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山水情深
晚明文士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爱恋光景”，目见“岁月如花”，心境“乐何可言”。他们胸中也藏忧愤苦恼，但其生活态度基调是乐观向上的，对人生百态、自然万象充满了好奇心，有着广泛的爱好和浓厚的兴趣，为情之所钟，性之所寄，如痴如醉，甚至性命以之。在其人诸多情好中，山水泉石之癖最为普遍、突出。明代中后期特别万历以来，士林中出现了一批旅行家、地理家群体，既有官吏，也有布衣，其游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不畏巉岩不畏死”，有一种不怕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王士性（1517—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鸿胪卿。生平好游，游迹遍及当时两京十二省（仅未至福建），尝言“极意冒险，攀跻为快”，“余此委蜕于大冶乎何惜！”[58]著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学问家、军事家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诸生，都督俞大猷招致幕下，出守古不口，为游击将军，在镇十年，深得名家谭纶、戚继光赏识。已而俞死戚罢，边事多废，腐败日滋，第遂拂袖归里，下帷读书十余载，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饮誉学林。第束发好游，历南北名山，七十五高龄犹贾勇浮洞庭，登衡山，犹以未遍寰区为憾。何乔远《吴越游草序》引陈第语云：“余游有数乐焉，自裹粮，寡疾病，不怕死，不恋家。凡世人非真游，若吾乃真游耳。”[5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他性格疏脱，厌恶礼法，酷好山水烟霞。旅游中好探奇搜险，尝言：“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且尔与其死于床笫，孰若死于一片冷石也？”[60]又诗云：“算来白石清泉死，差胜儿啼女唤时。”[61]中郎言语文章妙天下，纪游之作尤脍炙人口。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幼好山海图经之类奇书，厌薄科举功名，一生好游，行踪几遍两京十三省。顾炎武高足潘耒称其游“以性灵游，以躯命游”[62]。这八字概括了晚明时代旅游家群体的文化性格、山水精神，中国人对山水的历史文化情结，明代中后期地理大发现、地学大发展、游风大流行等社会文化因素，孕育了这种性格和精神，同时也根于这一群体对自然山水审美价值的独特观照和深切体悟。
从天地山川生成的本源出发，明人认为山水乃天地灵气所钟，精华所蕴。经过各种自然力量千百万年的“炉冶”“淘洗”，鬼斧神工的精雕细刻，千奇百怪绚丽缤纷的山水奇观才得以横空出世，挺秀于天地之间。王思任云：“夫天地之精神，未生贤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韵，不知费几炉冶。”[63]天地精华之所蕴结，在人为贤哲，在物为山水；而山水在前，人类在后。袁宏道咏江上石洲，赞美天地的神功奇巧：“风沙谁刻画，霜雪几陶炼，暴精万余年，今始叹光绚。”[64]山水是美之渊薮，无奇不有，无美不具，世界上一切美的形态均可在山水泉石洞壑烟岚中得其仿佛。山水清音妙如乐，山水滃染美如画，石笋玲珑如雕塑，岩洞宏丽如宫殿，青螺秋波如美人。袁中道赞叹黄山之美，“至奇至幻，至灵至活，态穷百物，体具七情”[65]。山水又为万物之至美，品位最高，其丰富性生动性而使人工美相形见绌，天然“化工”每胜人间“画工”。徐霞客常叹造物之奇使丹青“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又谓石笋玲珑剔透，“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王思任游浙江青田，观小洋彩霞纷披，大为惊叹：“不观天地之富，岂知人间之贫哉！”[66]又谓：“两大之中，韵莫韵于山水。”[67]晚明文人多耽于歌舞声色，但到水落石出、勘破世味时，则宁避声色而就山水。袁宏道深知个中滋味：“吾于声色非能忘情者，当其与泉相值，吾嗜好忽尽，人间妖韶，不能易吾一盼也。”[68]在美的诸多形态、类型中，明代文人特别推崇山水美，视为天地间美之极至，对之情有独钟。
明代文人还体悟到，山水具有调节和净化心灵的功能。人生常有烦恼、郁闷和忧伤，这些情绪郁积胸中而不获排解，就会产生各种“心病”，导致心理失衡，损害身心健康。而一旦离开嘈杂扰攘的尘嚣，置身湖光山色、清泉白石、幽壑奇洞之间，各种可恶的情绪就会一扫而空。“俗抱尘心，萧然冰释”“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浣濯肺腑，疏瀹尘垢”云云，都是明人游赏山水的心理体验。山水泉石诚为治疗心理疾病的良药，无服药之苦，有赏心之乐。正所谓“湖山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诚为经验之谈。袁中道《爽籁亭记》曾详述泉石治疗心病的神奇功效：“旧有热恼之疾，根于生前，蔓于生后，师友不能箴，灵文不能洗。而与泠泠之泉遇，则无涯柴棘，若春日之泮薄冰，而秋风之陨败箨。泉之功德于我，岂其微哉？”山水又能消除精神压抑感。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文人，身受礼法名教、科举制度、程朱理学种种压迫和层层束缚，因而感到极不自由，常有压抑感。个性意识愈是强烈，压抑之感愈是沉重。还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个性意识由朦胧而苏醒，一些先觉者即深感拘束和压抑。著名学者、诗人陈献章常叹身心“不自由”，企羡“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神游八极，物莫能干”的境界。《题应宪副真率卷》诗云：“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几个自由身？”小诗《木犀枝上小鹊》感叹人群不如禽鸟自由：“翠裙白领眼中无，飞上木犀还一呼。乾坤未可轻微物，自在天机我不如。”不受名教羁络的晚明狂士更加渴望自由，也愈感重压。袁宏道头戴乌纱，也觉得浑身不自在，在任吴县令期间，经常叫苦不迭，屡求辞职，视官场为“活地狱”，做县官“直牛马不如”。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宁可仿效在山林自由飞翔的斑鸠，也不羡锁在金笼里的鹦鹉。在自然界中，山晖川媚，鸢飞鱼跃，万物皆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身在其中，便如“脱笼之鹄”，与万物同游，觉得无限自由，无往而不适。看来山水与自由确有一定联系，爱自由者必爱自然山水，而爱山水者往往憧憬自由。
人生是短暂的，人有追求永恒的欲望，而取径则有精粗真妄之别。古来多少蠢人为使躯壳永存不朽，迷信神仙和灵丹，不惜财力物力命人入海寻神山，服食求长生，结果反被神仙灵药所误，留下千古笑柄。高人达士则求真实的永恒，精神的超脱。天堂神山，虚无缥缈，固不可求，而天地间未尝没有“仙境”。那高耸入云的青峰，飞流直下的银河，幽邃宏丽的洞穴，山花烂漫的深谷，诸如此类的山水奇观，都是实实在在的“神仙奥宫”，“龙宫巍阙”。不须艳羡子虚乌有的仙山佛国，足下奇山异水即为灵境恒界。王士性说：“余观世所艳称瀛洲、蓬莱之属，往往谓神仙栖止，余生不问徼福乞灵事，即指顾山川，真不翅化人之居哉！”[69]“化人”者，神仙也；山川者，仙境也。山水集天地之奇，显造化之巧，穷宇宙之变，倘将有限的人生融入寥廓繁富清奇美妙的天地山川，便觉“形骸可忘，吾我尽丧”，而与天地同一，万物共存。徐霞客在《浙游日记》中抒写此种感觉说：“真是濯骨玉壶”，“形影俱异”，“迥然世界之表”，“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70]此时此际，人与自然完全打成一片，以至可与“山精怪兽”嬉游，于是形影变了，骨节换了，精神获得升华，自我遂被超越。这是一个无限美妙的境界！敢于同“山精怪兽”相狎是一种卓绝的思想。如把自然视为恐怖力量，或把自然当作征服对象，就不会产生这种思想。唯有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才会有此奇想奇行。
嘉靖以来的学者文人观察山水与人生的关系，多着眼于山水对个体生命的意义。那时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尊人贵生的思想相当流行。王艮提出“爱身如宝”的命题，汤显祖认为“天下之生皆当贵重”，高濂提倡“尊生”而力戒“轻生”。山水情好是生命张力的表现，和尊人贵生思潮息息相关。山水给人以美感、自由感、超越感，可使心灵净化心态平衡，对个体生命大有益处。因此，人生在世应当迈开脚步，登高涉远，去探寻山川的奇奥，享受自然的赐予。这是人生的一种清福，一大乐趣。倘使足不出户，以守妻儿为乐，是十分可怜的。地理家王士性说：“不佞足迹几遍天下名山川，差胜两生闭关掩卧斗室自多耳。”[71]画家杨文骢说：“吾辈胸次原包六合内外，若肯放开手眼，则十洲三岛玩弄腕股间耳。倘恋恋牖下，甘心蒙面，向瓮中讨生活，吾不为也！”[72]陈继儒引述友人姚汝观豪言壮语云：“男女挟弧矢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闺闼，作须眉妇人也！吾视五岳，直蜾蠃之实耳。”[73]王思任在《游唤序》中嘲笑所谓贤者：“方如儿女守闺阈，不敢空阔一步，是蜂蚁也，尚不若鱼鸟，不几于负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耶？”因此他要作《游唤》——唤起人们对山水的热情，对旅游的兴趣，共识山川之宏丽，“无被尘土竟埋其眼足”。此非豪士故作夸诞之词惊人之语，而是出于对自然山川的一往情深，对山水价值的精深体悟。山水已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人生价值的重要方面。其心胸之开阔，情绪之乐观，开了一代士林新风气。(https://www.daowen.com)
在山水精神和山水情思的滋润涵育下，一些以表现山水美为主要对象的文学艺术门类出现一派繁盛气象。
首先是山水游记的空前繁荣。明代以前，关于文学与山水这一命题的论述屡见不鲜，论者大多认为文学的枝繁叶茂离不开山水根株的滋养，杰出的作家多得“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前人多从文学的一般理论，从创作灵感的兴起，题材的汲取，意象的孕育，作家精神境界的拓展，理趣与知识的体认等方面论述文学与山水的关系。明人间或也从一般意义上谈“江山之助”，但更多的场合则强调文人为山水传神的价值，强调山水游记这一特殊文学品种的意义。前面说过，明人认为山水是天地灵气所钟，精华所凝，人类理应享受山水清福。但奇山异水往往地处僻奥，隐蔽不显，这就需要有人搜剔发露，使山川清淑灵秀之气大畅天地间，人人得而赏之。陈继儒云：“大抵山川眉目，借人而发，又无口，借人而言。”[74]山川无言，其美须借人之口舌笔墨来显示。王思任也认为“山水与文人共持之”，并诙谐地将二者比作商与贾的关系。山水让文人享受清福，文人使山水名扬天下：“我一见子（指山水），即挟子而行，当刳子之貌，摘子之神，夺子之趣，贩鬻于好事卧游之辈，而且奈我之不律（指笔）何？”[75]作者也借山水文章闻名于世，传之永久，实现了自身价值。然而为山川体貌传神表现山水真趣，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胜任的，须由胸藏“嵚崎历落之气”，且具“言语文章之妙”的“幽人畸士”来完成。作家主体的“嵚崎历落之气”与山川客体的“扶舆磅薄之气”相摩相荡，才能产生山水奇篇，“落笔摇五岳”。明中叶以来的士大夫普遍好游，而且重视游记创作，不但一般文人喜染指游记，而且许多高才俊士也倾注大量的心血从事游记创作，以模山范水为己任，以此为文章价值之所悬。于是出现了游记创作的热潮，不断推出绝世妙品，又有“千古奇书”。其时作者众多，群星灿烂。如乔宇、都穆、李元阳、王世贞、王叔承、田汝成、王士性、屠隆、冯时可、冯梦桢、袁宏道、袁中道、高濂、钟惺、谭元春、李流芳、姚希孟、张京元、徐霞客、曹学佺、王思任、刘侗、张岱等，都是描摹山水的能手，其中杰出人物足可追踪六朝，方驾唐宋，而与郦道元、柳宗元诸大家相颉颃。
其次是山水画的再度兴盛。爱山水者必爱山水画，画能代游，能弥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无法远游的缺憾。晋宋间画家宗炳因年老多病，不能出户，乃图写山川，悬挂于室，朝夕观赏，谓之“卧游”。北宋画家郭熙说：“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晃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士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76]山水丹青可视性强，描绘山川如在目前，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就这点说，山水画胜过山水记。嘉靖间作家何良俊指出：“余观古之登山者，皆有游名山记，纵其文笔高妙，善于摹写，极力形容，处处精到，然于语言文字之间，使人想象，终不得其面目。不若图之缣素，则其山水之幽深，烟云之吞吐，一举目皆在，而吾得神游其间，顾不胜于文章万万耶？”[77]两者本存互补关系，满足人的多种审美需要，不必有所轩轾。中国山水画自唐代成为独立的画科以来，经过宋元的大发展时期，入明再度出现高潮。明初山水画创作与诗文发展情形相似，大抵沿袭“宋元余习”，即如大匠戴进也未能洗去南宋院体习气。画风的转变是在中叶弘治前后，标志是吴门画派的崛起，适逢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正在涌起一股喜新求变的潮流。对此董其昌作过精辟的论述，题明初画家王绂《耕隐图》云：“王舍人画，在国初如杨东里、方正学之文，实先辈典则。自沈启南、文徵仲始一变其法，纵横姿态，盖李、何以后之文也。”[78]明初文学与绘画并存宋元“典则”，迨至中叶，“纵横姿态”，寻求突破，倡变之主将，在文坛为李梦阳与何景明，在画坛为沈周与文徵明。吴门画派奠基者沈周山水，远绍北宋董源、巨然，近取元四家，而出以天机。其《自题画卷》云：“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79]其诗文书画皆着意“漫兴”，以随意简淡的笔墨去表现天真烂漫的自我和生趣盎然的山水。万历以来，思想文化出现裂变。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高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面文学革新的旗帜，与袁宏道同时代的董其昌则在吴门画派基础上另开松江画派（或曰云间画派），文与画也是桴鼓相应。陈继儒、顾正谊、莫是龙、李流芳等著名山水画家皆其流亚。此派特别注重主体的创造，崇尚笔墨情趣，融书法于画，以佚笔草草写烟云变灭，影响及于以后三百年画坛。明清之际画家经历了天崩地坼，国破家亡的巨变，多以山水画抒写胸中幽愤。当时学术思想分流歧出，山水画家也衍为各种派别，有吴派、浙派、华亭派、娄东派、虞山派、金陵派、黄山派、新安派等等，异彩纷呈，艺匠迭出，“四僧”、“四王”，萧云从、恽寿平、龚贤等，并为山水巨擘。从明代中叶到明清之际，山水画与山水记同步发展，其波澜升降与思想文化潮流大趋势是一致的。
三是造园蔚成风气。中国园林起源甚早，而自明代中叶起，造园才逐渐形成风气。顾启元说金陵诸园，“大抵皆正、嘉以来所创”，前此朝廷“约饬文武官员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于宅内穿地养鱼，伤泄地气，故其时大家鲜有为园囿者。”[80]苏州园林也兴于是时，嘉靖名士黄省曾说：“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窍嵌空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栏圃。虽阎闾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81]绍兴园林的蔚起也始于明代中叶，万历学者陶奭龄说：“少时越中绝无园亭，近始多有。”[82]那时官宦士夫之家竞相叠石造园，现存江南诸名园如苏州拙政园、无锡寄畅园、上海豫园，皆创于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们凡具条件的，都喜建构园林，米万钟有勺园（在北京），郑超宗有影园（在扬州），邹迪光有愚园（在无锡），范允临有范园，王心一有归田园（都在苏州），王世贞有弇园，其弟世懋有淡园（都在太仓），徐渭有青藤书屋，陶望龄有息庵，张岱有梅花书屋，祁承
有密园，其子彪佳有寓园（都在绍兴）。萧士玮有春浮园（在泰和），袁宏道有柳浪，其弟中道有金粟园（都在公安），其他文人学士也往往拥有自己的园林，不胜枚举。明代园林的繁盛及其成就，究其原因，是同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艺术的繁荣分不开的，也跟人们对山水的热爱、对山水美的精微体悟有密切关系。士大夫之家建园的主要目的在于欣赏山水，以山水为家，目涉而月赏，长享山水之乐。园林建筑有两大要素，山水与建筑，山水是主，建筑是也多依山傍水，借地取胜。如无锡泰园（今寄畅园）建于惠山脚下，远可揽青山之色，近可听二泉之声。邵长蘅《泰园记》谓“龙山（即惠山）爽气扑眉睫间，苍翠欲滴”，清泉流注石罅中，“鸣声乍咽乍舒”。园内之景也以山水为主体，采石叠山，凿池引水，以逼肖自然为妙。明末园林建筑大师计成说：“结茅竹里，濬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83]或收摄园外山水胜景，或营构园内假山池水，要之，追求自然山水情趣乃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和灵魂。万历间寄畅园愚公移谷主人邹迪光指出：“园林之胜，惟是山与水两物。无论二者俱无，与有山无水，有水无山，不足称胜。即山旷率而不能收水之情，水径直而不能受山之趣，要无当于奇。虽有奇葩绣树，雕甍峻宇何以称焉？”[84]此论深得构园三昧。园林当然要有建筑设施，要建楼台亭阁，但必须以山水为依托，并与山水协调一致，构成完美的艺术整体。如果忽视营造清雅的山水景观，而唯华屋精舍是务，以“雕甍峻宇”炫世，便是舍本逐末，毫不足观。明代高明的造园家和懂行的士大夫评价园林艺术的一条重要原则，便是“不事雕饰，雅合自然”[85]，这也是明代江南园林的一大特色。
深挚的山水情思，精微的山水审美体悟，促成了山水记、山水画、园林艺术的繁荣，还有助于精神气质的涵育和文化学术的进步。而这一切皆原于对山水的热爱，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