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

有关“轴心时代”（Axial age）、“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的说法，最初由雅思贝尔斯在1949年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出，直到帕森斯为英译本韦伯《宗教社会学》所写的“引论”（Introduction），雅思贝尔斯的“轴心突破”一词，才有了明确定义。帕森斯用的是“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这个词，意思是指公元前第一千年（the first millennium B.C.E.）左右，当时世界上几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包括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历经了一场重大的精神“突破”，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从而对人类处境及其基本意义获得了新的理解。各文明之间突破的方式不同，例如希腊取哲学思辨之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哲学突破的高峰，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认识的基础由此奠定。以色列采神秘主义的宗教想象，以“先知运动”为表现，突出上帝的创造主观念。在印度，产生以业报与转世观念为中心的宗教哲学。在中国，发展出伦理类型的文化，成为“道德—哲学—宗教”意识的混合型。雅思贝尔斯首先用“轴心时代”与“轴心突破”的说法来界定这一段重大的历史变动，并且观察出轴心时代各高级文明的突破都是各自独立发生，没有证据显示彼此曾经相互影响。我们只能说，大概文明发展到某种高度，都会经历相同的精神觉醒。雅思贝尔斯进一步指出，轴心突破终极的重要性在于各文化的性格发生定型的影响。从而，使得这一个时期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从此以后，人类有了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直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越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是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1]

学界至今已经普遍接受轴心时代与轴心突破的说法，且讨论也超出雅思贝尔斯最初的观察与分析。帕森斯指出，希腊轴心突破的背景针对的是荷马诸神的世界，以色列则是针对《旧约》和摩西故事。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轴心突破的背景针对的是三代（夏、商、周）的礼乐传统。这个礼乐传统的基本特征，来自中国原始宗教巫觋文化，具有宗教向度。^[2]许慎的《说文》解释“礼”以“事神致福”；^[3]王国维在《释礼》中指出“礼（禮）”从“豊”字发展而来，指“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4]“礼”是晚出的字，在金文里偶尔用“豊”字，在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装了两串玉具（具乃贝玉）奉事于神，所以“礼”字起源于祀神，继承“豊”字原始意义（行礼之器），从“示”；其后扩展为对人，更其后扩展为吉、凶、军、嘉、宾的行礼仪节。基本上礼乐是在祭祀时沟通天与人的媒介。到了周公制周礼，将祭神（主要是拜祖宗神）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使之系统化，内容非仅指祭祀仪节，已包含政治制度及一般的行为原则，终于形成一套“宗教—政治—伦理”的礼治秩序。李泽厚先生指出这个以氏族贵族为主体的周礼制度特色为：“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5]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体制则是它的延伸扩展。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谓巫、尹、史）演化而来的‘礼仪’的专职监督保存者。”^[6](https://www.daowen.com)

徐复观先生把这个“礼”的发展历程看作是宗教向人文的移转。^[7]陈来先生进一步举孔子在《礼记·表记》里留下对三代政教文化的批评为例，认为孔子提出的三代文化特色“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8]可以归结于巫觋文化、祭祀文化到礼乐文化的演进。三代文化演化展开为一种“否定的否定”特征。夏与周同为“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亲而不尊”，但周与夏的同，并不是不同民族文化特性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偶然相同，夏道的远神近人是神灵观念尚未发达之故，而周人的远神近人，则是经过对殷人神灵崇拜的理性否定而呈现的对夏的更高一级的肯定，是周代文化理性化进步的体现。^[9]和其他文明的哲学突破相比，中国的哲学突破表现得最为温和，不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转向超越的存在，对于理性的发展既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向一神论的信仰，而是更多地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因此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世俗性），将宗教伦理化。陈来先生认为，中国轴心时代的先驱人物，先是周公，后是孔子，而孔子将周公所做的一切进一步加以发展和普遍化。所以中国的哲学突破并不是断裂的突变，我们的文化发展一直保持连续性，因此，关于中国的轴心突破，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