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藏汉文化之间交流的传统面向
从考古和历史的维度来看，早在先秦甚至更远的时代，藏民族和汉族的前身即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到秦汉时，统一的秦汉王朝中央政府即在青藏高原和中原内地政治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的文化经济的交流也必然有一定的进展。”[3]在对藏汉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研究上，学界已取得了不少具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但由于文献典籍的缺乏，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仍显不足。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吐蕃与唐朝时期的文献开始研究藏汉之间的文化影响。从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影响的研究向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部分学者是从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来谈；一部分学者是从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来谈；还有部分学者则是谈汉藏文化之间的互渗。
关于汉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由于吐蕃时期和唐朝都崇信佛教，在公元八世纪就有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人的论辩。法国著名藏学学者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通过对敦煌史料的分析，梳理了中印僧侣于8世纪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有关禅的大辩论。这次辩论，可以说是汉地佛教禅宗与印度空观思想的交锋，也是顿悟成佛与渐悟成佛之争。虽然摩诃衍最后失败，但禅宗的思想却对当时的西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宗教上的影响外，敦煌文献中有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中庸》等藏文译文。尤其是藏文文献《礼仪问答写卷》，里面没有任何的宗教色彩，全然一副儒家伦理文化的实践画面。它以兄弟问答的形式，论述了待人接物、应对进退，以及君臣父子、师生主奴、夫妻朋友之间的关系准则。孔子在西藏被称为贡则、贡策、公子等。他被赋予神力，被认为是苯教中“贡则楚吉杰布”的原型，逐渐演化为算学、天文、历法以及消灾仪式文献的创造者。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孔子的形象开始被注入佛教色彩。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于仕麟等人的《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伦理思想的影响》（《社会科学报》2007年8月30日第5版）和《儒家文化与藏族》（《阴山学刊》2007年第1期）、陈炳应的《从敦煌资料看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伏俊涟的博士论文《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7年12月刊发的《西藏文化中的孔子形象》、顾吉辰的《孔子思想在吐蕃》（《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魏冬的《儒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和学刊》2008年第1辑）等。这些文章主要考察了儒家文化或者孔子对藏民族的政治典章制度、伦理习俗、天文历法等方面影响的研究。这一研究是单向度的，即主要关注的是汉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而且主要是从最早文献的源头考察藏汉文化交流中的单向影响。其文献依据主要是敦煌出土的藏文史料、新旧《唐书》以及《册府元龟》等历史典籍。
关于西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研究，则有王尧先生的《藏汉文化考述》。此文抉微探幽，发前人之未发，认为在《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名著中，藏族文化的影响有迹可循，反映了各民族之间文化孳乳、繁衍并孕育出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文化。
关于汉藏文化之间的互渗，则有王建林、陈崇凯所著的《藏汉经济文化交流史》。此著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基于中国历史疆域的独特的地理与自然环境，研究并理清藏汉经济文化交流史，突出说明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的客观原因及历史必然性。二是从中华多元一体大文化圈的角度，来研究并揭示藏汉经济文化交流史的逻辑，着重强调藏汉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三是以经济以及经济文化交流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藏汉民族交流关系作出全面的评述，针对以往这一主题研究偏重中原及汉族对西藏地区及藏民族的影响，作者则侧重考察并强调藏汉民族间的双向交流关系。四是从经济文化、物质文化两方面论述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史，在展示藏汉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对西藏地区、藏族方面对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重大影响予以特别的关注。(https://www.daowen.com)
除了汉族学者的研究之外，藏族学者尤其是藏传佛教系统的高僧大德也有关于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渗研究。如布顿的《布顿佛教史》、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土观宗派源流》等著述。尤其是《土观宗派源流》一书，土观活佛在“汉地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教派源流”一章中，虽然将佛教比喻为日，道教比喻为月，儒家文化为星，有抬高宗教的意图，但对儒家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影响方面还是具有客观理性的认识，书中特别分析了《周易》、《本草经》及孔子等对西藏天文历法、医学、伦理道德的影响。[4]
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历史文献中梳理藏汉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互动与影响。总体来说，它呈现一个从原来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到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再到汉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渗这样一个发展历程。这一研究所依托的文献，主要是敦煌藏文文献、新旧《唐书》、《册府元龟》、《元史》、《明史》、《清实录》等历史文献，研究者从中去寻找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史实。而这样的研究看到的基本只是上层之间的交往，尤其是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交往过程中，中原文化如何影响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制度、伦理习俗、天文历法、法律典章等。在这里不是要说放弃这一历史的、文献的研究方式或认为这一方式有任何不妥，而是要强调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有其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因教育形式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文化特色。
在中原，自孔子以来就开创了一般老百姓就能够接受教育的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教育体制。“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西藏的教育长期以来以寺院教育为主，各地数以千计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当地的教育中心，藏族各类知识人才莫不出自寺院。而对于世俗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读书识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去诵读藏文经典或汉文经典。那么当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王朝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过程时，如何将汉族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宗教观念、风俗习惯等思想观念内化为整个藏民族的思想观念并付诸实践，这就需要具有直观性的象征符号作为中介。藏民族的思维特征虽然具有很强思辨性，比如藏传佛教的因明学至今依然被全世界公认为具有严密科学性的逻辑理论体系。但这种思辨能力只是喇嘛在寺庙教育过程中需要长期培训才能习得，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要达到这种极强的逻辑思辨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藏民族另一思维特征具象思维或直观思维应该更普遍些。这一思维形式的特点是“通过具体形象、具体符号去反映抽象意义，把思维客体、宇宙本体、佛性佛法都附会在形象符号和行为之中，也就是人为地赋予特定对象以象征意义，使其与佛法完全冥合”。[5]正是这一思维特征，佛教在西藏传播的过程中，才将大量印度佛教的象征符号与原始苯教象征符号相融合，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系。藏民族正是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象征符号的世界中，这些象征符号通过记忆、族群认同和文化遗传的方式，深刻影响着藏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宗教信仰以及社会行为。格尔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定义他的文化概念的，即以符号形式表达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藉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他这里所说的符号，主要指存在于人类生活中诸如神话、仪式、象征物等象征符号。所以他也说宗教是一种象征符号体系。因此，我们研究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应该换一种研究方式，从原来的文献研究转向文化现象研究。蒲文成教授的《汉藏民间文化交流述要》一文，可以说正是研究思路转向的范文。他以藏汉结合部文化现象为立足点，分析了藏汉民族在服饰、饮食、住所、民间信仰、习俗、生产活动、语言、婚俗以及艺术中的互相吸收和借鉴。比如在建筑方面，最具藏汉结合风格的寺庙建筑如桑耶寺、小昭寺、夏鲁寺、塔尔寺、拉卜楞寺等。在河湟等地藏式建筑中的花坛、楼阁回廊、雕梁画栋无不体现了汉族建筑风格。王尧先生的《古代哲学思想的交流——“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在西藏》一文也是基于藏族腰间佩戴的护身铜镜探索《河图》、《洛书》以至五行、阴阳、八卦这一系列哲学思想在西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