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如果将孔子时代中国思想巨大转型看作是一场轴心突破，关于孔子在古代伦理思想起源上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从轴心突破的角度作一个诠释。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背景是三代以下的礼乐传统。而中国礼乐传统经历了两个划时代的大变动，第一次变动是殷周之际，到周公制礼作乐而告一段落，显著特色是“德”的观念成为“礼”的核心。第二次的变动，起于春秋晚期，而完成在以孔子为首的儒家身上，显著特色是以“仁”释“礼”，实践时“仁礼一体”，将古代宗教与伦理思想人文化，形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
周公以德说礼，目的在争取周王朝的天命得以不断延续；而孔子以仁说礼，则根本脱出了王朝“天命”的旧轨道。孔子开辟了内在的人格世界，这个人格世界可以用一个“仁”字作代表。孔子不断追求“礼之本”，不外向天地而内向人心，最后归宿于“仁”。孔子将外在的礼安放在内心的仁，将客观的人文世界转向内在的人格世界，追求与既是“内在”又是“超越”的天、天命相遥契。以孔子的“仁”和周公的“德”相比，差异极其显著。“仁”在人（个体）的内心，而“德”在集体王朝；并且“仁”主要出于个人意志（“为仁由己”），而“德”则受天制约（“上帝降懿德”[31]）。孔子的终极关怀不在周王朝的天命，而是另辟一条个人为本位的“仁礼一体”的新路，使得天下有道——也就是作为整体（宗教—政治—伦理）秩序的“礼”的恢复。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德治”，是要当时的统治者首先要以身作则的政治，同时，他打破社会、政治上的阶级限制，主张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有德者的手中，而非世袭；若是平民有才德，平民即应享有政治的权力。孔子虽然尊敬周公，然而孔子的政治理想则是以尧舜为最高向往，而尧舜是“天下为公”的理想化。所以他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的政治改革方案，“德治”的观念由个人的修养，推而家齐、国治，最终因仁德普遍而天下治。将“天命”的概念由天子专有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天命在个人的主体，天人合德、参赞化育。因此人人都可以透过修身、齐家，参与使天下有道的所谓“管理众人之事”（政治）大业。这是一种和平的政治“革心”运动，而非暴力的政治“革命”手段。
从孔子开始，人文的、理性的精神高扬，人发现自己有这个人格世界，可以把自己从一般动物中不断向上提升，因而使自己的生命力作无限的延展，而成为一切行为价值的源泉，使得客观世界的各种成就也都含有仁的价值在其中，融合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柏拉图的理型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只是思辨、概念的产物；宗教的天堂，是信仰的构造之一，都与孔子开启的内在人格世界无关。此一人格世界无法顿悟可成，需要高度的反省自觉，并且继之以切实的内、外实践工夫，才能在个体的生命中（而非仅止于观念中）开发出来。儒家到底是不是一个宗教？我们认为儒家不具备西方定义下的宗教的形式条件，但为中国原始宗教转化而来，是追求天人合德、参赞化育、以人为本的宗教。所以我们肯定：儒学价值的最核心，必在人伦日用中实现，而非仅止于成一家之言或宗教哲学。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也是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孔子将重建礼治的努力诉诸所有个体的“仁心”上，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成为当时的普世价值，并且揭示一个“天下归仁”的理想。他一生学道不厌，诲人不倦，普及教育，使教育不再是贵族专享，并且有教无类，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培育个人的“仁”的意识。孔子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精神领域，既返本又开新，将周文化外在规范的礼乐归入了内心的“仁”之中，使礼乐赋有内在主体源泉活水，因而扭转创建了至刚至健的礼乐人文精神，这是古代中国精神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方面，它是孔子从哲学视域重新诠释礼乐实践的最终完成；另一方面，它也标志着儒家“轴心突破”的开端。
孔子是中国文化“轴心突破”的关键性启蒙人物。中国文化的“轴心突破”，以及突破后出现新型的“天人合一”，并不仅限于儒家的演变，而是整个文化氛围都发生了巨变，以至于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繁荣。到了公元前四世纪的孟子、庄子时代，“轴心突破”所造就的个人化“德性”，已经基本完成，取代了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巫史文化思维笼罩之下的天命观。每一文明在“轴心突破”以后，它的超越世界便成为精神价值的终极源头。就中国的独特情况而言，这个超越世界不是彼世救赎，而是“道”，儒家有儒家的道，老庄有老庄的道，墨家也有墨家的“圣王之道”，都归宿于“内向超越”。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内向超越”，最典型的展现就是“修德”，而“德”的涵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西周时期与王朝天命相联系的外在的“德”，逐渐转为个人化、内在化的“德”。这种个人化内在“德”的发展，成为春秋前期持续进行的精神运动，一直进行到孔子的系统化以“仁”为“礼之本”，重新阐释了“德”的意义，然后就出现了孔子带领的轴心突破，持续到孟子、庄子的时代。诸子百家都有各自“轴心突破”的道理与路途，孟子、惠施、庄子都声称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然而他们却又各有学派的立场，都想要通过“天人合一”以建立心目中世界的理想秩序。
孔子一生贯彻一个中心思想，他自己称为“吾道一以贯之”。他一生所追求的道，和尧、舜、伊尹、巫咸、周公的道一致，其道不孤！
【注释】
[1]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页。
[2]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85—91页。
[3]《说文》：“礼（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
[4]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291页。
[5]周初对祖宗的祭祀，除了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外，经常所祭的宗庙大概四庙或七庙之间；亲尽则庙毁，庙毁则不常祭，此即所谓“亲亲”之义。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第9—10页。
[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41—46页。
[8]《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参见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58页。
[9]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2009年，第280页。
[10]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5页。
[1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10—11页。
[12]李宗侗注译，叶庆炳校订：《春秋左传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上册第515页。
[13]《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毛诗郑笺》，新兴书局，1993年，第128页。(https://www.daowen.com)
[14]《史记·殷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第15页。
[15]《尚书·周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1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16—20页。
[1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61页。
[18]例如：《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另外，方东美先生在《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提出《尚书·洪范》是一部殷之遗老箕子口传与周武王的古代神权政治之宝典，并指出天子是代天行道与为百姓造福的地上帝王，具有神圣的人格，死后克配上帝，在帝左右。见《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出版社，2004年，第84—123页。
[19]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学生书局，1973年，第21—25页。
[20]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89—95页。另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
[21]转引自陈松长、廖名春释文，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34—435页。
[22]《国语·楚语下》有记载绝地天通之前古巫觋应具备的主观条件为聪明圣智，拥有超常的感通能力。中国古巫的代表是商代的巫咸（见《尚书·君奭》），战国时人们认为他是神巫。历史学家认为上古曾有一个官巫合一的时代。李宗侗：“君及官吏皆出于巫。”（《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冈，1954年，第118页）陈梦家：“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二十期，1937年，第535页）详细讨论参阅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二章，第20—62页。
[23]转引自陈松长、廖名春释文，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集，第435页。
[24]参阅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37—56页。
[25]蔡仁厚：《中国哲学史大纲》，学生书局，1988年，第18页。
[26]此段内容参照台大公开课傅佩荣教授讲授《〈论语〉解读：宰我问三年之丧》（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103S106/2）。
[2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9页。
[28]曾春海：《〈论语〉中礼义与仁的关系》，《儒家哲学论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89年，第21—23页。
[29]曾春海：《探〈论语〉仁之涵义》，《儒家哲学论集》，第16—17页。另，曾师称儒家是“道德的存有学”。
[30]转引自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94页。
[31]“上帝降懿德”语本西周前期史墙盘，铭文明言“上帝降懿德”于文王，使他“匍有上下，合受万邦”，即受“天命”之意。转引自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