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礼重法：道德治理的两条进路

道德治理“指的是道德承担‘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用‘应当—必须’和‘不应当—不准’的命令方式，发挥调整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社会作用”。^[7]其中“抑恶”是道德治理的逻辑基点，强制性法律禁止是其目标实现的进路，而最终目的是“扬善”。如何达到“善”的目标，这需要“礼治”来实现。因此，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是实现道德治理两大功能的两条进路。在社会治理中，荀子非常推崇、推重“礼”对治国安邦的重要功能，同时，他又把“法”引进儒家的礼治治国方略中来，强调国家治理要“隆礼重法”。他说：“隆礼重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成相》）

第一，道德治理就是礼治。道德治理的过程就是对于人的道德存在进行规范设计的过程，道德治理的主要进路就是礼治。荀子说：“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待，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荀子·君道》）礼有治理功能，为道德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富国》）。只有隆礼，人们才能恪守本分，“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荀子·王霸》）。礼治对于道德治理的积极意义在于：对普通民众来说，礼治形成的完善的制度能够起到纯化民情的作用，“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礼治将“软约束力”道德提升为一种规范的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约束权力的使用。

第二，道德治理也要借助法。礼对讲道德的人非常有约束力，但是对不讲道德的人来说，礼治是苍白无力的，这就需要法治。荀子说：“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法者，治之端。”（《荀子·君道》）对统治阶级来说，法能够改善礼的柔弱性，所谓“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荀子·王霸》）。但是道德治理不能完全依赖于法，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法家之法给予了严厉批判：“法并非天下之治道，纯粹的法将造成人们谋利不谋道，最终导致国家败亡。”^[8]在荀子看来，如果道德治理完全依赖于法，则“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荀子·议兵》）。所以，对于个体来说，礼法是修身之要道，我们都必须学习它们：“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对统治阶级来说，如果“隆礼尊贤”实现仁政就能称王天下；不能做到“隆礼尊贤”，却能做到“重法爱民”也能称霸天下。如果两者都不能做到只能亡国了：“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荀子·王霸》）因此，统治阶级只有隆礼重法，才有四海升平的气象，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刑，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https://www.daowen.com)

荀子隆礼重法的治理方略，受到儒家后学所推重，《汉书·贾谊传》所说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思想就是对荀子隆礼重法治国理念的发挥。礼是用来防范于未起的，而法则是对已经实施的违法犯罪和严重不道德的行为加以制止的，两者相互补充，构成社会稳定的现实基础。

礼治与法治历来被视为促进社会稳定和人的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从道德治理本身来看，加强道德治理的目的在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以礼法为核心的制度为其提供保障。道格拉斯·诺思曾经说过：“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9]就制度制定本身而言，它是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限制主体的行为使之不致妨碍他者的利益而获得人际交往的相容性，这是社会得到延续的前提。对于一个制度来说，如果不具正义性，就像罗尔斯说的，不谈制度性正义只谈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完善，且对个体提出种种严格的道德要求，就如同充当了一个牧师的角色，即便个人真诚地相信和努力遵奉这些要求，也可能只是一个好牧师而已。^[10]

因此，只有当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理念符合伦理道德的正义精神，制度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为社会治理服务。我们现在进行的以“清权、确权、配权、晒权和制权”为其内容的权力改革，目的就是为权力的行使打造透明的制度笼子，让当权者不能腐，不敢腐。但道德治理的目的是要优化人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让当权者不想腐，自觉地成为道德情操高尚的君主，这才是道德治理想要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