弘治距嘉靖、嘉靖距万历，翻刻同一种书的时间相隔不过四五十年，每次翻刻都有所变化，文字与插图能随时代变迁而有进步。其书名每每冠以“新编”“新刻”“新镌”“新锓”“新刊”“新板”“新锲”等字样，表明编印者的创新之意，欲以新颖别致吸引读者大众的眼球，但要做到真正的创新哪怕些许创意，也是不容易的。
嘉靖以来，通俗日用类书大多出自书坊，著名学者文人所辑类书也不少，其体例大致仿传统类书，但在时风俗流浸润下不能不受民间日用类书影响。其中规模宏大且图文并茂者当推章潢《图书编》与王圻《三才图会》，“明人图谱之学，惟此编（《图书编》）与王圻《三才图会》号为巨帙”[29]。《图书编》颇受清四库馆臣称赞，谓“引据古今，详赅本末”，“采摭繁富，条理分明，浩瀚之中，取其精粹”[30]。此书凡一百二十七卷，一卷至十五卷为“经义”，末二卷为“易象类编”“学诗多识”，带有明显的尊儒重经的倾向，缺少百姓日用的意旨，但也吸收了当时的一些新知识，如“地理”类收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舆地山海全图》，“章潢曾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见过利玛窦”[31]。《图书编》始创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成书于万历八年（1580），十余年后仍在增补，王重民先生称“盖于是书补苴罅漏，死而后已，宜其精博若是也”[32]。章潢（1527—1608），字本清，南昌人。自少迄老，读书、著述、讲学不已，除辑有《图书编》，又著《周易象义》《诗经原体》《书经原始》《春秋窃义》《礼记劄言》《论语约言》诸书。尝以荐授顺天府训导，时年已七十九，不赴。与同省学者吴与弼、邓元锡、邓元卿并称“江右四君子”。《明史·儒林传二》《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九》并载其事。
《三才图会》一百六卷，王圻及其子思义编集。前有周孔教、顾秉谦、陈继儒三家序及王圻引文，引文末载万历丁未（1607），周序载万历乙酉（1609），盖刊行时间较《图书编》晚十余年。四库馆臣评比这两部“巨帙”，扬《图书编》而抑《三才图会》，如讪诋圻书“门目琐屑，排纂冗杂，下至弈棋牙牌之类，无所不收”，又指其图画失据，“甚至军器类中所列鞭锏二图，称鞭为尉迟敬德所用，锏为秦叔宝所用，杂采齐东之语，漫无考证”[33]。书中游戏图谱非止于棋牌之类，又民间百戏，亦“无所不收”，如投壶、双陆、击壤、傀儡、角
、高
、斗牛、斗鸡、斗草、打弹、蹴踘、吞剑、走火、缘竿、秋千等，皆有插图可观，且勾描细致逼真。又兵器类鞭与锏图录俱见于《器用》卷八末条“杂器二十四”，每件兵器都有精细图画，图后附总括说明：“以上器用共二十四种，亦武备之不可缺者，如钩镰为徐宁所用，锏为秦叔宝所用，龙吒为马操所用，梅吒为黄山岳所用，钢鞭为尉迟敬德所用，混天戳为李存孝所用，俱不可考，姑存之以为留心于武事者之采择云。”[34]秦叔宝、尉迟敬德、徐宁、李存孝等英雄好汉，及其所使用的特殊兵器，见于小说、戏曲、传说，小说中人物绣像也能见到，在四库馆臣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不足为据，然而恰恰证明，《三才图会》受通俗日用类书影响，重视从民间吸取新鲜素材。记捕鱼捉蟹之法多达二十余种，如塘网、注网、撤网、绰网、
网、赶网、扠网、艌网、扳罾、坐罾、提罾等，又有钓蟹、钓鳝、钓鳖、蟹簖等等，皆有图。既有图能明其意，则省去文字说明；不能，则附加说明。如罾字条：“亦网也，不知何易名为罾，二制（坐罾与提罾）俱相似，惟坐罾稍大，谓之坐者，以其定于一处也。按，罾字从竹，而其制用缗，恐习俗之误呼耳。”[35]又“竹器”条释“簖”字：“簖者断也，织竹如曲簿，屈曲围水中，以断鱼蟹之逸。其名曰蟹簖，不专取蟹也。”[36]此等细民俗事，学士雅人何尝关心，更不会载之书册。《三才图会》中器物图谱甚丰，间考古今和地域的名称，形制、用途变化，如“大轿”条：“古称肩舆、腰舆、版舆、兜子，即今轿也。洪武、永乐间，大臣无乘轿者，观两京诸司仪门外，各有上马台，可知矣。或云，乘轿始于宣德、成化间，始有禁例，文职三品以上得乘，四品以下乘马。”[37]由这条关于大轿图录的简要说明，可以略知明代官员品级待遇和官场风气的一些变化，而王圻此书取材非仅仅限于文献记载，还博涉现实生活，民间日用诸多方面。作者王圻（1530—1615），字元翰，号洪洲，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除清江知县，调万安，擢御史，忤时相，出为福建按察佥事，谪邛州判官，两知进贤、曹县，迁开州知府，终陕西布政参议。年未五十，遽请归养，以读书著述为事。所著除《三才图会》外，又有《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东吴水利考》十卷，诗文集《洪洲类稿》四卷等。清人称其“采辑编排，用力亦云勤笃，计其平日，殆无时不考古研今”[38]。王圻《三才图会引》自云：“余少年从事铅椠，即艳慕图史之学，凡玑衡、地域、人物诸象绘，靡不兼收。而季儿思义颇亦接心往牒，广加蒐辑，图益大备。”又其宦迹几半天下，每至一地即留心搜集图史，所得非常丰富。《三才图会》将采集的大量图画材料进行整理，细分门类，以图画为主，以文字说明为副，突出古人“左图右史”的著述精神，体现了此书的一大特点，诚如书前“凡例”末条所说，“是编以图会为书，凡时令、宫室、身体、衣服、礼乐、文史、人事，与夫器用、草木、鸟兽、昆虫之类，俱各有图。第卷帙浩烦，未易卒举，尚俟续梓。”书成之后，作者还要继续整理、搜集补充，再编印续集，时已年近八旬，还是念念不忘图史编纂工作。
张岱《夜航船》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学者文人撰述的类书。是书分十二部，每部一卷。部下分列细目，如卷一“天文部”，列“象纬”“日月”“星”“风云”“春”“夏”“秋”“冬”等十八细目。细目之下视需要分列多寡不一的词条，仍如“天文部”之“象纬”下凡列“九天”“忧天坠”“补天”“五星斗明”等词条，或省词条名称，照事直书。如《天文部·象纬》云：“天裂阴不足，地动阴有余。”前面无“天裂地动”条目。解释词条事典意涵，或引证出处，并加简要疏说，如《象讳》“回天”条：“天者，君象；回者，言挽回君心也。唐太宗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止之。魏征曰：张公有回天之力。”又“三才”条：“天、地、人，谓之三才。混沌之气，轻清为天，重浊为地，天为阳，地为阴。人禀阴阳之气，生生不息，与天地参，故曰三才。”言简意赅，不烦旁征博引，其意自明。又“补天”条，仅以七字尽之：“女娲氏炼石补天。”何等简明。分类、立目、设条、解说，都比较灵活，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处理，一点也不拘板，表现了作者的机智。许多为正统儒者、道学先生所禁忌、不屑谈说的东西，但既载之书史，流传民间，也不可不知，《夜航船》辟“九流部”载道教、佛教、相卜、杂技等故事，辟《荒唐部》载鬼神及怪异种种虚幻不稽之事。《夜航船》亦如作者其人，具有机智的性格。此书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年士子、“后生小子”，向他们介绍通常应该掌握的文史基本知识，以为读书作文、日常生活之助，编者谓之“文理”[39]。二十类中《选举部》所列子目二十条，为全书之最，像“制科”“乡试”“会试”“殿试”“官制”等，都必须知道的常识性事理。又《文学部》子目有“经史”“书籍”“勤学”“诗词”“歌赋”“字学”“书画”等，凡十六条，仅次于《选举部》，也都是青年士子应该知晓和习学的知识、艺能。此书不但收入大量常用成语、典故、故事和应知文化知识，还采集了许多居家日用小常识和小窍门，以《物理部》最集中，盖有几千条，大都采自民间。如“香油杀诸虫”“荆叶辟蚊，台葱辟蝇”“薄荷去鱼腥”“螺蛳畏雪，蟹怕雾”“灯盏中加少许盐，则油不速干”“鸡子清调石灰粘瓷器，甚妙”“无故蚁聚及移窠者，天必暴雨，蚯蚓出亦然”。有些生活经验，符合物理，有些纯属奇谈怪论，载之以广见闻，如“黑鲤鱼乃老鼠变成，鳜鱼乃虾蟆变成，鳝鱼乃人发变成”云云。又有卫生小常识，如“梳头令发不落”，“夏月面最热，扇面则身亦凉，冬月足最冷，烘足则身亦暖”，“脚转筋，款款攀足大拇指，少顷立止”。凡关身体、饮食、衣服、器物的保养、防护种种方法，验与不验，杂录并收，由读者自择。《物理部·饮食》所收条目如炙肉、煮老鸡、腌鱼、腌鸭蛋、煮藕、糟茄、糟姜、煮豆腐等等，皆寻常百姓家可以置办，并非山珍海味。《物理部·果品》讲各种常见果类收藏法，如收枣子，藏西瓜，藏金橘，藏柑子，藏梨子，收柑橘，收桃子，其法平常而精妙，皆有实效，大多得之农家。因此也可供百姓参考，是其适用性。《夜航船》现实性较强，常把明代时事乃至与作者张岱同时代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人物、事件录载书中。《宝玩·玩器》记载诸多工艺美术巧匠，如宜兴龚春、时大彬之陶壶，嘉兴黄元吉之锡壶，扬州周柱之螺钿器皿，南京濮仲谦之竹刻，苏州姜姓（姜华雨）之斑竹家具，南京赵士元之夹纱帏屏，皆明季艺人，张岱好收藏，对他们都很熟悉。《夜航船》是一部小类书，小百科全书，昔人有称同类之书曰“碎金”者。小而全，碎而精，圆活玲珑，称“碎金”，《夜航船》名副其实，惟无图录可以对读。此书是明亡（1644）多年后，张岱年逾七十所作。当时仅有抄稿本藏于家，直到1987年始有排印本面世。
明代中后期书坊编印的通俗日用类书以及专业性类书，流布于各地书市和城乡，学者文人也积极从事编纂类书，二者互相推动，蔚成风气。这实在是一件文化盛事，一次文化大普及，新知识新思想的大传播。现代版本学大家王重民先生在《朱翼》一书提要中深刻指出：“明末为我国学术极解放时代，亦为极盛兴时代”；“此种小类书实具有现代流行之刊物性质”；“一面征引古人之嘉言懿行，一面汇入当时新知识、新思想，故虽朝生夕灭，已尽传播文化之责矣”[40]。这些读物对明清数百年士庶大众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有着深刻影响，对当今读者了解、研究古代近世社会生活史、文化艺术史等也提供了生动的文献材料。王重民评明万历本《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说：“多采元末明初著述，当是元代已有其书，明人递加增补。今就其所载佚籍观之，直可视为一部民间《永乐大典》也。”[41]评价极高。又称据《不求人》订补的明崇祯本《全书备考》：“盖是书所载，于近八百年来，民生日用，文学哲学，礼俗游艺，以及医卜星相等事，凡所以维系世道人心者，莫不有之。讲社会学史者，欲真知下级社会人生，不可不读是书也。”[42]明代类书特别是通俗日用类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都是很大很高的。
明代中后期通俗日用类书的广泛流布，和王阳明心学的流行，百姓日用意识的增强，有着密切关系，并丰富、扩大了百姓日用之学的意涵和影响，推助其成为明代后期一种重要的文化学术思潮。“百姓”与“日用”这两个概念有时结合起来连用，在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诗·小雅·天保》：“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徧为尔德。”这里“日用”与“百姓”分隔使用，关系不甚紧密，值得注意的是，“日用”与“饮食”构成一个词组，“日用”之意包含“饮食”，“日用饮食”的主词是“民”，还有下文的“群黎百姓”。这样就把黎民百姓、日用、饮食（吃饭）三者联系在一起了，体现了一种思想观念。又《易·系辞上》：“百姓日用而不知。”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曰：“日用道以济，然不知其力。”今人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百姓指庶民。百姓日日利用此阴阳之道，但对之无所认识。”据二家解释，“日”与“用”都是独立的单词，不是两个词素，偶尔连用，更不用说“百姓日用”了，它形成一个概念，是很晚的事情，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则更后。宋代理学兴起后，“日用”一词常被使用。朱熹云：“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43]陆九渊云：“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44]及乎阳明心学崛起于明代中叶，“日用”之说成为心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王守仁特别着意、强调之处。如云：“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45]又云：“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46]“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则义理自熟。”[47]致良知是王学的核心思想、基本理论，而在日用间以求良知则是必由途径、基本方法。其所谓日用者，泛指人的一切活动，尤其指日常生活如起居酬酢、人际交往，也包括各人具体工作事务。他要求学者应结合自己日常活动行为（“事为”）去体悟、体究、体认良知，这便是“实地用功”，这样才不至于落入佛家“空虚顿悟之说”和程朱理学“安排思索”之弊。王守仁赋予日用一词的学理性内涵，比宋儒前进了一步，似乎未见他将“日用”和“百姓”联成一体，形成“百姓日用之学”的理念，这要到王门弟子王畿，特别是另一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及其后学的共同创造方告完成。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以百姓日用指点良知”[48]，其门人及后学如颜钧（1504—1596）、罗汝芳（1515—1588）、染汝元（1517—1579）、李贽（1527—1602）等，皆服膺、阐扬百姓日用之学。王艮云，“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49]。罗汝芳云：“一切百姓则曰莫不日用。”[50]李贽云：“就此百姓日用处提撕一番。”[51]综观诸家言论，民生问题，广大民众的生存、生计、生理，穿衣吃饭、男女夫妇，亦即王畿所谓“日用饮食声色货利”等“极粗”问题[52]，并把这些提升到哲理的高度，视为“人伦”之天则，“物理”之本然，“圣人之条理”，也是百姓日用之学的第一要义。
与民生相关的“治生”“厚生”“共生”也是百姓日用之学的应有之义。“治生”问题受到元初大儒许衡的高度重视，认为学者必须先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才谈得上求学问道，生计、生理、生存是文化学术活动的基础。有些文化人不明此理，不重视治生，结果学未成，官也没有做好，反成了卑污之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53]为谋生计，学人可以去务农，也可以经商，唯经商乃是权宜之计，尤不可背义图利。学者中具此识见者甚少。二百年后，王守仁也谈治生问题，认为学者也可在治生上用“工夫”，但不可以治生为首务，“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许衡担心学者轻视治生，失去生理，从而妨碍学道，故将治生作为学道的前提“先务”，骨子里看重的还是学道，治生不过是学道的前提和手段。王守仁也认为学者可以关注、从事治生，“治生亦是讲学中事”，甚至认为心存良知，“果能于此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54]许、王两人在学者应重视治生问题上看法一致，只是对治生与学道位置孰先孰后问题存在分歧。王氏担心若将治生置于首务，会启人“营利之心”；许氏担心若无治生作生理保障，也于道有妨。两位大学者关注的重心都在学术、人心，尤其难得的是认识到治生与学道并非冰炭不容，而是互相包含依附的关系。这一治生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对追求“声色货利”，财富享受，更高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的肯定。李贽有言，“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55]人们的生活欲求不会停留于充饥御寒，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各人生活境遇的改善，不断会产生更加美好的愿景，如李贽所举当时人“好货”“好色”“进取”种种，这都是在“治生”基础上对“厚生”的期许。李贽说，这是人所“共好”“共习”“共知”“共言”，也就是普遍人性了。又都是“百姓日用之迩言（浅近之言）”，而“迩言之中必有至理”，契于“大道”，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逻辑。对于治生、厚生，既是人人共好共习，圣贤与凡俗皆然，惟圣贤还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个人和一家既已厚生矣，还愿天下百姓实现厚生，此即“共生”思想。李贽盛赞梁汝元（何心隐）之高卓人品：“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56]世人皆欲厚其生，但能遂愿者只有少数人，梁氏属于少数人中的一员，偏偏不肯继续谋划经营治生事业，使此生倍获厚利，使多数人也富厚起来，且知礼义，天下和合，“惟欲相率、相辅、相维、相育欲于聚和”[57]。梁汝元还付诸行动，捐资千金，建聚和堂，延师以训乡族子弟，又创义田，以供冠婚丧祭鳏寡孤独之用。其师颜钧（山农）亦“轻财好施，挥金如土”[58]。容肇祖先生论泰州学派思想，带有“平民化、实践化”的色彩，“社会的革新的性质”，“冲破礼教的精神”[59]。此派既具平民性、世俗性，所以极重民生、治生、厚生，讲究百姓日用，以求与民同欲，与民共生；同时又以古圣贤自期，胸怀民胞物与、万物并育的理想而为之献身的担当精神，此又高于一般世俗之人，而优入圣域“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此盖“共生”之完整意义。泰州学派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学，意涵丰富，对明代后期思想学术、文化艺术乃至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有很大影响。有些文人误读误用泰州学派的某些言论，流入放荡颓唐一路，却未察其杰士之担当献身精神，如李贽公开宣称好货好色、多积金宝等合乎“至理”，可是他本人并不追求这些东西，“而吾身之所履者，则不贪财也，不好色也”[60]，此是其处世之“法门”，而人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