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献题署风气的起源及定型

孟国栋^[1]

众所周知，传世文献所收之文章，均无作者题署。而新出土文献，尤其是石刻文献，如墓碑文和墓志铭中，却每每有撰文者、书丹者、篆额者、刻字者的题署。这是新出石刻与传世文献在文章形制方面最重要的区别。(https://www.daowen.com)

从新出石刻中可以发现，早期的石刻文献中即有撰书人的题署。只是其题署方式尚未定型，位置也有较大的随意性，至唐代逐渐约定俗成，题署于标题之下。正如柯昌泗所云：“石刻题撰书人名，汉晋六朝初无定式。或在文中，柳敏碑是也。或在文末，武班碑是也。或在夹注中，衡方碑是也。或在碑阴，西狭颂是也。或在碑侧，北齐西门豹祠是也。或另刻于下方，刘平国造乌垒城记是也。至唐，始以分列标题之下，为通行之式，以至近代。其有不用此式者，则为异制。”^[2]这些题署中留下了题署者的姓名、郡望、官职等信息，有助于考察题署者的行实，纠正史传记载的讹误。故而对于石刻中的题署现象进行系统的整合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深化和拓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石刻文献中的题署风气究竟始于何时，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前人对此亦无统一看法。本文拟着重论述其起源及演变与定型。

欧阳修认为这一现象始于晋代，他在《与尹材》中叮嘱尹材为尹师鲁立墓志时说：“首尾更不要留官衔、题目及撰人、书人、刻字人等姓名，只依此写。晋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远自知。”^[3]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早期的碑志文，题署方式尚不完善，题署的名目和位置也不固定，但却非“皆不著撰人姓名”。比较而言，王芑孙的看法较为稳妥：“自汉迄隋，书人、撰人各自有见。”^[4]但他认为撰书人同时有题署的文章至梁代方才出现^[5]，却又失之太迟；认为刻字人姓名附见题署之中乃始自《梁始兴忠武王碑》，更是大谬。笔者以为，石刻文献题署风气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