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史里寻诗”，是故事和人物“找”到了笑笑生
2013年5月20日晚观听中央电视台撒贝宁主持的《开讲了》的节目，主题是科学与文艺，嘉宾是莫言、范曾和杨振宁。在这次交流对话中，莫言说了这样一段话：“从前是我找故事，到后来是故事来找我，是人物来找我。”（大意）这是一次极普通的电视节目，也只是一段普通的创作经验谈，但它竟然唤醒了我认知笑笑生为什么写《金瓶梅》，又如何能写《金瓶梅》，又有谁会写《金瓶梅》这样的联想！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灵感突袭。也许这对一些人是无所谓的，但当时我正在构思这篇“金学”文章，这段话却如此奇妙地触发了我进行一次“逆向考察”的思绪：笑笑生的前辈是怎样创作他们的小说的，笑笑生为什么有别于他的前辈，笑笑生又是怎样突破和超越了前辈的创作模式的……
众所周知，《金瓶梅》之前的《三国》《水浒》《西游》，它们几乎可以说都是从历史中寻找故事，找人物。于是传统小说创作的大格局，历来是历史故事化的格局，即历史小说—故事化的历史。历史故事化的第一形式就是传统历史小说中发育最成熟的形式：历史演义。历史演义式的历史小说，大抵是以历史朝代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演绎有关正史和野史的传说，它或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或本之史传，但仍然有实有虚。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之模式，其代表作当然是划时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
历史小说的第二形式，是写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式的历史小说，以故事为中心为主线加以组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实际上被淡化了、虚化了，《水浒》是为代表。这些我曾把它概括为“史里寻诗”。所谓“史里寻诗”就是指作家大多附丽于历史的某些记载，又从野史传说中攫取素材，进行艺术构思，从而写出故事、塑造人物等等，这样的写作，不可避免地是作家必须、也必然从历史中、传说中去发现他可以进行构思的题材，他很难完全跳出历史的框架，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找出有历史意味的故事，找出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即使神魔小说《西游记》，作者也还是要依附于真人真事的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这种故事与人物同历史的天然联系，使历史回忆转化成眼中的一道纯粹的风景线，在这种历史和叙事悖论中，历史作为一个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整体，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历史的史诗化仍然是历史的被挪用和转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因为它们富有了真正的文学意味。一部《三国》毕竟是以艺术形象的方式体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战略思想；而《水浒》似有站在“历史”之外的味道，但还是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景观，一段历史，于是一连串的英雄故事就构成了一部“史”。
有意思的是，我们读这些艺术魅力无穷的作品时，几乎很难忘记诸葛亮、刘关张等，也不会忘却那一幕幕震撼心灵的侠义故事，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让我们永远感到亲切。不过，他们又都不是我们的“身边人”。
《金瓶梅》的伟大变革和超越就在于它写了“当下”的故事和“身边人”。《金瓶梅》离《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到百年时间，但小说的变革，由于《金瓶梅》书的出现，我们突然发现，小说观、小说的审美意识、小说的叙事方式等等都发生了激变！这当然不是笑笑生一人的小说智慧，也不可能是他一人之功，我想，根本的变革源于这个时期“人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群”的变化，就带动了社会生活的一系列的变革，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应是包括人的心理、情感和心态的变化。(https://www.daowen.com)
我们这里说的“人群”，指的就是城镇市民阶层的激增，及其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市民的审美趣味大大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审美趣味。随着人群和审美意识的变化，小说的个人化写作也趋于成熟。在城市市民的故事和人物扑面而来时，笑笑生这位小说家的特有敏感和特异的审美体验，理所当然地被这扑面而来的故事和人群所吸引。他应该是属于那最早的使自己感受到了非传统的异样成员中的一个。他以应接不暇的姿态，迅速地描绘出他身旁的人和事。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又似乎不断地模糊着他的文学感觉和现实的界限。他关注着他眼前一切有质感的生活，也被这种生活所吸引。因为这个仿真时代的有质感的生活给笑笑生带来了太多的灵感，也带来一股从未有过的原始冲动力，一种从未有过的审美体验！他不再是一点一滴地舍弃历史上的故事和各色人物，而是整体性地把他生活的“当下”的人物和故事在毫不掩饰的叙述中，一一展示给同时代人。这里已没有了历史的“隔”，有的则是“熟悉的陌生人”。他的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人物。生活，都是个人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人物，没有一个隐蔽在不可知的深处；人心，也在人与人的“冲撞”中显示出多样的“隐私”。于是你感到了这一切似都“贴着”你的感性，你的心态，你的游动着的思绪！
也许人们会提到，在宋金元明的短篇白话小说中也有诸多叙写世情的作品，比如从《刎颈鸳鸯会》到《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等不都是写的“当下”的人和事吗？对此，我的回答是：一经比较，这些短篇名作写的仍是故事；而《金瓶梅》这部鸿篇巨制写的则是人生。即：短的，讲的是故事；长的，说的是人生。这就让我们看到笑笑生的创作智慧，他把他的叙事触角伸到各个地方，几乎“无孔不入”。这种在特定人群中全方位全视野的叙事观照，为我们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它全然突破了过去小说的审美意识和一般的写作风格。在已经显得多元的明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中，笑笑生特异的审美体验应属于一种超前意识，他关注的是当下的本色獉獉的生活和人物的特异的命运。
《金瓶梅》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它没有前出三部经典奇书那种纯度极高的浪漫情怀。对于他来说，笑笑生不是简单地挣脱历史的禁锢，去轻易地抓取当下的故事。恰恰相反，笑笑生有着强烈的历史感，他的小说正是回照了社会历史的背面。只是他用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知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从故事的温度来说，《三国》《水浒》《西游》是热的，而《金瓶梅》则是冷的。一热一冷，我们体验到了笑笑生迥异于他人的原创性思维。
我们不妨听听一位外国的《金瓶梅》研究专家的评论。芮效卫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这部“大师经典”的意义。他说：它对明朝时期的服装，到饮食，到司法系统，到贪腐的描写都毫发毕现。比如李瓶儿死后接下来的六回书都是在讲葬礼习俗和服饰，书里对这些内容的着墨并不比那些香艳场景少。在此之前的中国的文学作品着眼点大都是王侯将相，而《金瓶梅》是中国第一本描绘普通人物市井生活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如此详尽地描写市井生活小说在那个时代也是罕见的。[1]一位外国翻译家很客观地称道《金瓶梅》是“第一本”描绘普通人物市井生活的小说，应该得到我们的赞赏。进一步说，作为一位教授，芮效卫用他对《金瓶梅》的价值评估，否定了他的同行夏志清先生所言《金瓶梅》是“三流作品”的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