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与陌生人交往，我们习惯于问：您是哪儿的人？习以为常的寒暄，显露出故乡之于我们的意义。
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的故乡是清晰的，灰瓦白墙、塞北羊肉，或者汉江小巷……但他们的故乡也是模糊的，黄山还是徽州？内蒙古或者绥远？襄阳抑或襄樊？
刚接到关于“地名消逝”的采访任务，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黄山——一个将沿用千年的地名，替换为境内的一座山脉名。在办公室里，我甚至幻想着，手持采访机，静静地站在古徽州的老街上，采集着小贩的吆喝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竹林间的鸟叫虫鸣声……遗憾的是，古徽州最终没能成行。
转而做绥远的功课。于我这个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绥远这个名字，仅仅是听过而已。中学时上历史课，学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个叫傅作义的人，他的老家，与我的村子，虽然分属晋秦两省，但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他曾经领导的绥远抗战，在抗日战争史上，颇值得书写。但对绥远的了解，也仅限于此，并不知道它确切的位置。等我在绥远上做了一些肤浅的案头功课后，又因为另一个选题与此地有冲突，无奈作罢。接着换地方……
最终选定了襄樊改名后的襄阳。初到襄阳，我对这座古城并没有什么感觉。这里的高楼，长得与其他城市的没什么两样，甚至远不如别的大厦壮观。哪怕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城墙，也比不上西安的规模宏大。但在襄阳近一周的时间里，登上临汉门，游在樊城的古巷，穿梭在襄阳人当中，我知道，襄阳是不一样的。襄阳的土地上，有孔明躬耕的泥味儿，透着抗击蒙古人和日军的硝烟味儿，渗着麻辣的牛肉面味儿……
襄阳人李秀桦接受记者采访。
然而，我还是不知道能采访些什么，更不知道如何用声音元素串联起这篇报道来。用广播这种纯声音元素，展现一个地名变迁，这是我从没有过的体验。几次三番地推翻采访计划，有好几次，思路似乎明朗了，甚至确信这样写出来的报道是可听的，但着手采访，就抓瞎了。在襄阳的一家宾馆里，我和湖北站同事左艾甫，崩溃得无计可施。只能求助于外脑。
从同事到部门领导刘黎黎、刘钦，那几天他们几乎被我吵到不能安睡，幸好，我焦躁不安的情绪，没有传染给他们。几番商定，定下了大思路，细枝末节的内容，边采访边看吧。
刘克勤先生是我采访的当地第一位文化人，他从襄阳城的建城讲起，一直讲到襄阳更名襄樊，再改回襄阳的纷繁过程。他当年担任过襄阳复名专家组组长。在武昌的一家宾馆里，我们聊了四个多小时。说起襄阳复名的经过，他如数家珍：
西汉初年渐渐有了襄阳这个地名，从西汉开始就一直叫襄阳，襄樊战役包括了襄和樊，当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两个不同的城市了：襄阳是襄阳，樊城是樊城，要注意中间是要打顿号的，一直到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城市体制调整成立了襄樊市。
这中间还有一个体制秉承，是省里面有个派出机构叫襄阳地区，襄阳地区仍保持这个地名，到了1983年地市合并时撤销这个地区，两个行政机构合并为一个的时候，由于当时一些领导人考虑平衡关系，在小范围里边确定了城市的名字就叫襄樊，就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之后很多人觉得这样对于传承文化不利，使用起来也不方便，我们叫了两千多年的襄阳怎么一下子叫襄樊，很别扭，这样就提出了更名的事情。
我再声明一个事，襄阳不应该叫更名，应该是恢复名称，不是随便更改而是恢复历史上的名称。国务院在考虑襄阳恢复名称问题上是十分周全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国内刮起了一股城市更名风的时候，国务院批准了襄阳的恢复名称。我们当地的很多同仁一直都觉得恢复名称确实很有必要，所以一再呼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年几乎都有提案议案。这样日积月累就对当地政府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我当时是专家组的组长，就组织了一批学者从历史史料上、名义上从各个方面做了些调研，给当地政府提供这些决策的依据，中间我们还感觉到我们的力量不够，然后又在武汉地区组织了一批当地院校的一些专家、教授进行座谈、研讨会，这些都搞过。从我们调研的结果来看，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支持、非常赞同襄阳恢复名称。
刘克勤先生是坦诚的，采访中，他有这么一段话，我个人非常喜欢：
地名为什么说那么重要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改呢，我觉得它不仅是传承文化，它也代表了当地人、千百万人的记忆，包括游子们的一些乡愁，特别是一些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们的名称不断地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也不断地彰显了一个地方地名的一些魅力。
释贵明，是我在襄阳采访的另一位文化名人。当年在襄樊日报工作，是襄樊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留存了许多襄樊的老照片。释贵明先生用了三天的时间，带着我走遍了襄阳的老城，以及樊城的大街小巷。在一些标志性的地方，他总要拿出老照片，向我们展示襄阳的今昔对比。或许是记者出身的缘故，释贵明先生很会讲故事：
有一次我到邮局去采访，到了分拣的地方，问：“你们这些信怎么没发出？”邮递员说都是“死信”。我拿了一封信一看，恰好是我的一位邻居的，写的是“邮：襄阳武昌馆后鲁玉和收。”鲁玉和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位邻居。我说这个信为什么收不到，他说：“这个信我们以为是襄阳县的，就把这封信打到襄阳县，襄阳县说查无此人，又打回来，我们又送到襄阳城分局，也找不到。”因为他们搞不清襄阳和樊城的关系，认为襄阳是指襄阳城和襄阳县，我说襄阳是个大区划，武昌会馆是襄阳的一个会馆，他住在武昌会馆后面。因为是台湾来的一封信，所以可能不知道襄阳的变化，试图以信件的方式和家人取得联系。我把信拿回去给我妈妈，我妈妈找到这个老太太以后，老太太掉眼泪，改过来以后对很多海外的还有中国台湾、香港的人……都好，因为是老年人，老地名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写的是繁体字、老地名，造成现在这些投递员出现误差是正常现象。
像每一个襄阳人一样，讲起襄阳故事，释贵明先生的自豪感，洋溢满满：
襄阳人释贵明向记者讲述老照片的故事。
全唐诗中有250多首专门写襄阳的，而且我查了查，其中有50多首标题中就有襄阳。李白、杜甫、王维，都是些有名的诗人。李白写襄阳歌：“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这两句诗勾画了一个风俗画。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勾画了一个旅行路线，现在好多旅行社将之当作旅行路线来推广。王维写的“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写了襄阳的自然环境，襄阳人的好客彪悍。250多首都是名家的诗歌，是金钱买不来的。
看台西、台中，刘表战死的地方，凤翎关，樊城的水淹七军……樊城的资源别人没有，这些资源挂的是襄阳两字，变成襄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春风送暖到襄阳”，把襄阳改过来以后，安徽省黄梅剧团专门来祝贺我们襄阳，冯淑珍出来唱这一句，全场鼓掌，这说明老百姓对换成襄阳是很欢迎的。有人提议在城墙上立黄蓉拉弓像。甚至有人提议要在公园立黄蓉的雕像，这个国际的影响很大，黄蓉郭靖守襄阳就是以襄阳战争为素材写的这一部小说。如果把这些东西隔断，写个襄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采访中，当地的老一辈儿文化人，津津有味地讲着襄阳的历史，颇为得意地叙述着襄樊改回襄阳有多么成功，多么重要。
但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与人聊起故乡，他们还是襄樊人，他们乐于见到改回襄阳，但这也不妨碍他们怀念襄樊。比如在襄阳古城里开着一家音乐棚的90后小伙子刘云飞，他的一番话，其实更能代表年轻的襄阳人的想法：
我觉得有好也有坏，一方面襄樊用了六十年了，从1949年到现在，这里有两三代人对襄樊有种不可磨灭的印象，襄樊更能代表一种地道的感觉，但是襄阳是来自于武侠剧中的，更容易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这，更有历史的厚重感。就是本地人分不清襄阳和襄樊，因为这两个都是蛮重要的。逢年过节回来都要到一些经常到的地方走走，吃吃牛肉面，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并没有出去，是因为家乡有这些让我们眷念。当然最终他们留在那些地方，他们思念的是襄阳的牛肉面、古城墙、汉江，把这些元素写在这个歌里其实已经是六十多年了嘛，几代人的记忆了。其实说影响，无非是地名换了一下地图上名称换了一下，事实上我们平时还是乐意说回襄樊。有时候说不是改名了嘛，那就说回襄阳吧，但时间长了都说回襄阳吧。这是逐渐地，可能也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再把这个襄阳的记忆像襄樊一样烙在记忆里面。
是啊，故乡有它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命运，而地名，就是这一切的载体。早在十五年前，著名作家冯骥才就曾经发表文章《地名的意义》，他说：“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可是，频繁变换的故乡之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深我们在现有文明冲击之下，本就茫然的归属感。喧嚣之中，何处是故乡？
肖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