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钱穆晚年曾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终归宿，“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1]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2]亦名《天人损益论》，是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写的博士论文。在“序言”中，他写道：“理想化天然境界者，谓不好起于人为，欲好须先去掉人为，其目的在损。理想化人为境界者，谓天然界本来不好，欲好须先征服天然，其目的在益。我书名所标‘天’、‘人’、‘损’、‘益’，其意如此。”^[3]或损或益的不同致思路向，在天、人关系中方为可能。即使金岳霖的《论道》，^[4]也是天道与人道互举，不过，他更注重合起来的道：“最崇高概念的道，最基本的原动力的道决不是空的，决不会像式那样的空。道一定是实的，可是它不只是呆板地实像自然律与东西那样的实，也不只是流动地实像情感与时间那样的实。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它虽无所不包，然而它不像宇宙那样必得其全然后才能称之为宇宙。自万有之合而为道而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而言之，道无量。”^[5]知识论上可以分而言之的道，与元学（本体论）合而言之的道，在为金岳霖的哲学提供本体论支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6]在金岳霖的思想中，为学与修身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其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不言而喻。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7]亦视“天人合一”为中国哲学根本观念。^[8]余英时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9]一书，也是以天人合一为主线来梳理中国古代思想起源。在此书第一章“引论”中，他特别强调了“‘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宗教、哲学思维的一个独有的特色，这是现代学人的一个共识”。^[10]并提及钱穆晚年彻悟在20世纪末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激烈争论：“为了探讨这古典命题的确切意涵，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疑问：例如中文的‘天’究竟意指自然，还是统摄了自然的神？在什么意义与程度上，我们有充分的保证，可以主张天、人构成了‘合一’的整体？在什么方式上，这个古典命题和现代生活具有关联？相对于盛行的西方文明‘征服自然’意向，‘天人合一’是否能理解为‘自然与人之谐和’？果若此，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又当如何为中国文化所运用呢？还有，如果将以宗教、形上或伦理的意义来诠释‘天’，那么我们能从这个古老命题中得出什么样的关于中国精神的现代甚至后现代意涵呢？”^[11]在余英时的简要概括中，可以看出，关于天人合一，学者们主要围绕何谓、为何、如何三个向度，在中与西及古与今的诠释张力中展开讨论。但是，时间性序列中的古今维度，方是天人合一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12]天人合一的开放性召唤着不同的理解，而理解的历史效应又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理解，并不断地制作、创造着这一问题本身。因为“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13]这或许是中国天人合一这一形上追问与形下践履传统持续散发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虽然，作者原意可寻而不可得，但是在诠释者所理解之意可能模糊意义的边界，以及文本原意固化意义等诸多危险面前，重新审视中国第一位哲人孔子^[14]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便具备了回溯根源和厘清边界的双重意义。(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