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生育选择的新情境研究

“全面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环（翟振武等，2016）。蔡昉（2014）深入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风笑天（2014）阐释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城乡家庭和年轻夫妇生命历程的冲击，穆光宗等（2016）提出全面落实“二孩”政策，从而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

“全面二孩”政策塑造了职业女性生育选择的新场域和新情境。新政的实施给职业女性提供了再次选择生育的机会，也给她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为其平衡工作和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杨菊华，2014；耿兴敏，2015；叶文振，2014；杨菊华，2016；张霞、茹雪，2016）。她们面临着“生”和“升”的纠结（杨菊华，2016）。黄桂霞（2014）的研究表明，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而中断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对此，张银（2017）提出了“生育型职业中断”的概念。崔宝琛（2017）认为由于现存的性别分工和文化建构，我国青年女性正在遭受“生育惩罚”。职业女性甚至面临彻底失业的风险（杨慧、吕云婷等，2016；张霞、茹雪，2016）。同时，生育是职业女性收入减少的最大影响因素，杨慧的研究表明，有五分之一的被访者为了继续从事工作而延迟生育二孩或者不生二孩（杨慧、白黎，2017）。

一方面是竞争激烈的职场，另一方面是需要扮演的家庭角色，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迫使不少职业女性选择放弃再次生育。但这种放弃的选择又可能与家庭的生育需求相矛盾，从而使其陷入更为纠结的两难困境（郑真真，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