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诸书之崇智论
与昔日相比，明代后期社会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知识阶层的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活跃、自由，这对促进个性的全面发展和智能的发挥，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这期间，智者奇才，层出迭见，慧女才媛，成群涌现，文化精英，灿若群星。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诸多领域产生了带有开创性的辉煌成果，民间工艺品之精妙，曲艺才人之灵奇，耀古灼今，令人叫绝。这是一个情欲漫溢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智慧大迸发的时代，是一个尊情的时代，也是一个崇智的时代。
但是，智慧的反面——愚蠢也突现出来。这在统治集团、上流社会尤其突出，从皇帝到文武显贵，大都腐败无能，昏庸颟顸。万历、天启、崇祯诸帝，或荒淫逸乐，晏居深宫，或孱弱昏愦，宠信宦官，或疑忌恣睢，刚愎自用。执政大臣和三军统帅也是无能之辈居多，自张居正死后，内阁辅相中再也不见能够整治朝政、扶危定倾的雄杰之臣了。史家评论明神宗后期申时行等辅相：“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附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140]崇祯在位十七年，辅相多至五十余人，像走马灯一般登场下场。其中也有几位能臣，如徐光启等，但一傅众咻，实难挽回危局。其余辅臣多为忌刻、暗驽、阿谀、阴鸷之人，国事难为矣。将帅亦多蠢才，抵御关外清兵无策，“征剿”农民军乏术，屡战屡败。最惨重的失败，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兵部侍郎杨镐率四十余万大军，在辽东与清兵决战，结果全军覆没，从此东北防御体系几乎全线崩溃，使清人铁骑得以长驱直入。时人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愚妄作了大量披露和猛烈抨击。公安派著名文学家江盈科直斥朝中作威作福的高官大将皆是无能的“鼠辈”：
堂皇之上，端冕垂绅，印累累而绶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权贵、摧豪强欤？牙帐之内，高冠大剑，左秉钺、右仗纛者，果能御群盗、北遏虏、南遏诸夷，如古孙、吴、起、翦之俦欤？骤而聆其名，赫然喧然，无异于老虫也，徐而扣所挟，止鼠技耳。夫至于挟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辈，天下事不可大忧耶？[141]
愚蠢无能的鼠辈窃踞朝堂，掌握大柄，而大批才智之士却被排挤、压抑，报国无门，赍志以没，令人痛惜。冯梦龙反对仅以科举取士，单凭资格用人，他在《智囊》中指出：“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呼？”[142]呼吁广开用人之途，举贤授能，各尽其才，“惟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所以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耳”[143]。又感叹世无知音，不识人才：“唐人重才，虽一艺一能，相与惊传赞叹，陈子昂借胡琴之价，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矣。若今日，不惟文轴无用处，虽求一听胡琴者，亦不可得，伤哉！”[144]这是谁的过错呢？此乃“宰相之过”，正是那些大权在握、质性黯劣的重臣，不识才，不爱才，不惜才，还嫉才、黜才，糟蹋摧残人才，以至“奇才策士郁郁不得志，而狼藉以死者，比比矣”[145]！惺惺惜惺惺，才智之士越发觉得人才难得，智士之可贵。
一方面，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的文化精英们创造了富若山海、美如珠玉的文化财富，闪现出时代智慧的奇光异彩；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治国无能，攘夺有术，从上到下贪墨奢侈成风，表现出极端的腐败和愚蠢。一方面才智之士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又被成批遗弃。智愚之间出现巨大反差，扬才逞智与弃才黜智发生激烈碰撞。现实教育着人们，使人们认识到，智慧的宝贵价值，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意义，而愚蠢是多么有害，多么可鄙。再则，这期间社会欺诈蒙骗，作伪作假的行为随处可见，污染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商场中，尔虞我诈，司空见惯，文苑也染上了这种歪风，素称清高的文人也染指骗术，牟取钱财。沈德符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146]张凤翼字伯起，王穉登字伯谷，都是响当当的名士，竟也干起贩卖赝品牟取暴利的勾当，世风之坏可见一斑。万历后期，浙人张应俞据社会上种种行骗传闻，编成一本故事集叫《杜骗新书》，分为二十四类，如“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引赌骗”“露财骗”“谋财骗”“拐带骗”“法术骗”“妇人骗”“引嫖骗”，等等，骗术多门，稍有不慎，便中圈套，落入陷阱。这就需要智慧的烛照，学点生存的智谋。张应俞编此书的宗旨就在揭穿骗局，洞察骗术，以智慧战而胜之。
在崇智心理的驱动下，晚明学者文人以浓厚的兴趣搜集古今用智的故事，分类品评，探讨智慧的奥秘。此类书都出于万历年间或以后，此前未见，又多以“智”命篇，姑称之为“智书”。晚明智书流布较广者有以下几种：
《智品》。樊玉衝编撰，於伦补辑，十三卷，刊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误作樊玉衡撰，不知玉衡乃玉衝之兄。玉衝有弟曰玉衢，字升之，《智品》校阅者、批评者。樊氏昆仲并为湖北黄冈名士。
《益智编》。孙能传编撰，四十一卷，与《智品》同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经世奇谋》。俞琳编撰，八卷，刊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库全书总目》无著录。
《智囊》。冯梦龙编撰，二十八卷，刊于天启六年（1626）。崇祯七年（1634）再版，略有增补，更名《智囊补》，别本亦作《智囊全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在《智品》与《益智编》问世前的十五年，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已有李贽《藏书》行世。这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识史裁皆悖于传统观念，分门别类也标新立异，特辟“智谋名臣”，是专为历代智者谋士立传的。其例实为史家之创体，智书之肇始。李贽对晚明学者文人的影响很大，焦竑《藏书序》称其“声名赫赫赢海内”，“学者复耳熟于先生之书”（指《藏书》），“且以为衡鉴，且以为蓍龟”[147]。樊玉衝等人一定是受到《藏书》的启发，从中汲其史鉴与史法，专注于智慧一门，博采古今智者事迹，编成专书。所收人物也由智谋大臣扩展到一切智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乃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凡属智者，皆予收录。这比李贽的《藏书》又进了一大步，更加突出智慧的地位。这类专书在万历以前未曾得见，盖为晚明学者独创。其中《智囊》最晚出（与《智品》《益智编》刊出时间相隔也仅十二年），而规模最大，评语最多，思想博大精深，堪称集智书之大成。清初易代之际，文史奇才张岱仰承晚明流风余韵，于康熙十九年（1680）编成《琯朗乞巧录》一书，专收明人用智之事，因家贫未付铅椠，现存手稿一册，已成鲜为人知的孤本秘笈了。
《智囊》诸书蕴涵深广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宗旨的严肃性，思想的深刻性，形式的生动性，兼而有之。内容丰富新奇，贴近现实生活，又有警策活泼的评语指点眉眼精神，字里行间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以古鉴今，益人神智。作者与评者真正把历史读活了，而且能顾及读者的心理，讲究知识性、趣味性，使雅俗共赏。所以其书在明季深受时人欢迎，流布颇广。冯梦龙在《智囊补自叙》中曾谈到《智囊》的社会反响，说此书刚刚面世即获“海内明哲”嘉许，吸引倾倒了很多读者，不久书市告罄，“而嗜痂者遂冀余有续刻”。但是入清以后，明代智书渐趋湮没，流传越来越少。《经世奇谋》传本同样稀少。《智囊》也要到近世才出现各种改头换面的翻刻本，印刷质量和纸质都很差，这是书商为迎合市民口味而牟取暴利的一种手段。有清三百年，并未见到能够追踪明代智书作者，另创新篇的人。智书的衰歇同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有密切关系。清儒大率以儒家正统自居，以复兴古学自命，推崇考据之学，鄙弃术智之事，对明代特别是晚明学术每持偏见，将那些新鲜活泼、离经叛道的思想学说视为异端邪说，不屑一顾，竭力排抵。对晚明智书评价也是如此，以为纯属小道不经之谈，卑卑不足道。其谓《智品》“尤乖剌矣”，谓《益智编》“其书不足据”，谓《智囊》“佻薄殊甚”[148]，抓住考证上的某些疏漏，便将其书一笔抹煞。清儒的这些学术批评如同一层厚厚的芜草尘垢覆盖了明代智书的真价值，遂使宝笈精光沉埋三百年之久，乃至影响今人的解读和评价。
晚明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时代。《智囊》诸书集中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而将古代崇智思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是东方智慧的渊薮，中华灿烂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智慧宝库，五千年文明史曾产生过无数“智慧”“智海”“智多星”式的人物。崇尚智慧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中国老百姓十分喜爱足智多谋的人物，对姜尚、张良、诸葛亮、徐懋功、吴用、刘基等智者总是津津乐道，此类民间传说流传很广。历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司法家、理财家等，在处理军国大事的实践中，无一不重视运用谋略。思想家、学问家对智慧的价值评议存在分歧，或推扬，或疑虑，或贬抑。先秦以来的兵家最重智谋，“谋攻”是《孙子兵法》的基本战略原则。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着重讲法术势，并要求重用“智术之士”。儒家创始人孔子每以“仁”“智”并举，亦不废权变，认为既能坚守礼义，又能通权达变的人，才值得称道；若“可与立，未可与权”[149]，则有欠缺。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也肯定权变：“执中无权，犹执一也。”[150]“中”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若死守中正之道而不达权变，就会执于一端，陷于片面僵化，结果反而有损中道以至废弃百事，即所谓“贼道”“举一而废百”[151]。汉魏之际著名学者文士徐幹诠释孔孟观点说：“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152]这一解说基本符合孔孟精神。汉代崇智的学者，以司马迁最为突出。他好奇尚智，欣赏机智善辩的人物和谈言微中的滑稽之徒，尤其赞赏善用奇计安邦定国的谋臣良将，如晏婴、孙武、孙膑、蔺相如、张良、陈平等。他在《史记》中称颂蔺相如“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153]，赞扬陈平“常出奇计，救纠纷之难，振国家之患”[154]。对那些运用纵横捭阖之术以博取功名富贵的智辩之士，如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之辈，于史笔中虽深含讥砭，但未抹煞其智略与辩才。既批评苏、张之流乃是“倾危之士”[155]，又指出“其智有过人者”[156]。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特重“独行之君子”[157]，兼取才智之士，能超乎世俗之见，不因德行有亏而并弃才智，表现了这位史学巨匠的卓识。西汉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重智谋，曾杂采儒、墨、名、法诸家及各种传说，而成《说苑》一书，其中《权谋》一篇汇集先秦时代许多智谋故事。魏晋时期，学者裁量人物，类取智略。刘邵《人物志》甚推“思通道化，策谋奇妙”的“术家”，以为其人可担当“三孤之任”（刘昞注：“常以庙谟，佐公论正。”）[158]，又认为杰出人才都兼有“英之智”“雄之胆”两种素质，“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故能成大业”[159]。降及唐宋，崇尚智慧的言论也屡见载籍。唐人张弧《素履子》说：“履智而能虚，则祸患弗可及也。”[160]又指出智慧常用常新，不用则停滞：“水流不止，智用无滞。”[161]北宋名臣张咏以多谋善断著称，也有类似的言论：“大小之事，皆须用智，智犹水也，不流则腐。”[162]推崇足智多谋的人物，在实际生活中讲究用智以成事，一句话，崇尚智慧，这的确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条绚丽夺目的光带，不论是通俗文化抑或精英文化，都存在这种文化取向。这是事情的主导方面。
但也应当看到，传统思想观念也掺杂着畏智、忌智、黜智的成分。儒家作为汉代以后的学术思想主流派，其价值系统以伦理为核心，带有重德轻智的偏向。孔孟虽以仁智并举，但并非等量齐观，而以仁高于智，智从属于仁。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是二者弗去是也。”[163]这里已隐伏着以仁义消解智慧，以道德吞并认知的危机。道家思想以自然为本位，以为聪明智慧、人力机械反乎自然，是造成社会混乱、人类罪恶的根源。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164]庄子说：“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好知。”[165]他们反对开发智力，因为“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166]0]，七窍灵通，智火迸射，会导致人类朴素本性的丧失，社会于是大乱。他们主张“绝圣弃智”，使人们保持无知无识的“混沌”状态，使社会退回到“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168][169]，即原始愚昧时代。孔、孟、老、庄都是大智大慧之人，可是他们的思想学说却有轻智弃智的弊病。在儒学日渐显隆的时代，有些孔孟信徒的重德轻智观念较其“先师”还要严重。唐初名将李靖曾问儒者王通：“任智如何？”答道：“仁以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170]孔孟以仁兼智，二者可以相容，并行不悖。王通则认为纯任智慧就会“背仁”，仁与智是根本对立的，不管是谁，任智就会成为乱臣贼子。不过像王通这种畏忌智慧的独断言论，在唐代很少见，更未形成气候。到了宋元理学盛行时期，重德轻智的思想渐渐流行开来。二程和朱熹在并提仁智或仁义礼智时，都以仁为本，以仁为先，又以仁兼智，以仁包智。程颐说：“仁可兼知，而知不可兼仁。”[171]朱熹说：“圣人亦只教人求仁，盖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172]其所谓智，非泛指一切智慧、认知，而专指对仁的体认，“智者，仁之分别”[173]。程、朱对智谋和权变是完全屏弃的，不令占分寸之地。程颐指斥汉代统治者“专以智力持世”，有悖“先王之道”[174]。又讽刺汉代学者曲解经义，使世儒不明“权”字的真义：“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175]他认为权就是经，经就是权，实质上取消权，不给权变、权术一点地盘。他这样讲，恰恰曲解了经文，而汉儒诠释倒是符合孔孟本旨的。朱熹也排斥智谋，他对张良、陈平等智谋名臣颇多微词，谓其学术全习黄老，专讲“从衡诡谲”之术，又批评贾谊和司马迁学问“驳杂”，偏重“权谋功利”[176]。孔孟以仁兼智，尚能容纳智谋、权变，程朱以为“智谋”与“天理”水火不能相容，讲智谋就会背离“圣贤之道”“先王之道”，这观念不是落后于孔孟了吗？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崇天理、黜智慧的观念得到加强，这对古来崇智思想的发展，对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都非常不利。
明代后期，思想文化出现新变。这是一个情窦大开、智火迸发、奇巧百出的时代。其时程朱理学已趋衰弱，崇尚智巧的思想却很盛行，形成一股清新活泼的潮流。智书的作者受此潮流浸润，继承和发扬崇智的文化传统，扬弃轻智黜智的文化心理，热情赞颂智慧的可贵，深入探究智慧的奥秘，对业已形成的崇智新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对智慧的尊崇和推扬，超迈前人，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智书作者认识到，智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认知能力，“智者知也”。通常多指高品位的认知，具有全面性、深刻性、敏锐性、预见性、创造性诸特点，见微而知著，察萌而见大，量近而图远，如此等等。《智品》以“神品”为上。何谓神品？署名“日慎居士”《智品·漫记》云：“神品者，机将萌而先知，祸未发而先睹。”冯梦龙《智囊》也重“知微”“远犹”“洞彻八海”的智慧。智慧的内涵不仅指洞察力、预见力等等，还包括随机而动的应变能力，察见事物的萌芽、先兆，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而能应付裕如，立于不败之地。冯梦龙《智囊自序》说：“其斡旋入于无声无臭之微，而其举动出入意想思索之外。”所谓“斡旋”，所谓“举动”，均指行动而言。《经世奇谋》将察见隐患而未雨绸缪的“备患类”列于全书之首，以显地位的重要。其书“纾祸”“应猝”“拯危”“用间”“饵敌”之类，《智囊》中“经务”“诘奸”“权奇”“灵变”“制胜”之类，都侧重讲智慧的运用。依照明人的见解，智慧的内涵应包含知与行两个方面，而在实践中运用智慧尤其重要。
那么，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智慧的发展取决于什么呢？冯梦龙说《智囊自序》：“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则为焦土，人无智则为行尸。”智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灵性知性，一种天赋潜质，人有智就同泥土含有水分一样。智慧虽说是天生就有的，但它的生长发展全靠后天的学习、磨炼。还是冯梦龙说得好：“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只有通过后天学习，智慧之水才会从性地中汩汩涌流而出。与冯梦龙同时的公安名士袁中道也认为智慧生长于“淬砺磨炼”，“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逼极而通，而智慧生焉”[177]。早在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就对统帅徐达说过：“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178]此乃经验之谈，非常深刻。追根溯源，盖出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强调智慧的发展离不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又重视学习反思，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智慧论的精髓，到明代又拓展深化了。
晚明智书作者论述智慧对人生、社会的宝贵价值和重大意义，透彻充分，推尊之至。在他们看来，人为万物之灵，灵智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性，蠢蠢然无智无识则与动物无异。人而无智就失去生命的光辉，有如行尸走肉，在天壤间寸步难行，甚至陷于灭顶之灾。冯梦龙的友人张明弼把智慧比作烛照万物的日光、月光、火光，人无智光烛照就只能在黑暗中探索，非常危险。他在《智囊叙》中说：“无智之士，如走落日、死月、熄炬之下，摘埴索涂，或触其
，或蹶其踵，不戒而堕于深堑，则毕其命而已矣！”他们特别强调智慧对于国家民族命运至关重要，其书选材、论评也侧重于此，而这恰恰是为一般儒者所忽略轻视的。李贽察见，正统的政治观、历史观大都取重“节义”“惇谨”之士，而轻“智谋”之士，而他的看法却相反，认为智谋之士最可贵，而后才是节义之士，惇谨之士为下。对三种人的社会历史作用也应当做这样的评价。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兴盛是由于重用智谋之士。秦之兴，“六国之谋臣尽走咸阳”；汉之兴，“陈平之谋居多，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勋，亦且有安社稷之烈”，可见“创业中兴之主所用所养”都注重智谋之士。国家败亡则由于智谋之士不获重用，“而后正直之臣见，节义之行始显耳”。但到这时，国家已经败亡，节义之士对于国家又有“何益”“奚赖”？“若夫惇厚清谨，士之自好者亦能为之，以之保身虽有余，以之待天下国家缓急之用则不足，是亦不足贵矣”[179]。李贽论智察人带有浓厚的实用功利色彩，着眼点全在强国利民，有益于“天下国家缓急之用”，一扫腐儒高谈阔论。《智品》编者樊玉衝的观点和李贽一样，也认为统治层的智和愚关系着国家的盛和衰。於伦在《智品序》中申述编者本旨说：“以为天下事无不济于智者。智之用，在天如日，在人如目，无学无术，而以人之国侥幸，何异瞽者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乎？”对晚明人的这一新颖卓异的历史观、政治观，冯梦龙在《智囊自序》中作了精到的概括：“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桀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纵观历朝统治，智则兴，愚则亡，智则盛，愚则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皆系于智或愚。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是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政治学说史上的崭新卓特之见，充分体现了晚明人对智慧的高度重视和极度推崇。
智书作者非常器重人才，对各种人才又最重智者。李贽以八种事物比拟八类人才，八物之中以日月亦即智者为最可贵。因为智者能包容、发挥八物之所长，“夫智如日月，皎若星辰，照见大地，物物赋成”，“此一物，实用八物，要以此物为最也”[180]。李贽等分析、评价人物的各种素质，也以智为贵，以智为先。孔子以智仁勇三者并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81]《中庸》以此三者为“天下之达德”。毋庸置疑，儒家是以仁置于主导的中心地位。李贽对智仁勇赋予新的含意，认为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三者之中，智识是根本，也最可贵。“是才与胆皆因识而后充者也”，“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惟识为难”[182]。历代兵家曾对将才提出各种条件，宋代名将岳飞标示五项，即仁智信勇严，以仁居先。冯梦龙认为，应当把智提到首位。“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惟智者具有真知远识，能透彻理解区分仁与不仁、信与不信等，能真正在战争中贯彻仁信勇严，从而赢得胜利。反之，无知无识，不善变通，拘泥于仁信勇严，都可能导致失败。宋襄公与楚人交战，讲究蠢猪式的仁义，结果大败，还有其他死守仁信勇严的战例而遭致失败的战例，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183]两军相争，成败关键在于智或愚，知或不知。将才最重要的素质是智，为将之道首重善于用智。
智书的作者大力阐扬智慧的真谛和功用，要使世人明白智慧非但不可怕，而且可宝可贵可珍可爱，因而有助于驱散畏忌智慧的社会心理迷雾，这在当时起到了破愚启智的思想启蒙作用，意义深远。
晚明人对智慧的许多问题，诸如智慧的内涵和功用，智慧的类型和等级，用智的动机和效果，智和愚的关系等等，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其间精思妙论随处可见，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古代智慧论。综观其思想旨趣、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致用性。晚明学者编纂智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经世致用，旨在借鉴古今用智经验，启发和激活世人的心智，冀望各级统治者能大胆重用才智之士，充分发挥大家的智能，以济时艰，强国利民。鉴于明代后期江河日下的衰颓形势，志士仁人忧心如焚，用心寻求救世方略，总结治世经验，于是以“经世”冠名的著作纷纷问世，如万廷言《经世要略》、冯应京《经世实用编》、陈仁锡《经世八编类纂》、张燧《经世挈要》等，明末陈子龙《明经世文编》集其大成，也最有名。与上述著作出现于同一时代的智书，也是一种经世之书，是从用智的角度讲述经世济民之术的。俞琳将自己的著作径直取名《经世奇谋》，用意最清楚不过：运用“奇谋”，是为了“经世”。柴寅宾在此书序言中指出，读后令人“识为之开，智为之浚，胆为之振，而机为之遇”，“斯诚筹画之津梁，而善用于家国天下者之司南也”，“为经世之不可少者”。王受人在书末跋语中也说：“集中辅国治民之术，无所不载，纬武经文，略无所不搜。”王家振在《益智编序》中也明确指出，此书“本旨”在于“经世”与“实用”，书中所载“自全君、翼储，以迄用人、理财、治兵、弭盗、筹边诸大政”，全是为了“举昔贤之谋猷，作后人之刑范，以庶几乎君上之采听”。《智囊发凡》（盖冯梦龙自撰）亦谓本书“有裨经世”，沈几《智囊叙》则谓“是书也，于以成天下之亹亹，非小补也”，而有“入世用世之概”。柴寅宾还特地提醒读者，不要将《经世奇谋》混同于“巷议街谈，荒词谍语，以至虚幻无当、迂疏鲜要之说”，智书不属于荒诞无稽的野史小说，以防误读。这许多言论确证，智书乃是地地道道的经世之书、实用之书，与一般经世政书不同之处在于，智书讲述军国大事皆以运用谋略为主线，它是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经世之书。而以擅长考据标榜的清儒却不见这个明摆着的事实，竟诋之为“佻薄”“乖刺”，信口雌黄，一何至此！
智慧是人类独具的一种天赋潜能，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用智之人却有良莠，各自抱着不同的动机目的运用智慧，产生的社会效果大不一样，或有益于世，或有害于世。志士仁人用智，为国为民，乃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乱臣贼子用智，包藏祸心，一旦得逞，则祸国殃民。智如两面刃，能断物利人，也能杀生害人。张明弼为《智囊》作序，把智慧比作名剑干将莫邪：“夫干将莫邪，圣人以之断物，豪士以之立慬，贼夫以之抉人眼、屠人腹，贼夫手中之干莫，即圣人手中之干莫也。”干将莫邪乃天下利器，传世之宝，被强盗拿去杀人，这能怪罪干将莫邪吗？当然不能，“此用智者之罪，非智罪也”。应当把智与用智者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张岱辨此也甚明晰：“帝王之睿虑哲谋，与奸雄狡狯之机械变诈，实与同源，第视人用之何如耳。一饴也，伯夷见之，谓可以养老，盗跖见之，谓可以脂户枢。发念虽殊，其以应用自不同也。”[184]他指出贤君哲谋与奸雄变诈同出一源，均属智谋范畴，但用途各异饴糖的比喻与干将莫邪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昔之哲人见到小人奸人以阴谋诡计害人祸世，误将智慧与阴谋诡计画上等号，“以用智为戒”，乃至畏忌、排斥智慧。智书作者与评者将智与用智，贤者为益世而用智与奸人为害世而用智严格区别开来，有助于消除忌智畏智的社会心理，发挥智慧之潜光。同时也告诫人们不可滥用智慧，一切要以造福国家民众为指归，还要警惕识破恶人的阴谋伎俩。
鉴别用智动机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为公还是为私。为公就是为国家民众谋利益，为私就是追逐个人贪欲。秦汉学者已经提出这种区分。刘向《说苑·权谋》：“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夫诈则乱，诚则平。”他还进一步指出，君子为公而谋，利国利民也利身，小人为私而谋，害国害民也害己：“是故尧之九臣诚，而能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降至后世，诈者当身而死。”古代学者还认识到，公心与私心会影响认识能力，智之明暗。托名战国尸子者有云：“自井中视星，所见不过数星；自丘上以望，则见其始出也，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185]大公者胸怀远大，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可以成为大智大慧之人。小人为贪欲私利所蒙蔽，往往变成愚人蠢人。注重以贤载智，以公运智，也是中华智慧论之精要。明人对此多有阐发，冯梦龙在《智囊》中昭示，用智的宗旨即在“造福于民”，“造福于国”。又告诫，出于损人利己之心，玩弄阴谋诡计，终究要败露，会黔驴技穷，无好下场，“无奸不破，无伪不穷”。李贽也明告：“吾又以知谲之无益，而奸之受祸也。”[186]此皆警世箴言，是对企图以权术诡诈达到卑鄙目的之人的棒喝。他们对心之公私与智之明暗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见解。冯梦龙指出，那些“老成远虑”的贤明大臣所以能机智妥善地处理各种棘手的政务，一个重要原因，“由中无寸私，不贪权势故也”[187]。而贪鄙之人，权势欲、金钱欲熏心的官吏，干出各种蠢事，以至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则由于“为贪心所蔽，利令智昏”[188]。他们博综各种史书，认真探讨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又十分关心现实，目击种种社会现状，有清流，有浊物，正面的，反面的，心有所感，这才发出如此深切著明的议论。
其二，兼容性。春秋战国时期，有些思想家、谋略家指出，“明主”与“乱主”治国之术截然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明主能“因天下之智力”，故“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故“身劳而祸多”[189]。所谓“天下之智”，所指范围很广，按汉代刘向的看法，不仅指圣人贤相，上流贵族，还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要使“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荛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事举而无遗筹失策”[190]。这一卓越的思想在明代后期大放光芒，增添了许多异彩。
晚明智书作者多为下层官吏和落魄寒士，与平民百姓接触较多，与市井才人艺匠关系密切，因而熟悉民情，知道在卑贱者之中不乏聪明才智之人，智慧并非属于少数高贵者的专利品。冯梦龙公然向“上智下愚”的传统权威观点挑战，发出惊世骇俗之论：“下下人有上上智。”[191]经过冯梦龙等人的细检旁搜，许多出身低微卑贱而为历史偏见所埋没的聪明人，得以显露于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非常注意搜集历代智女才媛的材料，并单独编排立目，使妇女在智者行列中赫然占有一席之地。如《经世奇谋》有《智女类》，《智囊》有《闺智部》。作者一扫“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各种陈腐观念，对妇女的才智大唱赞歌。《经世奇谋·智女类》小序称“杰出闺阁”乃是“女中丈夫”，“宜其名馨彤管，而与天壤相敝也”。《智囊·闺智部》赞美智女之词比比皆是。如称齐襄王后：“分明女中蔺相如。”刘太妃：“其勇可及，其智不可及。”赵括母：“不独知人，其论将处亦高。”陈婴母：“死生之际，能断决如此，女子中伟丈夫。”冼氏：“智勇俱足，女中大将。”崔简妻：“不惟自全，又能全人，此妇有胆有识。”又谓陈子仲、王霸之妻：“能广其夫志，使炎心顿冷，优游无患，丈夫远不逮矣。”谓崔敬之女、周凯之母：“绝无一毫巾帼气，生男勿喜女勿悲。”更难得的是，能一视同仁对待不同阶层的妇女，对下层智女也啧啧赏叹。如赞柳氏之婢：“胸中志气，殆不可测，愧杀王浚仲一辈人。”邹仆之妻：“生于下贱，何曾读书知礼义，而临变不乱，处分绰如，世之自命读书知礼义者，吾不知有此手段乎否也？”又称某商人之女谢小娥：“其智勇或有之，其坚忍处，万万难及！”如许热情洋溢赞美之词直令天下妇女扬眉吐气，而使须眉为之汗颜。那时文坛杰士如李贽、屠隆、汤显祖、袁宏道、潘之恒、钟惺、谭元春、张岱等，也都热情赞美妇女的才智，小说和戏曲塑造了一系列聪颖过人的妇女形象，这些与智书合在一起，特出地反映了晚明时代的崇智精神和对智慧博采兼收的态度。
智书作者具有海涵百川的胸怀，既重视大智大慧，也不弃小智小慧。智慧不论大小，只要有益于世，都开怀接纳。《智品》一书，首推“神品”，继以“妙品”，但不轻视品第靠后的“具品”。樊玉衝有评语说：“具者备也，言备一时之用，不可少也。”[192]具品不算大智慧，或许微不足道，临到急用时却能发挥作用，所以应当收之以备用，而不可弃之。孔子瞧不起才智量浅的人，《论语·子路》云：“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樊玉衢不以为然，认为斗筲之才也不可弃，“斗也必有斗之用”，“筲也必有筲之用”，“故尺寸之长，袜线之伎，皆得致用，而后天下无弃才”，“然则斗筲之人不足算也，而足收也，讵可忽诸？”其友於伦作《智品序》也认定“具品”不可弃，虽至贱如瓦砾也有一定用处，“夫取瓦砾窒穴，取狸u捕鼠，斯亦世之不可少者。”在特定场合和关键时刻则小智短才兴许能派大用场，起大作用。冯梦龙批评“俗儒”讥笑孟尝君田文收罗鸡鸣狗盗之徒，殊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因材任能，盗皆作使”，有何不可？结论是，“天下无弃才”，“天下无废人”[193]。关键要看善用不善用。智书取材侧重军国大事，也杂收琐细之事，如灯谜、拆字、巧对、笑谈、谐谑等等，皆属杂智小慧。冯梦龙论赞说：“熠熠隙光，分于全曜。萤火难嘘。囊之亦照。我怀海若，取喻行潦。”[194]“隙光”“萤火”微弱之极，仍可用以照明，故亦可珍。张岱据此作了发挥：“虽知星星爝火，不足与日月争光，而若当阴翳暝暝，腐草流萤，掩映其际，亦自灼灼可人，断难泯灭矣。”[195]一种宝爱人间一切智慧的殷殷之意，一种广纳百川并及涓涓细流像大海一样的心胸，从冯、张二人的话语中间充分披露出来了。
智有大小之分，正谲之别。“谲智”带有诡秘莫测、伪装狡诈的特点，常为正人君子所拒斥，但实际上是不能废弃的。冯梦龙说：“兵不厌诡，实虚虚实，疑神疑鬼。”又说：“兵不厌诈，儒者不可与言兵。”[196]不但军事斗争，其他一切对敌斗争（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都离不开“谲”，如果排斥谲智，无异自取毁败，是愚蠢可笑的。樊玉衝对谲智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评论：“宋襄陈儒，此为仁义而不为谲智者也，迄为天下笑。韩信之功，子鱼之言，至今天下诵之。何以故？敌也，仇也，势不得爱之也。明耻教战，求杀敌也。譬掩禽兽，贪则饵之；譬临敌道，不若则欺之；譬探骊珠，眠则掇之；譬决腐肉，觉则没之。凡此者，皆不厌巧，而宁有所忌讳于其间耶？且谲者，非独人事，亦有天道焉。夫有谈仁义于战国之世，美揖让于暴秦之朝者，能乎哉？故时之所值，圣人不能违。时正时谲，互出而不穷于用，君子又以观世矣。”[197]究竟运用何种智谋，是正智抑或谲智，要依据对象、时机、场合等不同情况而作出相宜的选择。该用谲智，就不能用正智，反之亦然，这是由形势决定的，即便是圣人也不能违背。正智谲智并用互出，方能足乎应世之需，而不至“穷于用”。
小人包藏祸心，心怀鬼胎，总想算计别人，耍阴谋，施诡计，以达到不可靠人的罪恶目的。小人用谲智害人，此之谓邪智、狡智、盗智。应当如何认识对待狡智呢？首先必须承认它也是一种智术，不能因为出自奸邪之徒就否认其为智。天下宵小并非都是蠢汉笨伯，他们也有某种才智，历史上的一些大奸巨猾如赵高、李林甫、秦桧、贾似道、严嵩之流，都深具权智。《智品》说：“夫世之能为小人者，皆其才大过人者也。”冯梦龙《智囊》也说：“然小人无才，亦不能为小人矣。”他批评奸雄的智术有时还带有点欣赏的味道，称秦桧“亦有应变之才，可喜”。又评贾似道：“贾虽权奸，而威令必行，其才有快人处。”智书作者看到智慧与道德的关系有一致的地方，互相影响的方面，同时也看到二者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互相矛盾的方面。智非德，德非智，有德者未必皆有大智，亏于德者或许颇有才智，因此不可因为品节德行有缺陷便抹煞其人才智。“虽人品未醇，何可废也。”其次，对狡智要认真研究它，识破它，预防它，战胜它。《经世奇谋》特置“防诈”一类，专收狡智，作者俞琳在小序中提醒人们说：“人或忠厚太过，既无亿逆之念，又无先觉之明，卒堕于口蜜腹剑，而至于颠霤者有之。观此可以勃然省矣。”其他几部智书也都收有“神奸巨猾”乃至鼠窃狗偷之辈的欺世害人之术，并加按语批评，意在使善良的人们提高警觉性、识别力。冯梦龙评狡黠之智说：“英雄欺人，盗亦有道。智日以深，奸日以老。象物为备，禹鼎在兹。”相传大禹将魑魉图形绘铸于鼎，使人识别提防，智书收录狡智邪智，深得大禹象物铸鼎以垂鉴戒的遗意，他们善于利用反面材料来提高世人的觉悟。复次，狡智也不是一概不可取，有些东西经过改造，也能为我所用，化毒为宝，变害为利。日慎居士喻之为“药笼硝砒”，砒霜毒药，用之得法，也能治病。总而言之，不论大智小智，也不论正智谲智，乃至狡智盗智邪智，只要是为了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国家，经过分析批判，都可拿来为我所用。这也体现了明人的气魄和胆识。
其三，圆活性。智书作者常把智慧比作流动不息、变化常新的流水，“智如活水，岂可拘一辙乎？”又把智慧比作圆转滚动的车轮。无固定模式，不执持一端，不止于一点，能顺应各种形势随时随地作出相应的变化、对策、举措，一句话，圆活善转，这是智者思维和行动方式的一大特点。智书作者与评者的思想也有这种特点。他们观察、论述智慧的各种问题，比如大智与小智、正智与谲智、智慧与愚蠢等，灵活圆融，多含辩证因素。如论智愚关系，认为智者有愚，愚者有智，并非纯而又纯，绝对不能相容。秦始皇与汉武帝是具有深谋大略的雄主，但又迷信神仙方术，正是愚蠢的表现，故冯梦龙评道：“方知秦皇、汉武之愚。”又说：“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长。”智书作者还认识到智与愚、大智与小智、正智与谲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狡可正，正可狡”“大可小，小可大”；“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可大乎”。要向有利方面转化，必须善于识别、处置。冯梦龙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不弃小人之长”。於伦《智品序》以为，大智之所以为大智，是因为能“合众小以成其大”。
智书汇集古今用智的范例，以为当世之用，经世明鉴。但是作者并不要求人们将这些经验当做“定本”，一成不变地照抄照搬，依样画葫芦，提倡灵活对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是愚笨的做法，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孟楠《经世奇谋序》提醒读者：“如必执已试以测将来，铢两而拟之，以蕲与某合而后可，不亦鼓瑟于胶柱，觅剑于刻舟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邬呜雷《益智编序》也提示说，“大智常虚，原能应变”，对昔日“成案”不可“字模句仿”，“师其成法”，“以古束我”，而要“以我用古”，如此则“局局皆新，着着皆当”。冯梦龙也强调，对待古人的经验要灵活运用，“善用之，鸣吠之长，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则马服之书，无以救败”。对前人成法贵在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智书作者与评者总是以灵活圆转的思想方法观察各种问题，审视古今用智经验，反对僵化凝固的观点和照搬照抄、字模句拟的做法，并用这样的思想方法看待自己的著述，更是难能可贵。这里还透露出这样一个文化思想信息：求变求新，高扬主体创造精神，不仅表现于文学艺术领域，也见诸学术领域。这是一股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时代文化潮流。
致用性、兼容性、圆活性，这是作为研究主体智书作者的思想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作为研究对象智慧客体的特质，即有用性、多样性、流动性。智慧对社会有用，能造福于民，造福于国；智慧形态、品类多种多样，有大智小智，正智谲智，还有各种杂智；智慧如流水，如车轮，随时随地都在运转之中，不用则腐，停则固滞。智书作者对智慧诸多问题的探究和见解深刻精辟，表现出晚明有识之士心态的活泼、开放，而且怀有一种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暖世心肠”。由于智书是一种实用之书，旨在经世致用，济时救民，所以多收军国大事，如政术、治体、兵戎、刑狱、奉使、财赋、营造等等，而对科技、医术、农工商、文艺等方面的智慧搜集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尽管如此，智书作者一点也不轻视各种杂智，相反非常珍惜，并在书中给以一定的篇幅，这比俗儒蔑视所谓“雕虫小技”“奇技淫巧”，鄙弃小智小慧，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晚明智慧论还远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水平，甚至不辨精粗收了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材料，但在我国十七世纪能提出如此深邃精彩的看法，还是令人惊叹的。
明代后期，人的解放程度的提高，自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对人的本性的探究。人的本性、本质是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之一，而为中外古今哲人普遍关注，穷究不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和历史可变性，因而不同时代对人性问题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探讨，从而不断丰富深化对人性的认识。我国明代以前，对人性的探讨偏重伦理方面，从先秦时代性善性恶之争，直到宋儒天理人欲之辨，都以伦理为重心，其中又以性善说占主导地位。战国时期也有学者从人的物质欲求方面探索人的本性，如告子曾指出“食色性也”的观点，但长期受到儒家学派的排抵，宋儒排之尤烈，以为人欲乃是恶的表现，是人心之“疾疢”，必须克灭遏窒，因此告子一派未能得到发展。古人也试图从灵智的角度研讨人性，但是没有充分展开，更无系统的理论，仅存零散的片语。明代中叶以来，学者对人性问题的诸多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研讨，有了突破和进展。从伦理方面探讨人性，王守仁的良知之说摒弃宋儒支离繁琐的方法，直指当下求善作圣之路，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
明代学者对人性的研究有个发展过程。初叶，基本上承袭宋儒天理人欲之说，没有什么创见。中叶，阳明心学崛起，力倡良知之说，仍以“德性”为核心，但有直接当下的特点，强调主体自觉自悟，与宋儒天理说大异其趣。迨至末叶，世风学风剧变，学者敢于向学术的“禁区”“荒漠”突进。在人性问题上，既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又高赞人的智慧有如烛照万物的日月之光，既讲“欲性”，又讲“智性”。这两点是晚明学者对中国人性学说史的一大贡献，其对智慧的阐扬，意义尤为深远。晚明人对于人的欲性与智性的新见解，体现了当时“尊生贵人”的文化潮流，同时也表明对人的本性、价值的认识已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仁与智齐同发展，是古代先哲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但是，长期居于学术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存在以仁包智、以德赅知的思想取向，因而一般学人都注重对仁的研究，有关著述富若五车，对智慧的探索则不受重视，这方面的著述也很少。晚明智书的出现，晚明学者对智慧的高度推崇，大量闪耀着奇光异彩的关于智慧的精言妙论，正好弥补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这个缺陷。晚明智书及智慧论在当时起到开智破愚的思想启蒙的历史作用，对现代读者也颇有启发性。情与智关系紧密，相互依存。情能生智、育智、增智，智可引导情，规范情，善用情。情偏于感性，智偏于理性，于人俱不可缺。具大智慧者，亦具深情，反之亦然。晚明是情窦大开的时代，也是智慧迸发的时代。《情史》与《智囊》两部奇书同出一人之手，冯梦龙创造了著述史的一个奇迹。在晚明人眼里，智性是人性，情性也是人性，并做了大胆的探索，其情论与智论蕴含宏富精深的思想，富有创造性与世俗性，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注释】
[1]《世说新语》卷下《伤逝》。
[2]《情史》卷二三《情通》，《冯梦龙全集》。
[3]《情史》卷一〇《情灵》，《冯梦龙全集》。
[4]《太霞新奏》卷一《情仙曲》，《冯梦龙全集》。
[5]《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三《牡丹亭记题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衡曲麈谭·情痴寤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7]《古诗归》卷一四。
[8]《唐诗归》卷二三。
[9]《情史》，卷一五《情芽类》。
[10]《焚书》卷三《论政篇》。
[11]《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四《德山麈谈》。
[12]《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13]《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14]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5]《陶庵梦忆》卷六《烟雨楼》。
[16]《白石樵真稿》卷九，《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935年版。
[17]《情史》卷六《情爱类》，《冯梦龙全集》。
[18]《情史》卷一五《情芽类》，《冯梦龙全集》。
[19]《情史》卷一五《情芽类》，《冯梦龙全集》。
[20]《白石樵真稿》卷一九《题词曲》。
[21]《晚香堂小品》卷一八《范牧之外传》。
[22]《情史》卷一《情贞类》，《冯梦龙全集》。
[23]《定情人序》，《定情人》，《天花藏主人小说十种》，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4]《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二《牡丹亭记题词》。
[25]《快心编》二集第九回。
[26]《袁宏道集笺校》卷一〇《兰亭记》。
[27]《初潭集》卷三《夫妇三》。
[28]《快心编》二集，第九回。
[29]《情史》卷六《情豪类》。
[30]《快心编》二集，第九回。
[31]《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灵岩》。
[32]《幽梦影》卷下，清康熙刻本。
[33]《情史》卷二《情缘类》。
[34]《古诗归》卷六。
[35]《情史》卷四《情侠类》。
[36]《藏书》卷三七《司马相如》。
[37]《古诗归》卷三。
[38]《幽梦影》卷下。
[39]《珂雪斋集》卷一〇《王伯子岳游序》。
[40]《珂雪斋集》卷一六《游黄山记》。
[41]《徐霞客游记》卷二上《浙游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2]《张岱诗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43]《张岱诗文集》卷四《五异人传》。
[44]《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
[45]《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五《与潘景升》。
[46]《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四《瓶史》。
[47]《袁宏道集笺校》卷五《李子髯》。
[48]《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
[49]《谭元春集》卷二八《答金正希》。
[50]《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龚惟长先生》。
[51]《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王以明》。
[52]《古诗归》卷一〇。
[53]《两行斋集》卷一《情理论》。
[54]《尺牍新钞》卷三《示门人刘士云》。
[55]《空同集》卷五一《结肠操谱序》。
[56]《空同集》卷五三《琴峡居士序》。
[57]《空同集》卷五九《题东庄饯诗后》。
[58]《五岳游草自序》，《五岳游草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版。
[59]《何氏万历集》卷一八《吴越游草序》，《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本。
[60]《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七《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
[61]《袁宏道集笺校》卷五〇《千尺
至百尺峡》。
[62]《遂初堂集》卷七《徐霞客游记序》，清康熙刻本。
[63]《游唤序》，《王季重十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4]《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五《游石洲》。
[65]《珂雪斋集》卷一六《游黄山记》。
[66]《王季重十种·小洋》。
[67]《王季重十种·高故下诗集序》。
[68]《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一《游苏门山百泉记》。
[69]《五岳游草》卷三《白岳游记》。
[70]《徐霞客游记》卷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71]《入蜀稿》尺牍下《寄陈伯符》。
[72]《山水迻·画江行十二幅小记》。
[73]《晚香堂小品》卷一三《纪游稿序》。
[74]《晚香堂小品》卷一三《王季重游唤序》。
[75]《王季重十种·姚永言游笥序》。
[76]《林泉高致·山水训》。
[77]《四友斋丛说》卷二八《画一》。
[78]《珊瑚网》卷一二《王绂湖山书屋图卷》，成都古籍书店据1936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影印，1985年版。
[79]《珊瑚网》卷一四《自题画卷》。
[80]《客座赘语》卷五《古园》。(https://www.daowen.com)
[81]《吴风录》，见《说郛续》卷二二。
[82]《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83]《园冶》卷一《园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84]《愚公谷记》第十一，见《石语斋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5]《吴梅村全集》卷三〇《张南垣传》。
[86]《睡庵文稿》二刻卷一，明万历刻本。
[87]《小窗自纪·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8]《幽梦影》卷下。
[89]《幽梦影》卷下。
[90]《全明散曲》第三册，第3887页。
[91]《王季重十种·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
[92]《情史》卷二四《情迹类》。
[9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227页。
[94]《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227页。
[95]《隐秀轩集》卷二八《与蔡敬夫》。
[96]《隐秀轩集》卷二八《与谭友夏》。
[97]《谭元春集》卷二七《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
[98]《隐秀轩集》卷一六《诗归序》。
[99]《隐秀轩集》卷三五《题鲁文恪诗选后》。
[100]《隐秀轩集》卷二八《与蔡敬夫》。
[101]《隐秀轩集》卷二八《再报蔡敬夫》。
[102]《诗归》卷八。
[103]《唐诗归》卷一八。
[104]《唐诗归》卷一二。
[105]《唐诗归》卷一一。
[106]《唐诗归》卷一〇。
[107]《唐诗归》卷一九。
[108]《唐诗归》卷二二。
[109]《古诗归》卷二。
[110]《古诗归》卷二。
[111]《古诗归》卷二。
[112]《古诗归》卷一一。
[113]《古诗归》卷一四。
[114]《唐诗归》卷四。
[115]《古诗归》卷二。
[116]《古诗归》卷九。
[117]《古诗归》卷九。
[118]《古诗归》卷一〇。
[119]《唐诗归》卷八。
[120]《唐诗归》卷六。
[121]《古诗归》卷六。
[122]《古诗归》卷七。
[123]《唐诗归》卷二一。
[124]《古诗归》卷一四。
[125]《唐诗归》卷一。
[126]《古诗归》卷一。
[127]《古诗归》卷一四。
[128]《古诗归》卷七。
[129]《古诗归》卷八。
[130]《古诗归》卷一八。
[131]《唐诗归》卷七。
[132]《唐诗归》卷三二。
[133]《唐诗归》卷八。
[134]《古诗归》卷一〇。
[135]《唐诗归》卷一。
[136]《唐诗归》卷一二。
[137]《唐诗归》卷二九。
[138]钱钟书《谈艺录》二九《竟陵诗派》，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
[139]见傅承舟《明代文人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页。
[140]《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141]《雪涛阁集》卷一四《鼠技虎名》。
[142]《智囊》卷一《上智部》。
[143]《智囊》卷一一《胆智部》。
[144]《智囊》卷一五《术智部》。
[145]《智囊》卷一五《术智部》。
[146]《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假骨董》。
[147]《藏书》卷前《焦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
[14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
[149]《论语·子罕》。
[150]《孟子·尽心上》。
[151]《孟子·尽心上》。
[152]《中论上·智行》。
[153]《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54]《史记·陈丞相世家》。
[155]《史记·张仪列传》。
[156]《史记·苏秦列传》。
[157]《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158]《人物志》卷上《流业》。
[159]《人物志》卷中《英雄》。
[160]《素履子》卷中《履智》。
[161]《素履子》卷中《履智》。
[162]《藏书》卷二一《名臣传》。
[163]《孟子·离娄上》。
[164]《老子》十八章。
[165]《庄子·胠箧》。
[166]《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168]《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169]《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170]《文中子·天地》。
[171]《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
[172]《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
[173]《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
[174]《河南程氏遗书》卷八。
[175]见《四书集注》卷五引程子曰。
[176]《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
[177]《珂雪斋集》卷一〇《陈无异寄生篇序》。
[178]《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
[179]《藏书》卷二《智谋名臣论》。
[180]《焚书》卷四《八物》。
[181]《论语·子罕》。
[182]《焚书》卷四《二十分识》。
[183]《智囊》卷二一《兵智部总序》。
[184]张岱《琯朗乞巧录》卷前自序，国家图书馆藏手稿本。
[185]《尸子》卷上。
[186]《续焚书》卷二《开国名臣》。
[187]《智囊》卷二《上智部远犹》。
[188]《智囊》卷二七《杂智部狡黠》。
[189]《管子·形势解》。
[190]《说苑》卷一三《权谋》，《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191]《智囊》卷一《上智部总序》。
[192]《智品》卷一〇《具品》。
[193]《智囊》卷一《上智部见大》。
[194]《智囊》卷二八《杂智部小慧》。
[195]《快园道古》卷一二《小慧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96]《智囊》卷二三《兵智部诡道》。
[197]《智品》卷一二《谲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