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上升为主流话语的原因
乾嘉诗家盛行以“诗教”论诗主要缘于帝王的提倡。由于清朝以儒家思想立国，相对“言志”“无邪”“兴、观、群、怨”等众多儒家论诗术语，“诗教”对文学和社会的关系的重视十分契合统治者对文学的规范，故成为历代官方主流论诗话语。在编撰《四库全书》时，乾隆曾明确要求以“诗教”为标准去取作品：
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无邪。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当原本风雅，归诸丽则，所谓托兴遥深，语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台新咏》以后，唐人韩偓辈务作绮丽之词，号为香奁体，渐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诗格更为卑下。今《美人八咏》内，所列《丽华发》等诗毫无寄托，辄取俗传鄙亵之语，曲为描写，无论诗固不工，即其编造题目不知何所证据。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著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36]
《美人八咏》因无关风教而被勒令撤出，因为乾隆所推崇的作品必须“有关世道人心”。显然，乾隆的诗学立场是诗歌应该教化人心，即文学有益于社会统治。就统治策略而言，国家固然需要严刑酷法约束民众，但也需要诗乐教化，使民众主动向善，所谓“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御选唐宋诗醇》是以乾隆名义编选的诗歌选本，核心宗旨正是为了发扬“诗教”。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序》云：“夫诗与文岂异道哉？昌黎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然五、三、六经之所传，其以言训后世者，不以文而以诗，岂不以尚有铺张扬厉之迹，而诗则优游厌饫入人者深？”[37]所谓“入人者深”，即在教化民众方面更具优长。乾隆又评杜甫曰：
夫子美以疏逖小臣，旋起旋踬，间关寇乱，漂泊远游。至于负薪拾梠，
糒不给，而忠君爱国之切，长歌当哭，情见乎词，是岂特善陈时事、足征诗史已哉！东坡信其自许稷、契，或者有激而然；至谓其一饭未尝忘君，发于情止于忠孝，诗家者流断以是为称首。呜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予曩在书窗，尝序其集，以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良足承《三百篇》坠绪。兹复订唐宋六家选，首录其集而备论之，匪唯赏味其诗，亦藉以为诗教云。[38]
乾隆把杜甫视为诗歌最高成就的典范，理由与元稹《杜君墓系铭序》推崇杜甫“集前人之大成”具有明显不同。元稹所论，侧重于杜甫对前代各期诗作体制、风格的汲取和创新；乾隆所论，侧重于“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以传统“诗教”作为权衡的标准。白居易被《诗醇》选入亦缘于此。其序曰：“唐人诗篇什最富者无如白居易诗，其源亦出于杜甫。”又曰：“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39]视为杜甫接绪者。
乾隆对诗歌教化功能的强调与其帝王身份直接相关。乾隆之前，康熙、雍正均有类似之论。康熙《日讲诗经解义序》云：
盖人性情之发，不能无所寄托，而诗则兼备六艺，讽诵吟咏之间，足以观感而兴起者，莫善于此。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自夫子删定而后，《三百篇》之旨粲然。其采之里巷者则为风，陈之朝廷者则为雅，荐之郊庙者则为颂。观其美刺，而善恶之鉴昭矣；观其正变，而隆替之治判矣；观其升歌于庙、朱弦象管之所唱叹，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朕尝思古人立训之意，既有政教典礼、纪纲法度以维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间，鼓舞于隐微之地，使人从善远恶而不自知，优游顺适而自得，则必赖乎诗。[40]
雍正《诗经传说汇纂序》云：(https://www.daowen.com)
朕惟诗之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用远矣。自说《诗》者各以其学行世，释解纷纭，而经旨渐晦。朱子起而正之，《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而先王之诗教藉之以明。国家列在学官，著之功令，家有其书，人人传习，四始六义，晓然知所宗尚。[41]
他们均重弹《毛诗大序》以来的老调，把诗歌的艺术价值附丽于政治功用之上，这些论述也很自然地成为诗坛的主流话语。
需要补充的是，乾嘉诗家在使用“诗教”论诗时，理论上侧重于政治教化，但创作实践却是丰富多彩、不拘一格。乾隆曾曰：“且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廑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集俱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浏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42]标榜自己的作品专注于国计民生，排斥吟风弄月。但乾隆诗歌决非仅限于伦理纲常、国计民生、忧时伤世，也包括朋友酬唱、流连光景，题材相当广泛。前者如《江南淮徐等处连年被灾既蠲租赐复旋命大臣前往加赈今闻麦秋有收喜而有作》云：
曾闻古人语，民以食为天。宵衣望岁心，日久倍乾乾。惟愿万宇内，比户免饥寒。念彼淮徐地，水旱数岁连。啼饥彼老幼，孰哺粥与
？号寒彼妇子，孰衣布与绵？每当大吏奏，或闻舆论传。玉食不能咽，仰吁泣涕涟。匡救尽人事，蠲复遑后焉。旋命大臣往，勘赈德意宣。拯彼沟壑危，登此衽席安。帑藏非所惜，更留转漕船。近接守土臣，封章传喜言。云是麦有秋，饼饵可佐餐。仍逢雨旸若，秧苗绿茁田。稍慰午夜忧，额手意欢然。皇天溥仁爱，今秋定有年。[43]
此诗作于乾隆七年（1742），时江淮水旱频繁，灾民衣食无着，乾隆对此颇为忧虑，闻秋收有望，故喜而赋诗。这类关注民生疾苦之作在乾隆《御制诗集》中比比皆是，如“忧心日日在扬州，玉食无能解惄愁”（《览高斌奏报淮水渐消喜而有作》）[44]、“民瘼遐观在，心忧梦想存。勉伊经画策，为我活黎元”（《赐江南总督尹继善之任》）[45]、“沟壑多饿殍，玉食岂能旨”（《陈世倌高斌周学健等两江查赈回得悉近日情形稍慰惄愁因而赋此》）[46]、“虽云比户足衣食，怨咨民瘼刻岂忘”（《躬诣盛京，虽命省驺从，而经过州县岂尽免力役之劳，因诏免今年田租以示如伤之意》）[47]，皆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忧国忧民之意流注笔端。不过，乾隆诗集中也有大量的吟风弄月、流连光景之作，如《桃花始开》：
已破仲春始见花，山隈绮绽几枝斜。女夷借得东皇力，一雨催铺满苑霞。[48]
诗歌描绘了桃花盛开、春光烂漫的景象。此类无关教化之作在乾嘉诗人笔下也相当常见，正如钟嵘《诗品》所言：“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49]可以说，除了男女艳情之外，提倡“诗教”的乾嘉诗家们作品题材非常广泛，他们所言“诗教”已不限于狭义的以诗化民的政治功用，而是拓展到诗歌创作、鉴赏、接受等不同方面。
除帝王提倡之外，“诗教”上升为主流话语还与诗论家习惯于从传统诗学中寻找理论资源有关。传统诗论家为了增加诗学主张的权威性，常附会经典传统。从上层统治者到普通士人均视儒家观念为正统，“诗教”为《礼记》所载孔子论诗之语，出自圣人之门，是各家包装自己理论最好的外衣。更重要的是，“诗教”本身的丰富内涵也为各家展开诗学主张提供了足够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