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

生育具有三维的属性，即数量、性别和时间（顾宝昌，2014），生育选择也包括生育数量、生育性别和生育时间三个维度，是育龄夫妇做出的有关生育的最终决定（风笑天，2016）。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职业女性的生育选择主要体现在生不生第二个孩子以及什么时候生，其影响机制包括宏观的文化与制度性因素、微观的家庭与个人因素两个方面。

有关影响职业女性生育选择的宏观因素，大致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社会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彭希哲，2016；宋健，2016；李建民，2004）；另一类则更加强调生育文化的力量（穆光宗，2014；杨菊华，2015；Bongaarts，2001）。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相关的实证研究更加强调制度、文化、结构等机制的交互作用，以及内生性的生育文化与获致性的生育制度的影响效力、制度与文化诉求相冲突时个人的生育选择等几个方面（吴小英，2014；吴莹、杨宜音，2016）。

有关微观的家庭与个人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女性经济收入与生育成本的考量，二是其工作与家庭的权衡。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育儿成本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的50%，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74.5%、61.1%、60.5%。生育选择于家庭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家庭经济条件的现实选择，而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会有更多的考虑，也会有更多生育成本和收益方面的权衡（彭希哲，2016；叶文振，2014）。

生育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等诸多方面。如：女性更切身站在孩子一方来考虑“二孩”的教育成本、经济成本以及生活品质等因素（韩肖肖，2015）。育儿机会成本难以估算，无论是母亲因照料婴幼儿导致的机会成本，还是照料孩子引起的工作与家庭平衡的两难选择，都已成为职业女性生育选择的制约因素（宋健，2016）。周云、郑真真（2015）从时间的视角考察了生育及养育子女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时间挤压，生育导致职业女性个人劳动负担的增加以及个人休闲空间的压缩。还有的研究延伸到了职业女性因生育需要承担的隐形成本，如知识资本的退化、自我提升的动力等（苏津津，2015；张韵，2016；张霞、茹雪，2016）。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成本在不同女性群体中存在着差异，其中对高教育程度、从事管理与职业技术工作、在国有部门工作等三类职业女性的负面影响更大（於嘉、谢宇，2014；郑真真等，2009）。

此外，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的权衡也是影响其生育选择的重要机制。在社会文化的认同中，女性照料子女、承担家务劳动要比个人职业更为重要。女性仍然是无酬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主客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远远超过男性（佟新、刘爱玉，2015；Fursman，2002；杨菊华，2014；郑真真，2016；张永英，2016）。实证研究表明，在城镇青年中，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者超过四分之一，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是同类男性的两倍以上（杨菊华，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