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杨朱的核心思想，前人似已论之甚明，要之不外所谓“为我”、“贵己”和“重生”。[11]“为我”的评价源于《孟子》：“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贵己”的议论源于《吕氏春秋》：“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阳生贵己。”（《不二》）“重生”的说法源于《韩非子》：“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这三种评价里面，《孟子》持负面否定的态度人所共知，“杨氏为我”，是无君的禽兽（见《孟子·滕文公下》）；《吕氏春秋》里的态度，仅从上文看似乎是客观描述，但如联系到该书中多有篇章存有杨朱观点的影子，如《重己》、《贵生》等篇显然受到杨朱启发而又有所发明，[12]可以断定实际上是对其有所同情的；至于《韩非子》的态度，如联系下文“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实际上同《孟子》一样也是持负面态度的。
三种观点，两种态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先秦儒家和道家黄老学对杨朱其人其学的不同看法。《吕氏春秋》虽被认为是杂凑之书，缺乏严格的核心组织逻辑，但其中保存着许多来自黄老道家的一贯主张。这样看，杨朱被《吕氏春秋》引为同道，说他是属于与之存在渊源关系的黄老学派的思想家，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个对于其学派归属的认定，却又一个重大的、无法回避的缺陷：黄老道家的思想潮流当中——如当今学界所知，黄老学覆盖面极广，其中不少人物的关注重心并不相同，视为一种思想潮流似乎比视为一个学派更恰当——包含一个统领其他各种观念的核心：“道”或者“一”，无论黄老道家学者从何种角度立论，“道”或者“一”在其思想逻辑中一定具有原点或观念上居最高位阶的地位，即一定是无所不包的、整全性的，能覆盖天人之全体，而其他任何对于具体问题或观念的讨论，都可由此而导出。这种思考模式，却未在有关杨朱的记载中清晰看到。《列子》全书涉及杨朱的段落中，“道”字凡16见，但没有一次被视为基源性或整全性的第一观念，都是作为复数形式的多种“道”之一在使用。“道”字在《黄帝》中作“道路”义，“老子中道仰天而叹”。《说符》中歧路亡羊的故事在杨朱学生心都子言中亦作此义，“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杨朱》中作“政治纲领”义，如“道行国霸”、“孔子明帝王之道”中的“道”字，与子路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用法相同；也作“方式、方法”义，杨朱所谓生死之“相怜之道”和“相捐之道”，另外文中出现的“君臣之道”、“君臣道”也可作如是观，指的是为君为臣的方式或君臣相处的方式；或作抽象的“途径、进路”义，文中讲子产密语邓析，“侨闻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侨为国则治矣，而家则乱矣！其道逆邪”；还作“言说”义，“口之所欲道者是非”；亦作“时局”义，“不知世道之争危”，这里的“世道”和现代的用法几乎没有不同。《说符》中作“学说”义，“仁义之道”、“先生之道”，这两处或指儒家的学说，或指杨朱自己的学说。除上述较为明显的用法外，另有两处“道”字需要再深加辨析，《杨朱》中管夷吾与晏平仲尽论“生死之道”，后文则有杨朱自道“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联系上下文，“生死之道”无疑是指有关生死的终极真相或法则，这种“道”在杨朱处可被视为核心话题，甚至可能是其思想推演的关键，但其位阶，仍未达到黄老学中“道”的地位，似不具备无所不包的整全性。至于“古之道”，从字面上看则很像黄老道家所讨论的“道”，也具有覆盖天人物我的总括性。但如摘去黄老学的有色眼镜，则有“古之道”，必有“今之道”，杨朱虽未明言此，但从上下文可推断这只是他对于理想社会的拟托和描述。且更为重要的是，杨朱并未将此拟托作为自己讨论的起点，而是作为其推论。杨朱的这段言论较为复杂，首先从对“丰屋美服，厚味姣色”的肯定开始，随后批评了“忠”、“义”，指其足以“危身”、“害生”，然后谈到“古之道”，并引用鬻子、老子展开了对于“名”的一系列讨论。暂不论其具体内容，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其中“道”的出现，对于杨朱的推理并不具有第一位次的重要性。如是观之，似乎确不能将杨朱简单归于黄老道家。当然杨朱的思想是否与黄老道家存在某种渊源仍值得讨论，作为战国时期学术市场上影响最大的学派，杨朱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黄老学的一定影响似乎完全可能——此点容后另论，但从根本的理论逻辑上看，不能认为杨朱就是黄老学者。笔者以为，在先秦诸子中，杨朱确可被视为自成一派，[13]这里杨朱的对“道”的用法，可算作否定性证据。(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古人对杨朱思想的总结，应该说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其思想实际。近代以来，对杨朱思想的讨论，大体仍不出以上“为我”、“贵己”和“重生”的范围，只是出于某些与“现代性”思想联系的立场，对其有不同方向的发挥。正如古人，今人对于杨朱核心思想的评价，也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较早时多以否定为主调，如认为其思想主利己、纵欲，唯心而代表某些没落阶级，晚近渐有意在为之平反正名的声音，多有学者强调杨朱“重生”的思想反映了对生命的重视，而这具有积极的重视个人价值的意义。[14]典型如陈鼓应以为：“杨朱的‘贵己’，乃是强调尊重自我，强调个人生命的价值与尊严。”[15]由此进一步推演，大可认为杨朱“为我”的主张完全是合理的，如“为我”乃是我们为了保证每个个体的存在，从而保证社会、国家之存在。[16]而追求自己的欲望也有其合理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极端的利己主义。甚至这种对个体生命、欲望的看重，有所谓反对政治压迫、发展传统民本主义的意义。[17]以上今人见解的出入，无疑与他们评价杨朱时各自潜在的学术立场有关，如暗自认同某些诸如个体与生命的价值、欲望的合理性等带有现代性色彩的见解，自然会得到与主张集体主义伦理和清教徒式道德规范的学者完全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被视为是对杨朱思想的合理发挥。那么，如果回到杨朱的基本主张，回到思想史现场，暂时悬置对于其本来观点的推论和评价，我们可以发现，目前针对杨朱思想或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两个尚未充分回答的问题，一是仍然缺少足够的对于杨朱思想本身内在逻辑结构的精细处理，对其理解较为简单，太轻易如古人般将之归结到少数某几个关键词——如上所述，对这些关键词的讨论，又往往较为主观；二是未能充分说明孟子何以激烈反对杨朱的主张。笔者以为，这绝不能被简单视为曲解或夸大其词。毫无疑问，孟子反对杨朱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维护，但其如此谈论问题的内在理由，却并不像字面上那么浅白：“为我”何以会导致“无君”？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何以意味着“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