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起源期：两汉时期

石刻文献的众多题署者之中，最先出现的并非文章的作者，而是刻字人。这在两汉时期已蔚然成风。叶弈苞认为这种情况缘于刻工炫耀其技艺：

汉碑书撰人姓名多不著，而造碑之人时附碑末，如石经《论语》工陈兴，《三公山碑》石师刘元存，《无极山碑》石师阙，《白石神君碑》石师王明，《孔耽碑》治石师同县朱适、朱祖……《（武）梁碑》后云：“孝子孝孙，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良匠卫改人名，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伎巧，委蛇有章。”可见当时郑重，故石师必欲自炫其技而贻名于后也。^[6]

虽然汉代石刻中刻字人的题署确实多于撰、书人，但其缘由并非如叶氏所言。实际上汉代石刻中众多刻工的题署，与上古时期已经形成的“物勒工名”传统和汉代石工的地位普遍较高有关^[7]。(https://www.daowen.com)

“物勒工名”是一种责任到人的制度，既便于考核工匠的技艺，又利于促使他们形成良好的作业态度。现存汉代石刻中多有石工题署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甚至早在《三公山碑》和《无极山碑》之前即可见到刻工的题署^[8]，如西汉甘露五年（前49）治河刻石末行：“石师江洛善许□。”^[9]同时，两汉时期，石工的地位较高，雇主为了保证石刻的质量，甚至不远千里花费重金聘请“名工”，至于“朝莫侍师，不敢失欢心。天恩不谢，父母恩不报，兄弟共居，甚于亲在”^[10]。故而汉代石碑虽然大多不列撰书人姓名，“而市石、募石、石师、石工，必谨书之”^[11]，从而使刻工题署的风气率先形成。

这一时期，除了刻工的题署较为普遍之外，撰、书人的题署也已开始出现，尤以“书人、撰人各自有见”的情况为多。如立于东汉熹平二年（173）的《杨淮表纪》文末有撰者题署：“黄门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谒归过此，追述勒铭，故才表纪。”^[12]2004年新出土《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文末亦有撰者题：“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潼雍君，讳陟，字伯曼为景君刊斯铭兮。”^[13]刻于东汉建宁元年（168）的《衡方墓碑》末尾有书者双行小字云：“碑石，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书。”^[14]刻于建宁五年（172）的《郙阁颂》末句实即撰书者题署：“从史位□□□□，字汉德为此颂。故吏下辨□□□子长书此颂。时石师南□□□，字威明。”^[15]可知此碑文乃仇靖所撰、仇绋所书。由此可见，同时载有撰、书人题署的石刻至迟在东汉即已出现，而非梁代方才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