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归》之尊情论
晚明文学奇才俊彦人人都是钟情之辈，情流淌于血液之间，渗入骨髓之中，洋溢文字藻翰之内。有情人，深情人，著为诗文、词曲、小说、戏剧，其名篇佳作莫不字字含情，以情动人，谱写了明代乃至中国文学史绚烂夺目的新篇章。其论文、论诗、论曲、论剧、论小说，也都蕴含尊情的思想。情是世界的本体，也是文学的本源。中国文学批评史至晚明时代真正确立了以情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论。关于文生于情的言论比比皆是，俯拾可得。例如：
凡文以情为母。（汤宾尹）[86]
情也者，文之司命也。（吴从先）[87]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张潮）[88]
古今血泪，皆至情所酝。（庞天池）[89]
字字呕心，当亦有心可呕耳，子野（施绍莘）信情种哉（湛生）[90]。此类话语不胜枚举，再看王思任对《牡丹亭》的一段充满情感的奇评：
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骨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牡丹亭》情也。[91]
汤显祖“为情所使”，创作《牡丹亭》，又赋予每个剧中人以鲜活的情致、性格，“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人云性格即人，而性格即情也。冯梦龙“少负情痴”，不顾“异端之学”的诋
，穷搜博采古今情爱故事，辑成《情史》这部二十四卷奇书，压卷点评鲜明地揭橥尊情的文学观：
鸟之鸣春，虫之鸣秋，情也，迫于时而不自已，时往而情亦遁矣。人则不然。韵之为诗，协之为词，一日之讴吟叹咏，垂之千百世而不废。其事之关情者，则又传为美谈，笔之小牍。后世诵其诗，歌其词，述其事，而相见其情，当日之是非邪正，亦因是而有所考也。人以情传，情则何负于人矣，情以人蔽，奈何自负其情耶？[92]
有韵之诗，无韵之文，皆因情而生，因情发声，如虫鸟应时而鸣。惟虫鸟之鸣，时过而声歇，其情短暂。人以诗文传情，“垂之千百世而不废”，千百世读者因是而相见其情，作者亦因是而传之不朽。文学发生的内在机制是情，社会功能是传情，作者的价值体现在其情为后世知见，因此，情是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生命。中国古典诗论，有“言志说”与“缘情说”两大派，“诗言志”盖发端于周代，“诗缘情”兴起于魏晋，长期以来言志派高居主流地位，缘情派则屈居非主流地位。朱自清先生在其名著《诗言志辨》中指出：“‘诗言志’的传统经两次引申、扩展以后，始终屹立着。‘诗缘情’那新传统虽也在发展，却老只掩在旧传统的影子里，不能出头露面。……这中间就是文坛革命家也往往不敢背弃这个传统，因为它太古老了。”[93]又认为直到清乾隆诗人袁枚那个时代，“诗缘情”传统“才算真正抬起了头”[94]。其实在距乾隆二百年前的晚明时代，缘情说或谓尊情说，不但“抬起了头”，而且声浪极高，弥漫文坛，势头远远盖过了“言志说”。上文所引诸家文学尊情言论皆属随兴而发的零碎声音，而集中会聚于一书者，当推竟陵派两位领袖钟惺与谭元春合编的《诗归》了。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又号止公居士、晚知居士，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亦竟陵人。天启七年（1627），举乡试第一，再试不第，卒于京郊旅店。有《谭友夏集》。钟、谭二人所以能名播文坛，竟陵派所以能声动海内，是和他们通力合作选编批评《诗归》分不开的。此书选汉以前古逸诗及汉至隋诗歌，编为《古诗归》十五卷，选初、盛、中、晚唐诗，编为《唐诗归》三十六卷，合称《诗归》，总五十一卷。钟惺在致友人蔡复一信中多次提及选事，如云：“家居复与谭生友夏深览古人，得其精神，选定古今诗曰《诗归》，稍加评注，发覆指迷。”又云：“两三月中，乘谭郎共处，与精定《诗归》一事，计三易稿，最后则惺手钞之。”[95]时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由“选定”“精定”“三易稿”云云，可知此时《诗归》已初具规模，大体上已经成形了。又可推知，前此二人对选事已有讨论和准备，否则，如此规模的大书，且须细评、“精定”，在“两三月中”是决计不行的。钟、谭初商编选《诗归》事宜或许在万历四十年（1612），是年冬月，钟惺曾归家作短暂居留，偕名士林古度、商家梅及惺弟钟恮字叔静者，同至竟陵寒河访谭元春。蔡复一也于同年由郎署迁湖广参政，因钟惺介绍获识元春。蔡对《诗归》也有建议，书中录其评语二则。万历四十五年（1617），钟、谭会于南京，最后校定《诗归》并付梓刊行。此书从筹划准备到定稿出版，历时五年，凝结着选评者的许多心血。钟惺自云：“盖平生精力，十九尽于《诗归》一书，欲身亲校刻，且博求约取于中晚之间，成一家言，死且不朽。”[96]谭元春也殚精竭虑，付出辛勤劳动。《诗归》选诗三千三百余首，数量可观，取舍汰洗往往经过反复讨论，“盖彼取我删，彼删我取，又复删其所取，取其所删，无丝毫自是求胜之意，乃可共事”[97]。钟、谭评选的宗旨和标准是一致的，但对具体诗篇、诗句的鉴赏、评点绝少雷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互相补充映发。《诗归》的成功是钟、谭二人深厚友谊的结晶，提供了合作编书的范例。(https://www.daowen.com)
钟、谭深知选事的作用和影响。钟惺指出：“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殉之，吾其敢易言选哉？”[98]又说：“删选之力，能使作者与读者之精神心目为之潜移而不知。”“故精于选者，作者之功臣也。”[99]选本会影响对原著及其作者的认识，影响读者的审美趣味，甚至对文坛风气产生导向作用，所以钟、谭不敢掉以轻心，而以全力为之，精心选评，“此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100]，其中甘苦唯选者自知。他们把选评与著述视为同等意义的事业，企图通过《诗归》矫正当时文坛的流弊，自己也可以“成一家言，死且不朽”。他们正是抱着这种崇高的目的和严肃的态度来编选《诗归》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同于那些浅薄草率的选本。关于《诗归》的宗旨，钟惺有明确的阐述：
常愤嘉、隆间名人，自谓学古，徒取古人极肤极狭极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无古人矣。而近时聪明者矫之，曰：“何古之法？须自出眼光。”不知其至处，又不过玉川、玉蟾之唾余耳，此何以服人？……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诗归》，使其耳目志气归于此耳。[101]
“嘉、隆间名人”系指“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等复古派作家，他们主张学古拟古，但仅得古人皮毛，“极肤极狭极套者”。“近时聪明者”系指袁宏道、江盈科等公安派作家，他们反对拟古，提倡独抒性灵，而或流于率易浅俗。二派都没有得到古人的真精神。钟、谭志在借助选本和评点，“拈出古人精神”，使读者作者“耳目志气归于此”，以涤除复古派与公安派的流弊，于是有《诗归》之选。钟、谭批评的主要对象是王、李复古派，选编《诗归》的主要目的也在克服复古派“肤”“狭”“熟”“套”的弊病。《诗归》有些评语指名道姓地批驳王世贞和李攀龙的诗学观点。
何谓古人之真精神？说到底，是指真挚、淳朴、深厚、专一的情感，亦即真情至性。《诗归》大量评语多关乎情，看似细碎散漫，实质贯穿着一条思想主线，就是尊情。评者以情评诗观人，又以人和诗阐发情论，尊情的世界观和诗学观互相照映。如果说冯梦龙《情史》是一部关于情本体思想的综合评论集和故事汇编，那么《诗归》则是一部关于张扬尊情思想的诗学批评集和诗歌选集。钟、谭通过对三千余首历代诗歌和几百位诗人的品评，细致生动，精辟幽微，丰富了晚明情学思想和诗学理论。钟、谭评说情之内涵，首先指人与人的情缘，尤重亲情、友情，对于那些真切描写骨肉儿女之情的诗篇每每赞赏不已，引发自家的深情。如评左思《娇女诗》：“而女儿一段聪明，父母一段矜惜，笔端言外，可见可想。”钟惺对左思父女天伦之乐非常向慕，还情不自禁地发出一段议论：“予尝谓父母于儿女，真受用，真快乐，在一二岁后，七八岁以前，掌中膝下，真有一部鼓吹。”[102]评杜甫《羌村》，“写娇女缠绵光景透彻”，“写自家儿女性情无余，又代人家写儿女性情”[103]。又评常建《古兴》：“写儿女闺房中开奁检点，琐屑光景在目，娓娓话头，无限情思在此。”[104]钟、谭笃于骨肉之情，慕恋天伦之乐，又极重真诚的友情。评王昌龄《宿京江口期刘眘虚不至》：“自是至情，自是妙事。”“有真朋友，自有真诗文。”[105]传统的伦理观总是把君臣之义置于人伦关系之首，而钟惺竟赞赏孟浩然视朋友之情重于君臣之观念，评《留别二侍御维》“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二句：“读此二语，可见浩然朋友之念重于君臣矣。”[106]钟、谭没有停留于一己一家之情上，吟赏其中的温馨，而且由此推及普遍的爱心、同情心，博大宽厚的天下之情。如称颂杜甫，“饥困忧时，婆心侠气”，“闲眼看人，热心劝世，此老真是菩萨。”[107]又评《又呈吴郎》，“于困贱人，非惟体悉，又生出一段爱敬”，“菩萨心肠，经济人话头”[108]。又评春秋时代《渔父歌》：“渔父是一义侠，一片怜才忧国念头在眉睫间，千载如见。”[109]钟、谭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沟通，交流感情，要互相理解，评鲍照《代夜坐吟》“冬夜沉沉夜坐吟，含声未发已知心”二句：“千古情人，只是一解字。”又评古谚“越阡度陌，互为主客”：“一片真率亲爱，只此八字，觉‘老死不相往来’语太不近情。”[110]
其次，《诗归》称说的情也指情欲，人的自然与文化需求。钟、谭屡屡谈到男女之情，承认这是不可遏制的人之大欲，声色之好是人之常情。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包办婚姻予以抨击，指出焦仲卿、刘兰芝一对青年男女是被父母兄长迫害致死的：“府吏之死，其母杀之也；其妻之死，妻之母之兄杀之也。二语（指‘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便是公案。父母恶俗之效，遂能杀其子女，可畏可畏！”钟惺这段评语真如老吏断案，是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有力批判。他对于青年男女爱情之花遭到摧折而不能终成眷属的悲剧深表痛惜，对于像卓文君那样敢于冲破封建婚姻而“私奔”的义勇行为则表示赞扬。谭元春评《紫玉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议论：“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扳住，不能成对，赍情而死。读《紫玉歌》益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非胆到识到人，不能用。”[111]这段评语也有胆有识，突破了传统婚姻观，与李贽等人的思想若合符契。他们对表现男女真情的民歌和文人所作艳情诗也很欣赏，钟惺评南朝《子夜歌》：“读晋宋以后《子夜》《读曲》诸歌，想六朝人终日无一事，只将一副精神时日于情艳二字上，体贴料理，参微入妙，其发为声诗，去宋元填词途径甚近甚易。读者当知其深妙处，有高于唐人一格者。”[112]谭元春对于佳人重名士、名士悦倾城的佳话，“不觉欣然以为知情者”，以为艳情诗若含真情，便是真绮靡，“盖才人之靡绮，不在词而在情”，故绮靡不一定就是弊病，“耳食者多病六朝靡绮，予谓正不能靡，不能绮耳”[113]，关键要看是否含真情。又评初唐诗人张谔《百子池》：“美人诗，不在艳语，而在艳情，如此诗则情词俱艳矣。语艳，亦非龌龊浓词也。”[114]艳情诗、香奁诗、宫体诗也有可读可赏之作，不必一概摒弃，此与传统诗歌批评也是相左的。钟、谭重视人的生存问题，以为农耕生产和衣食之需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情欲，甚至认为衣食是君臣关系的基础，赞同《列子》所引“人不衣食，君臣道息”的话，钟惺说：“此语似难为君臣，却极真确；苟禄人不必言，从古忠臣烈士，食人之食，死人之事，亦只是此八字打熬不过。”谭元春说：“曰道息，则衣食之外，别无君臣。”[115]衣食等基本生活条件有了保障，才谈得上君臣之道，显然，这种看法有悖于臣下必须无条件服从君上的传统伦理观、政治观，发挥了李贽提出的穿衣吃饭便是伦理的思想。钟、谭赞赏陶渊明不鄙视农耕，在耕作中求快乐，是“真旷远人”，“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116]。将“高人”与“细民”对立起来，将俗事贱业与清怀雅趣截然分开，乃是伪道学观点和行为。谭元春评陶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四句：“每诵老陶真实本分语，觉不事生产人，反是俗根未脱，故作清态。”[117]不重视生产，以求衣食为鄙事，是假清高，伪道学。
第三，《诗归》所称之情，不仅指人与人的关系，还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山水、草木、花鸟虫鱼等自然生命的爱好。这是明代中后期非常流行的一种观念。钟、谭都性好山水，山水诗山水记在其创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诗归》中选录了大量的山水诗作，评论精湛。评者以为，山水之好是人生的一种高尚情怀和人间大乐，跋山涉水，探幽搜奇，虽然辛苦，还会遇到危险，然而耽于山水者仍感到其乐无穷，不以为苦，不怕冒险，此种体验是局外人难以理会的。钟惺评《游石门诗序》“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二句：“从来人耽山水、文章、朋友、声色、器玩，到极僻处，皆是‘所悦为安’四字。不悦不安，非其所安，则不肯苦。所谓乐此不为疲也，难为没趣人道。”[118]悦则安，不悦不安，能以山水为乐，以山水为寄，便不觉疲劳、危险，虽然艰险，仍乐此不疲。这便是情志、癖好的力量，而“没趣人”对“山水”“文章”“声色”“器玩”等都不感兴趣，是情感贫乏的表现，生命会因之而枯萎。钟、谭很欣赏能得山水之乐的人，知山水之趣的诗。如评王维诗句“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真于山水有情。”“山水真境。”[119]评王湾《奉使登终南山》：“入异境，逢异人，是游山第一快事。”[120]对诗人深于草木虫鱼之情也赏而表之。如评古诗十九首中“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二句：“性情与草木相关。”[121]评曹植《野田黄雀行》：“语态如小鸟低飞，说得众生有情有义。”[122]钟、谭高度评价杜甫《苦竹》《蒹葭》《病马》《孤雁》《促织》《萤火》《归燕》等咏物小诗，这些诗体现了诗人博大宽广的胸怀和丰富深厚的情感，大大拓宽了诗歌的境界，“有似‘如来度众生’者，有似‘慈吏悯疲民’者，有似‘真人念旧友’者，万物在其胸中，群动森于笔下，至此则不敢以浅衷轻言诗矣”[123]。有情人观照世界，不仅人有情感，动物、植物、山水及一切自然之物亦具性情，世界因此呈现出一派活泼泼的生机。反之，物无情则死，世界无情则是死寂一片。谭元春说：“此情常留天地之间，则人人有生趣，生趣不堕，则世界灵活。”[124]
《诗归》详说圣贤豪杰也和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又认为唯有体悉人情、顺乎人情，才称得上真圣贤，真英雄，真豪杰。钟惺说：“英雄定具深情。”[125]又说：“大圣贤作奇事，未有不顺人情者。”[126]评《木兰诗》描写女英雄：“英雄本色，却字字不离儿女情事，便自有圣贤作用，不是一味英雄人所为。”[127]主张写英雄人物要有人情味，表现其与常人相通的一面，不要只写超凡入圣的一面，“一味英雄人所为”。钟、谭肯定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因为他有真情热肠，“人知曹公惨刻，不知大英雄以厚道为意气”，“惨刻处惨刻，厚道处厚道，各不相妨，各不相讳，而又皆不出于假，所以为英雄”。“英雄何尝不笃于交情？”[128]以曹操比司马懿，人品有高下之分。二人皆狠，但一个有情，一个无情。“魏武狠，其人却有情；司马宣王狠，其人特无情。魏武有热处，此老一味冷，其一种阴鸷之性，似纯用以取天下，而文章、山水、朋友、闺房之趣，略不以分其心，此所以狠也。”[129]谭元春评杨素诗“桂酒徒盈樽，故人不在席”二句：“英雄人真有怜才笃友深情。”[130]胸怀深情者可以把文章与政事统一起来，两者并行不悖，均有成绩。钟惺以元结为例：“此公经济文章皆生于一情字。”杰出的政治家决不是无情之人。就连那些溺于禅佛的文人，乃至出家信佛的高僧，亦非心如止水，不起情波，否则便难成高士、高僧。钟惺评王维《早春行》：“右丞禅寂人，往往妙于情语。”[131]谭元春评僧无可《金州别姚合》：“高僧何尝不具深情？”[132]真正的人都有深情，就是和尚也不例外，更何况生活在情感世界中的文学家、艺术家呢？
情贵真，贵深，贵厚，贵专，贵笃，情至于痴，能性命以之，忘乎生死，能使生命迸射出灼灼光华。钟、谭每每赞美痴情、至情。如评储光羲《江南曲》：“有式怒蛙之心，则壮士轻生；有惜鸳鸯之心，则美人效死。”[133]评《子夜歌》：“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二句：“雀女幽婚，赠碗、贻诗，没命之后，始作相怜，尤为幻怪，情之在天地如此！”[134]钟惺认为石崇临难不以爱妓绿珠予孙秀，绿珠乃跳楼自尽，以死相报，推而广之，人以此情相与，将有益于世道人心。“石季伦不与绿珠，不独有情，自是侠性男子所为，所以得坠楼之报。以此心施之君臣朋友，决不作负心人。持此用众，秦穆食马，楚王绝缨，得人死力，皆是此一副心肠。”[135]痴情至情能激发生命的潜能、热力和创造力，产生奇迹，是值得宝爱的。谭元春说：“不痴不可为情。”[136]钟惺说：“高人行径，亦须略带些痴气，极俗人决不肯痴。”[137]高人异人往往“带些痴气”，这是情感真挚专注的表现，却为世讪笑，以为痴呆，而庸人自以为聪明，“决不肯痴”，其品第高下也由此判别。
钟、谭有淡定闲静的心境，观赏诗文常能探幽抉微，远胜一般空同浮泛的陈言套话，如善游山者，孤怀独往，细细寻索，慢慢品味，始见幽秀景致。钱钟书先生比较公安、竟陵二派，“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然以说诗论，则钟、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138]。钟、谭说诗之精，大都见诸《诗归》，而《诗归》成就有更大者在。此书不限于讲评诗法之妙、诗家之诣，更注重以情说诗，以诗阐情，不但讲诗学之情，还讲人生之情，自然之情，因而包蕴更广阔的文化内涵。说古代诗，而贴近万众性情、世俗生活，不是牵强附会，而是在当时情学新思潮影响下作出精到的解说。故此书一出，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尤其得到青年士子的追捧，“群少年争嗜之”，“纸贵一时”，“流布天下”。《诗归》成书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情史》刊行于崇祯元年至三年之间（1628—1630）[139]，二书问世时间前后相距约十年光景，都是尊情思潮高涨时代的产物，又对这股新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两部具有创新思想和体例的汇编性奇书，又各具特色。《诗归》开创了以晚明情学思想对千百首唐诗及唐前古诗集中进行评说的先例，此前诗选及评点似未曾得见。《情史》较《诗归》晚出十年，情学又有新发展，故其书内容思想愈益宏富深刻，可谓集晚明情学之大成，标志中国学术思想史情本体论的确立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