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生育选择的模式和路径研究

由产生生育意愿到实施生育行为，中间有多个博弈的过程，生育选择正是过程之一。这个博弈的过程是个体对国家、家庭和个人利益的权衡。自改革开放至今，个人生育选择的模式从国家利益决定和行政干预型向国家利益引导和市场调节型转变（李建民，1994；吴小英，2014）。随着个体化趋势的显现，职业女性生育选择的自由度在扩大，影响因素也在增多。

有关选择路径的观点以理性选择模式为主导，贝克尔早在《家庭经济分析》一书中就有关于生育选择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近期的实证研究也大多集中在这个框架之内，认为当面临是否生育二孩时，职业女性会进行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关注生育选择过程中的经济理性，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关生育率的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但生育选择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学者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生育选择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重作用的结果（张伟，2016）。

此外，布迪厄在《实践感》中分析了人类婚姻和生育行为的策略选择，将惯习作为行为选择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并承认文化对于习惯形成的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在生育选择的实践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并非完全是自主的，究竟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家庭意愿，是被客观环境所迫还是出于价值理念选择，并非总是界限分明的（吴小英，2014）。因而，很难将职业女性的生育选择路径归结为纯粹的理性选择，而是一个集理性与感性以及多重复杂因素交织的选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