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同于俗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和城市集镇的迅速发展、空前繁荣，造就了庞大的市民阶层并促成其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日见重要。嘉靖以来，商业人口激增，不论是东南沿海、长江中游，还是西北、西南边远地区，都出现了弃农经商、“舍本逐末”的社会现象，有些地方居民中甚至十之七八从事经商。在那些从商人口密集的地区，商人实力雄厚，影响力及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形成了所谓“商帮”。其声名显赫远扬者，有陕商，“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而三原为最”[61]。有晋商，“而平阳为富饶”，“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62]。有徽商，“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63]。有苏商，“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64]；以太湖东山、西山为最，称洞庭（太湖别名）商，谚云：“钻天洞庭遍地徽。”言洞庭和徽州商人足迹遍天下，无远不届。有赣商，“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65]。有闽商，“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有粤商，多从事海外贸易，“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66]。商帮经营的范围涉及各行各业，例如盐业、粮业、布业、茶业、木业、药业、纸业、墨业、毛皮业、丝绸业、冶炼业、陶瓷业、珠宝业、典当业等。所达地区，天南海北，无远不届，或漂洋过海，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贸易，各地华商还在闽粤沿海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与东来的西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通商交易。
商人群体占有的社会财富份额越来越大，富商大贾往往拥资巨万。“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67]新安指徽州商人，山右指山西商人。富有的豪商一般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挥金如土，气焰熏天：
然而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辔，织陆鳞川，飞尘降天，赭汗如雨。懁巧捷给之夫，借资托力，以献谀而效奔走。燕姬赵女，品丝竹，揳筝琴，长袂利屣，争妍而取容。[68]
这还是一般的叙述，再看署名天然痴叟所举的一个典型个案，说的是成化年间寓居扬州的一个江西大盐商的穷奢极欲的生活：
此人姓谢名启，江西临川人。祖父世代扬州中盐，家私巨富，性子豪爽。年纪才三十有余，好饮喜色，四处寻访佳丽。后房上等姬妾三四十人，美婢六七十人，其他中等之婢百有余人。临川住宅，屋宇广大，拟于王侯，扬州又寻一所大房作寓。盐艘几百余号，不时带领姬妾，驾着巨舰，往来二地。是一个大挥霍的巨商，会帮衬的富翁。[69]
这个大盐商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必有现实的依据和原型，很像《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而其财富之巨，姬妾之多，又是西门庆望尘莫及的。商人中也有节俭的，比如有些徽商，“衣食亦甚非啬，薄糜盐虀，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70]。福建名士谢肇淛有个叫汪宗姬的徽商朋友，“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娶一狭斜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前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间萧然矣”[71]。明嘉靖以还世风向奢，人心趋逸，出现了许多商人暴发户。
明代中后期，商业资本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受到封建政权的严重抑制，掠夺性的盘剥。商人集聚的巨大财富很不牢靠，往往会被官家洗劫一空，落个倾家荡产。万历间，由太监充当的矿使、税使分赴各地，肆无忌惮地攫夺富商良民财物，天下骚然。史称：“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几及三百万两，群小借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72]万历二十七年，宦官高寀衔命入闽，差点酿出民变。袁宏道亲眼目睹家乡荆州商人在官府勒逼下由巨富而破产的惨象，他向友人诉说道：
荆商之困极矣！弟犹记少年过沙市时，嚣虚如沸，诸大商巨贾，鲜衣怒马，往来平康间，金钱如丘，绨锦如苇。不数年中，居民耗损，市肆寂寥，居者转而南亩，商者化为游客，鬻房典仆之家，十室而九。而当事者时欲取羡于额外，屡盈屡溢，若之何不病且亟也！[73]
定额之外，层层加码，税上加税，“当事者”诛求无厌，将一个原本繁盛的城市弄得一派萧条，十室九空，商业资本遭受的打击是惨重的。
在经商风气盛行的地区，官吏也参与经商，本钱哪里来？来自聚敛。他们往往自己不直接出面，而是假手亲戚朋友入市行商，借权势垄断市利，这是一般商人无法与之竞争的，于是出现大批官商。商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夤缘官府，寻找政治靠山，或捐资买个官职，或不惜重金延聘师儒，教其子弟，参与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富贵。做了官，得了权势，就能守财增值，又能光耀门楣，改变世俗贱商的观念。
有远见的商人明白，要卓有成效地进行商业活动，仅仅拥有巨资是不够的，还必须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要有地理、舆图、交通、气象、会计、筹算、物产、土仪、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他们也附庸风雅，留心艺文之事，研习诗文书画，收藏古董珍玩。袁宏道记述徽商“近益斌斌，算缗料筹外，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74]。涉足文化市场，经营古董书画行业的商人，每斥重金收购法书名画、名器珍玩，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艺术鉴别力，那就要被糊弄蚀大本了。“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75]在图书、艺术品、文化用品商人中，也有能诗善文、精通艺术、怀真才实学的人。浙江龙游有个叫童珮（字子鸣）的书商，少随父往来吴中，游昆山，浮娄江，以鬻书为业，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王世贞和归有光。童珮没有进过学堂，全靠自学成才，能诗文，精鉴赏，“尤善考证诸书画名迹、古碑彝鼎之属”，家有“藏书万卷，皆手自雠校者”，是位藏书家。他喜爱旅游，并有游记，“生平冒游九华山，登南岳祝融，坐云气间，泰山日观峰候夜半出日以为奇，遂有九华游记，南岳、东岱诗及他文集”，又有“龙游县志若干卷”。王世贞称赞人品峻卓，“怀独行之德义，不苟合当世”[76]。归有光称其诗“清俊可诵”，“于书盖历能诵之”，“余以是益奇子鸣”[77]。一个书贾，又是后生小子，能得到当时两位文学大师的青睐和赞许，说明他确有非凡的才具。童珮是一个亦贾亦儒、士商兼任的典型。
士与商的关系从来没有像明代中后期那样密切。商人要提高自身及家门的文化品级，必须求助于文人学士，士人也需要商人的赞助。对于这种互利互济的关系，钟惺给予肯定的评价：“富者余赀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78]文人缺钱刻书，著述无以行世，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富人商家出资相助。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文人的精神得以显露于世，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赞助者也藉文人著述垂名后世，获得“善举”的美名。“造化之精神”（指“篇籍”）得以泄，“造化之膏脂”（指“赀财”）得以用，一举两得，各获其利，何乐而不为。这是商业经济初现兴盛时代，在义利兼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士商新型关系。那时有文化教养的商人都乐于同名士接近交友，徽商吴文明雅爱公安袁氏昆仲及其他文士，自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79]许多士人也一改鄙夷商人的传统观念，乐意和商人交朋友，为之作文、作书、作画，并接受酬金。对此并不感到羞耻，而视为当然，互助相利，即所谓“贾道”，得到士商双方的认同。(https://www.daowen.com)
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是，明初及以前历朝文人为商人撰写碑传、墓志的事极少见，历览诸家文集，百不得一。但自成、弘以还情况不同了，在诸多名家别集中往往收有商人碑传，如陈献章、程敏政、王守仁、李梦阳、王九思、罗洪先、陆深、崔铣、王世贞、汪道昆、归有光、叶向高、李维桢、汤显祖、袁宏道、袁中道、陈继儒、钟惺等文坛、学苑、政界名流，都曾为“良贾”“善商”作传撰碑，献上美词。这些材料对研究明代经济史与文化史具有很高价值，从中可见明代中后期商业资本的活跃，商业人口的猛增，商人的地位和影响日渐重要、扩大，社会轻商的传统观念在改变，商人与士人的关系由疏离而密切。社会上同情商人、为商人鸣不平、为商人讲好话的人多了。人们对经商活动给予重新评价，不认为是小道末技，而认为其间也包含大学问、大智慧，卓越的商人可与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并肩，钟惺引述一个商人的话：“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80]商业行为如贱买贵卖等等，也不能一概斥为卑污行径，经商牟利与修身行善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协调起来。士人未必个个经明行修，商人也未必人人缺德无行，其实从事金钱交易活动，同样可以表现出高尚行为，士与商的区别只在择业不同罢了。李梦阳云：“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利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81]利与义、商与士并行不悖。或由士而商，或由商而士，士与商的身份转换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归有光云：“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82]士商身份相混的现象在明代中后期相当普遍，身份相混会引发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相混，士商相互影响力度大大增强了。
明中叶以来手工业各个部门，诸如纺织、陶瓷、冶炼、建筑、造船、印刷、造纸、制墨以及各种工艺品的制作，都很发达，不少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一部《天工开物》就是对当时工农业生产技术辉煌成就的记录和总结，由此也造就了人数众多的手工业大军，是城市和农村中一支重要力量。由于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服御求鲜华，器用求精巧，宫室求壮丽，高档手工艺品价值高，工人报酬也较高。“矧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信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币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寻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兹欲使其去厚而就薄，岂不难哉？”[83]务工比务农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手工业品价格高于农产品，获利较多，“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84]。特别是土地贫瘠，或人多田少的地区，由农转工的人是很多的。“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
，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江西凭手艺吃饭的人多，外出谋生的人多，“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85]“轮舆梓匠”之徒都属手工业者。浙江余姚人家子弟早岁进学读书，及长，能成就功名的毕竟只占少数人，绝大多数都去学手艺，据张岱记载，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86]。又据范濂记载，松江旧无鞋店、袜店，也无专制鞋袜的手工业者，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东”，制袜业也兴盛起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87]。鞋店袜店各有百余家，打工的伙计一定不少，至于“合郡男妇”以做袜制鞋为生云云，大概都属家庭手工业者，向店主取货在家中做，然后将成品送至店中，领取一定工资。明代隆、万以来手工业人口增长迅速，行业之间竞争也更加激烈，加之社会消费需求大，消费心理求精求美，因而工艺水平日益上升，就连鞋袜也越制越“轻俏精美”了。张瀚在北京市场上见到百货琳琅满目，“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美，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88]。万历之际正是百工呈能献技、大显身手的时代。
日用器物工艺水平之高集中体现在工艺美术品上。上海顾名世露香园所出刺绣，精美绝伦，巧夺天工，“擘丝细过发，翎毛字画，无不精好，天下称曰顾绣”[89]。“露香园顾氏绣，海内驰名，不特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向来价亦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90]竟陵派巨子谭元春从友人处见之，叹为“女中针神”[91]。陶瓷工艺品以景德镇所产为最，镇人昊十九，自号壶隐老人，通书画，与众工杂作，所制精瓷，妙绝人巧，尝制一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又为画坛名家李日华作一盏，“造王采流霞不定之色”，日华赠以诗：“为觅丹砂到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92]其人品格高尚，不为利动，故终贫寒，“而性不嗜利，家索然，席门瓮牖也”。雕刻艺术如嘉定朱氏、南京濮仲谦竹刻，常熟王毅微雕，皆称鬼工。王毅字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所制核舟仿东坡泛赤壁之意，为传世绝品，魏学洢为之作记，以为“棘刺之端未必不可为母猴”，惊叹：“技亦灵怪矣哉！”[93]嘉靖以来，园林建筑兴盛，缙绅士夫之家竞相叠山造园，“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94]。嘉靖间，松江地区曾遭倭寇骚扰，焚掠破坏严重，及倭平，富民家家兴土木，建房构园。郡人范濂说：“土木之事，在在有之，而吾松独甚。予年十五，避倭入城，城多荆棘草莽，迄今四十年来，士宦富民，竞为兴作，朱门华屋，峻宇雕墙，不逮桥梁、禅宫、牌坊，悉甲他郡。”[95]清初郡人叶梦珠《阅世编》回忆往日宅第园林之盛说：“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阛阓列廛，求尺才之旷地而不可得。缙绅之家，交知密戚，往往争一椽一砖之界，破面质成，宁挥千金而不恤。”[96]城内乃至附郭水田都建起屋宇园亭，几无隙地，居民哪怕是亲朋好友常为争一墙之界打起官司。其他都会如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等地名园也大多兴于万历前后，由各地城市建筑的发达也可见当时经济与城市的繁荣，一批高明的建筑师时称“山师”也因之出现，造园艺匠为士宦之家所争迎。其名工如松江上海人张南阳，号小溪子、卧石生，又号卧石山人，家世业农，幼习画，后以画家笔意叠石为山，遂擅一时绝技，造请无虚日。四川布政使上海潘允端豫园，刑部尚书太仓王世贞弇园，“百里相望，为东南名园冠，则皆出山人手，两公俱礼山人为重客，折节下之”，万历进士上海名士陈所蕴为之作传，称其“技擅一时，夐只无两”[97]。陈家名园日涉园亦出其手。明清之际松江另一位园林建筑大师张涟，字南垣，江南名园多出其手，名动公卿间。同郡董其昌、陈继儒亟称之，常熟钱谦益（即钱宗伯）、太仓吴伟业，与结布衣交[98]。南阳与南垣皆享高寿。南垣有子四人，能传父术，自然名声尤著，康熙初应聘至北京，营建私家园林与皇家苑囿。子孙世承其业，成为北方著名的造园世家，即俗称“山子张”也。
这些被叫作“石匠”“山师”的叠山能手，还有其他行业的能工巧匠，均受到各公巨卿、学士文人的青睐和礼遇。徽州墨工方于鲁为兵部侍郎文坛名流汪道昆所赏识，“与之连姻，奖饰稍过，名振宇内”[99]。徐应雷说，宜兴制壶名家时大彬“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代求壶具[100]。其他身怀绝技的铜匠、漆匠、竹匠、金银匠，以及治玉、治梳、治扇、治琴诸色手艺人，无不身价倍增，受到大人先生们的尊重。
一流工匠不但手艺精，而且人格峻卓。他们怀绝技，能挣大钱，却不为势利所动，他们宁愿过清寒的生活，也决不降低人格，乞求于富贵者。时大彬“虽以重价投之不应”。张南阳“义不取苟容，无所附丽”，“避祸若惊，辞荣若浼，此其智有大过人者”。竹刻高手濮仲谦“名噪甚”，作品价格昂贵，“寸竹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却不自靳贵，“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但是若以“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故仲谦“赤贫自如也”[101]。在这些能工巧匠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性格，虽是文人学士也不能不受到感染。还有，这些工匠都来自民间，他们的作品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了大众的审美趣味。钱穆先生曾指出：“上述的诸种工艺，如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它的趋向于平民社会与日常人生，大体上都要到宋代始为显著。”又说：“这一趋势经历到清朝，先后几及一千年。中间发展最旺盛的有两个时期，一是在明代的万历，当西历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一则清代的乾隆，当西历十八世纪之中晚。这是唐代开元、天宝当西历八世纪之前半以后，中国史上国力最丰隆最畅旺的两时期，尤其以万历时期为甚。”[102]
市民阶层艺人群体，除手工匠人外，还有歌舞者、弹琵琶者、说书者、口技者、蹴鞠者，凡百诸艺，在市井都很流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其中不乏以一技一艺成名，广受欢迎的“明星”，若柳敬亭之说书，孙景之与张大来之蹴鞠，查八十与李近楼之琵琶，马清之与戴龙文之洞箫，过百龄之棋艺，令王侯公卿、文人雅士为之倾倒。其中戏剧最具群众性，公演一台戏常吸引城乡成千上万的观众。范濂描述万历年间松江各乡镇演戏的热闹情况：
倭乱后，每年乡镇二三月间，迎神赛会。地方恶少喜事之人，先期聚众，搬演杂剧故事，如《曹大本收租》《小秦王跳涧》之类，皆野史所载，俚鄙可笑者。然初犹仅学戏子装束，且以丰年举之，亦不甚害。至万历庚寅，各镇赁马二三百疋，演剧者皆穿鲜明蟒衣靴革，而幞头纱帽满缀金珠翠花，如扮状元游街，用珠鞭三条，价值百金有余。又增妓女三四十人，扮为《寡妇征西》《昭君出塞》，色名华丽尤甚。其他彩亭、旗鼓、兵器，种种精奇，不能悉述。街道桥梁，皆用布幔，以防阴雨。郡中士庶争挈家往观，游船马船，拥塞河道，正所谓举国若狂也。每镇四日或五日乃止，日费千金。[103]
集镇繁兴后，群众要求娱乐，便选择了演戏这一万民同乐的文艺形式。乡镇演戏往往连演四五天，街道布置华丽，演员阵容庞大，服饰鲜艳，观众人山人海，府城士庶也携家眷来观，如逢盛大节日，狂欢极乐。晚明士俗喜爱寻欢作乐的文化心态从对戏剧的狂热态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其时缙绅士夫鲜有不好戏曲者，能欣赏，能创作，能歌唱，能吹弹，有的还能粉墨登场，成为梨园界的名角儿。李开先《词谑》记丹徒人颜容，“乃良家子，性好为戏，每登场，务备极情态，喉音响亮，又足以助之”。张岱《陶庵梦忆》记金坛人彭天锡，原为“名家彦士”，善演奸雄，名闻剧坛，他扮演的角色活灵活现，刻画人物惟妙惟肖，“皱眉视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104]。
大众喜爱看戏，往日贱视戏子的看法有所改变，连一些出身名门的士人都不怕世俗讥笑而学戏演戏，穷人为了谋生更少顾忌。特别是有名的戏剧之乡，如浙东海盐、余姚、永嘉，江西弋阳、宜黄，苏州昆山等地学戏的人很多。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称其家乡绍兴“喜演剧”，以优伶为业者多至数千人。汤显祖谓宜黄多出伶人，“食其技者殆千余人”[105]。张瀚谓苏州“游惰之人乐为优俳”，“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106]。范濂《云间据目钞》也说“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如果再加上许多兼充戏子的妓女，士绅家养戏班中受戏曲训练的婢仆傒优，那么从事演戏职业的人数就很可观了。他（她）们走江湖，赶码头，或出入高堂华筵，或为主人演唱，或与著名老师切磋技艺，受到大众的追捧，雅士的赏识，生活有了改善，地位有了提高。戏曲艺人与才士文人非常密切，其高超的技艺，灵慧的资质，美丽的姿容，倔强的人格，以及对艺术的执著追求，都令文人感佩、受益，当然伶人从文人那里也获益匪浅，其间交流学习是双向的。
士阶层与商贾、百工、艺人及市井各色人等经常交往，士与各种俗人，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由疏离而密切，由鄙弃而留恋，长期混迹于市民中间，盘桓于市井红尘，久而久之，为俗所化，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渐渐染上世俗的气味，趋俗入俗成为一种时尚。守旧的老先生直是摇头：“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为迂为疏为腐。于是一入仕途，则相师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已，如相率饮狂泉，亦可悲矣！”[107]昔日以脱俗为高雅，今日则以为迂腐，大家都这样看，都求入俗，如饮狂泉，病入膏肓，没法治了。这是时代的新潮流，是不能逆转的，守旧者只能徒唤奈何。
仕宦者，布衣居城者，固然趋俗，就连山人、隐士、和尚、道士又何尝绝俗呢？有出世思想与行为的人未必彻底出世，与世俗终难割舍。在明代后期，已经很难寻觅像汉之严光、晋之陶潜、唐之王绩、宋之林逋、元之王冕那样的高蹈远遁之士了。《明史·隐逸传》共载十二人，明末仅录陈继儒一人。继儒未过三十即绝意仕进，终生隐于松江佘山，自我标榜道：“读古人书，识古人字。淡然无营，屣脱名利。不出户庭，短褐茹粝。为圣人氓，如此而已。”[108]此话半真半假，不可全信。他爱读古人书，这是真的，而且读得很多，也很杂。但说：“淡然无营”，不要“名利”，“不出户庭”，就有点言不由衷了。他博文强识，能诗善文，又工书画，求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来者不拒，《明史》本传说，“屦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这中间免不了要收些酬金。他也应书贾之请编辑批点热门畅销书，“远近竞相购写”，署名陈眉公评点书满天飞。他也不是足不出户，常出游苏杭绮丽之地，出入公卿名流之门，所结识的人，上至卿相显贵，下至商贾贩夫、黄冠衲子、妓女歌僮，三教九流，远及云南土司，皆乐与之交，真可谓朋友遍天下。上至极贵之天子，下至穷乡之小民，皆知眉公大名。“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109]。陈继儒隐居山中过着舒适闲静的生活，有园林别墅，也有宅第，额题“山中宰相”，但仍关心时政和民间疾苦，常常利用自己和朝廷、地方官吏的关系，陈述地方利弊、水旱灾情，披露腐败，为民请命，挚友董其昌称继儒：“干旄所至，鱼鸟皆惊，公谢弗获，第陈乡里小民疾苦状而已。”[110]隐士而关心世道，这是继儒入俗表现的又一方面。陈子龙赞扬道：“不违亲以为高，不绝俗以为贞。”[111]索居而不离群，高隐而不绝俗，这是陈继儒山人隐士之流的一大特点，体现了晚明士人群体世俗化的性格特征。削发出家的和尚也未断六根，依然关心世道，怀有济世志向，或身穿缁衣而心系红尘。袁中道评李贽：“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谓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112]除了这位李和尚而外，还有紫柏大师、憨山大师等高僧，也都染上了世俗的气味，正如袁宏道所说，其人“虽脱根尘，实不离根尘”[113]。
在世俗化潮流推动下，士大夫们要求打通圣凡，沟通雅俗，从而使文艺、文化更加贴近世情人生，加剧了平民化的趋势。俗文化中也有高低、精粗、文野之分，清醒的士人仍保持一份清高，与市民低级趣味、庸俗的东西保持一段距离。高雅可以入俗，却不可以混同庸俗。晚明士流的人生观是恋世的、适世的、娱世的，而非超世的、出世的、厌世的，其性格与心态是达观明快、活泼洒脱的，而非局促板滞、枉曲矫饰的。世俗化使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产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然而这是一个艰难的自我更新过程，走近世俗，要与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决裂，打掉士人自以为清高架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宏道《德山麈谈》说：“然人谁肯安心谓我与常人一样者？虽屠儿樵子开口亦曰：‘我便如何，彼却不能。’至于学道之人，晓得几句道理，行得几件好事，其愤世嫉俗尤甚。此处极微极细，最难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与世俗人一样，非上根宿学不能也。”俗化意味着否定旧我，“打倒自家身子”，这对深受传统理道束缚的所谓“学道之人”来说是痛苦的，会产生种种摩擦，“愤世嫉俗”——实际上是看不惯世道的新变。但是雅士俗化的新气象还是出现了，并且成为时尚、新潮，正是在这种新潮鼓动下，袁宏道喊出了时代的强音：“安心与世俗人一样！”[114]其师李贽则倡言：“大同于俗。”[115]盖宏道所论本于师说而有所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