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朱其人,以往学者多有考证,但观点多有出入。较为极端的例子,是蔡元培曾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观点:杨朱就是庄子。20世纪80年代初,尚有人为此观点再作论证。[3]对此看法,早有较为系统的反驳。[4]而从先秦古书中的一些痕迹来看,此论恐也难以成立,尤其是荀子既言庄子也言杨朱,[5]可谓是有力反证。多数现代学者的主流看法,如钱穆、胡适、冯友兰、陈奇猷、顾实、唐钺等,都主张杨朱虽身份不甚明朗,但还是确有其人的,而如阳子居、阳子、阳生、杨子等,大概都是其别称。[6]然虽有其人,但是否有其书,也就是说《列子》里的《杨朱》篇是否至少大部分可信,仍有不同看法。

秦火之后,刘向整理的《列子》也早已亡佚,后人所见,只是魏晋时张湛注的《列子》。对其真伪的争辩,大约始于唐代柳宗元《辨列子》,其后自宋明清至近代,对《列子》真伪的质疑更频起叠出。从近代学术辨伪的立场出发,认为《列子》全书存在极大疑点的代表人物有马叙伦、梁启超、吕思勉等以及古史辨派。马叙伦《列子伪书考》提出了二十多条质疑其真伪的理由。后又有今人杨伯峻撰《列子集释》一书,其附录收录了历代关于《列子》辨伪之作二十四篇,认定《列子》是魏晋人伪作的膺品。如果上述看法完全成立,那么杨朱的思想史形象,大概就只能永远隐藏在历史的云雾之中。近代学术辨伪,对于厘清古书源流极有帮助,确实让不少杂芜的作品变得“可读”,即在相对确切定位后,可充分发挥其思想史作用,尤其是对某些古籍神话般权威形象的打破,对建立现代学术系统功不可没。只是不少近代学者的观点,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为了破坏以往陈陈相因的说辞,有时用力不免过猛,反而从相反的方面束缚了我们研究古代学术的手脚。关于《列子》,晚近的观点,则多认为其书不能全伪,并对较早时辨伪所用书证有新的检讨。对此,余嘉锡对所谓“古书通例”的理解,确有助于我们重新考虑古书的“真伪”问题,如《列子》在整理当中或有后人掺入的内容,间杂一些相互矛盾或不可能见于先秦的观点,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其中仍然包含来自先秦的思想观点。尤其是《列子》与《庄子》和《吕氏春秋》多有文辞相合之处,考虑到古书编成的过程之复杂,完全以其书为魏晋伪作的观点,似乎过于简单了。海外学界,大体没有如近代国人般峻急,则更多直接以《列子》为可用的先秦材料。[7]总体而言,如下看法或可成立:“《列子》是一部基本反映先秦时代列子学派思想的著作,其文句可能有后人增益整理的成分,但其哲学思想和文本面貌,却基本仍是先秦古籍的本来面目。可能的出入抵牾之处,尚不足以否定其时代属性,正如今本《老子》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文句差别颇大,却并不足以否定《老子》的先秦真书身份一样。”[8]

若对《列子》全书作如是观,则《杨朱》一篇大概最为可用了。如张湛《列子序》所言:“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如不以恶意揣测,《杨朱》篇中的记载,虽然缺少与其他先秦诸子的呼应,但大部分仍不失为探讨杨朱思想的可靠材料。当然,这不意味着当中可能包含后人掺入的不可靠成分。事实上,以先秦哲学或思想史为研究指向的学者,从国内的胡适之到国外的葛瑞汉,也都作如是观。(https://www.daowen.com)

《列子》全书的内容,大体上既与《老子》有联系,也与《庄子》有关系,其中还称引《黄帝书》,放在先秦的思想史语境当中,如果认为此书大体可用,则将列子归为黄老学者大约不差。一般来说,多数现代和以往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杨朱也归为道家或者黄老学者——甚至冯友兰曾一度视杨朱为道家先驱,此外,也有将其归为法家或独立一派。[9]各种说法如何裁处,如联系现有可用的记载,恐尚费思量。

出于稳妥暂不考虑先秦著作中可能与其思想有关但没有直接提到杨朱其人的部分篇章,仅对比《列子·杨朱》当中的故事和散见于《列子》书中其他篇,以及先秦其余子书的有关杨朱的直接记载,包括以“杨朱曰”开头的文字,以杨朱为主角的故事,和《杨朱》中虽未提到杨朱其人,但显然是被编者认为可用以论证杨朱观点的假托其他人为主角的故事,可以发现这些材料分别涉及五个主题。其一是与“拔一毛而利天下”的话题有关,包括《列子·杨朱》中杨朱与禽子的对话、随后禽子与孟孙阳的对话,孟子的严词批评(《孟子·滕文公下》、《尽心上》),韩非子对此话题的转述(《韩非子·显学》)等。涉及这个话题的内容从分量上来看并不是最多,但由于受到孟子的高度关注和批评,现在已经成为杨朱的“思想招牌”。其二是涉及生死问题的讨论,包括《列子·仲尼》和《力命》中有关季梁的叙述和《杨朱》篇中的大部分内容。其三是有关养生和欲望的讨论,仅存在于《列子·杨朱》中,典型如“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子产相郑”、“卫端木叔”三段故事和杨朱对“舜、禹、周、孔”和“桀、纣”这四美二凶的评价。其四是涉及或针对“名”的一些评述,如《列子·杨朱》开篇杨朱和孟氏的对话,后文中杨朱的一些自道则涉及名与“寿”、“位”、“货”的关系等。上述二、三、四主题,相互讨论多有交叉之处,其间展现了杨朱思想的某种连续性。其五是有关杨朱行状的一些故事,如《列子·黄帝》言杨朱见老聃、过宋东逆旅,《杨朱》言杨朱见梁王,《说符》载歧路亡羊和犬吠其弟,这些故事,有的也见于其余诸子的记载,如阳子居见老聃之事另见《庄子·应帝王》和《寓言》,阳子宿于逆旅事另见《庄子·山木》和《韩非子·说林上》,杨朱见梁王事另见刘向《说苑·政理》,[10]犬吠其弟事则另见《韩非子·说林下》。此外还有一个杨朱哭衢的小段子,见于《荀子·王霸》、《淮南子·说林训》和《论衡·率性》。这些故事的寓意与指向并不一致,从先秦诸子惯用寓言的手法来看,是否可作为真实记载看大可存疑,恐怕很难独立加以解释,或者直接作为杨朱思想的真实证据采用。

对于杨朱思想的探索,大概需要从上述五个主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