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对其医学品格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标准。儒家构建的“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构成了中国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古时学医之人，多为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儒士，其医学品格的形成，自然深刻地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早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提出：“怪当今居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其中“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便属儒家“孝仁”思想的集中表现。儒家的“忠恕”思想，更是被众多医家用在伦理道德的阐发和医生行为规范的探讨上，喻昌也不例外。
在他的《寓意草》自序中这样写道：“昌于此道无他长，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无不静气微心，呼噏与会，始化我身为病身。负影只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来，既化我心为病心。苟见其生，实欲其可，而头脑骨髓，捐之不惜。倘病多委折，治少精详，蚤已内照。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渊明所谓斯情无假，以故不能广及。然求诚一念，多于生死轮上，寂寂披回。”患者愁苦，视同己出，其意诚，其情切，令人叹服！儒家所倡导的格物致知，正心求诚，正是喻昌力求的，其一生对于医学的深研精究，对于患者的高度负责，是难以企及的大儒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家崇古尊经的作风，对于经典的注释和解说，一代一代，层出不穷。这种作风同时影响着中医界，习医之人必以研读医经为首务，借经文来阐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形成了注解医经为归宿的治学方式，从而使中医论著史上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医经注释、发挥类的著作，形成了中医思想的完整性和一脉相承性。喻昌的医学思想，多源于《伤寒论》，其对《伤寒论》的注解和发挥，遵古而不泥古，推陈而出新。比如他在方有执的基础上，提出“三纲鼎立，错简重订”的《伤寒论》研究新思路；在《伤寒论》的框架中，提出“伏气温病”的新学说，对于温病理论的形成功不可没；喜用经方，然对于经方的使用，灵活化裁，取其精髓，常常药到病除，效如桴鼓。儒家尊经思想，喻昌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他一改尊经过于保守的作风，大胆创新，推动着中医理论向前发展。
2.道教思想的影响 《牧斋遗事》曾载：“嘉言本姓朱，江西人，明之宗室也。鼎革后，讳其姓，加朱以捺为余，后又易木以刖为俞。向往来钱牧斋之门，结庐城北之麓。少遇异人，授以秘方，兼善黄白之术。弟子有起祈其术者，辄语曰：‘我誓以济世不以私，先师强授我，然尚不免大谴二，一天殛，二无后。汝愿天殛乎？无后乎？二者必于设拆时愿受其一乃可。’弟子闻而惧，不复请。人或疑其托词以拒，然嘉言实无后。”此段记录，可推测喻昌少时曾接触道教炼丹术，由此给喻昌无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可见，喻昌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以及高超的医术，也深受道教的影响。
道医本同源，均与古代的神仙信仰密切相关。道教是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沿习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观念和修持方法，于东汉中期最终形成。它并不向往来世天国的永生，而是直接追求现世人间的长存，企图用内在修炼和服食丹药达到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的目的。道教的这种成仙企图固然是一种幻想，却由此发展出养生、祛病、延年的一套方法。由此，学道之人兼修医术，道教即与中医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并对中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炼丹术原本是道教炼养方式的一种，是以金石类矿物、草木、动物等为原料，在真实的炉鼎中采用化学方法炼制成自以为养生延年的仙丹。然而，仙丹未炼成，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古代化学科学的发展，无意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合金。这对于喻昌来说，无疑是增添了一种济世救民的好方法。喻昌诊病时，对于贫苦人，常常爱护有加。他常把炼丹术炼得的银子放在旁边，诊病的时候，如果看到穷人，他就偷偷地放一些在装药的包里，“或三星，或四五星”，然后告诉患者：“归家须自检点，乃可煮也。”穷人回家以后，一打开药包，看到银子，喜出望外，常常没吃上药，病就好了大半。
喻昌医学品格深受道教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3.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东汉末从印度传入中国，其医理、方药、保健、养生以及道德规范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以慈悲为本，慈悲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的道德观念。同时，佛教以严格的戒律来规范僧侣的行为，最基础的佛教戒律称为“五戒与十善”，核心内容是“一心向善，诸事莫恶”。可见，佛教普度、慈悲为怀的思想贯穿根本。
喻昌曾长期受佛门熏陶，对佛教戒律能够严格奉持。脱离僧团后，喻氏以行医为业，治病救人，佛门戒律时时在心，强调要以律戒医，认为：“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而入门，后乃尽破微细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为大医。何可妄作聪明，草菅人命哉？”由此，喻昌进一步指出，作医生一定要选取明良之辈，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凶吉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顺逆之节，原疾病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洞幽，不失细少。而对于那些违背医德之辈，应当借鉴佛门规制，要其脱离医界，自责自讼，深刻反省，改过自新，重新执业。喻昌希望这样，可汰除庸混之辈，确保行医者之纯洁医德。
喻昌并非以此自矜，在他的临床病案中时时可见古道热肠、急危救困的大医形象，如亲自守护、煎汤喂药之事，数不胜数。喻昌曾说：“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晚年，他效法佛教讲经的形式，开设医学讲坛，将自己所学传给后学、循循善诱、释难解疑，使福泽广施，绵延不绝。
胡卣臣曾这样赞颂喻昌：“每与嘉言接谭，如见刘颍川兄弟，使人神思清发。或体气偶有未佳，则陈琳一檄、枚氏《七发》、少陵五言诗、辋川几重图无不备矣。观此论，至明至正，至精至微，愧无马迁笔为作仓公传也。”连用典故，一气呵成，足见喻昌高尚杰出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