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其医学思想的影响
喻昌十年的僧侣经历，对他的医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其晚年著就的《医门法律》一书中，佛教思想贯穿始终。
喻昌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结合佛教的“五蕴学说”，对病因学说加以拓展，提出“四大归阴说”。佛教的“五蕴”又称五阴、五众、五聚。其中的“蕴”在汉时译为阴。“五阴”即色、受、想、行、识，具体说来，色蕴即一切色法之类聚，属于物质现象。受蕴即苦、乐、舍、眼触等所生之诸受。想蕴指眼触等所生之诸想。行蕴指除色、受、想、识外的一切有为法，亦即意志与心之作用。识蕴，即眼识等诸识之各类聚，“受、想、行、识”则属于精神现象。佛教理论把“人”抽象为“五阴”之和合，所以人是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统一，身与心的统一。同时，佛教理论中又把四大即“风、火、地、水”当成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基本因素。佛教认为，若四大失调即会致病。如《佛说五王经》云：“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谓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大不调，举身沉重；水大不调，举身浮肿；火大不调，举身蒸热；风大不调，举身倔强，百节苦痛。”“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发。”中国传统的病因病理学说都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其中阴阳是核心，“木火土金水”五行是构成人体的要素。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学理论中的“四大”致病学说很快就对中医病因学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此，喻昌提出“四百四病，皆为阴病”的观点，认为“夫水火木金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原不独畸于阴。然而五行皆附地而起，水附于地，而水中有火，火中有风，人所以假合成身，身所以相因致病，率禀四者”。他将四大与阴阳学说结合，以阴阳二气之说来解释四大，五行则成为其中的中介。喻氏首先将五行作为有形之物，将其与佛教理论中的“五蕴”相比照，即色蕴，从而将“五行说”与“四大说”相联系。然而，喻昌认为五行中的金有其独特之处，“金性坚刚，不受和合，故四大唯金不与”。由此，将佛教理论中的四大与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使两者合二而一，成为佛医理论之基础。同时，特别注意到金与气不易结合之情况，将金排除在外，从而使佛医理论更为合理。喻昌完成了佛教病因理论和中国传统病因理论的完美过渡和结合。
喻昌的四大归阴说的创立，意义重大，他更加重视阴邪致病，在他之前的诸医家对阴病认识不足。“《内经》凡言阴病，但启其端，弗竟其说。”而朱丹溪、节斋（即明代王纶）等人“多主贵阴贱阳”以致“畸重乎阴，畴非至理”，更加导致对于阴病的认识与诊治的偏差。喻昌以自然间之地震作比，认为“天原不混于地，乃地气加天而混之耳”。他深受佛学中的劫厄成毁理论影响，认为自然的异常灾害是地之浊阴之气包于天之阳气，而人体中情况与之相似，阴盛必致阳微，提出“每见病者，阴邪横发，上干清道，必显畏寒腹痛，下利上呕，自汗淋漓，肉瞤筋惕等症，即忙把住关门，行真武坐镇之法，不使龙雷升腾霄汉”之一类辨证施治之治验，治疗阴盛阳虚所致病证。他把阴邪致病与四大联系起来以开辟阴邪实体说，治法完全不同于过去滋阴方法，而用温阳之法急驱阴气，以大剂参附、姜桂投之，取得明显效果。喻昌重视温阳的观点，在他的大气论中也得到了体现，如针对胸阳不振、阴寒上乘的胸痹心痛短气，诊疗时应“识胸中为生死第一关”。把大气与胸中阳气联系在一起，用药以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黄、附子，以通胸中阳气。
同时，喻昌深受佛教禅悟的影响，在医疗过程中非常注意心悟。如他在《寓意草》自序中云：“医者意也。一病当前，先以意为运量，后乃经之以法，纬之以方，《内经》所谓微妙在意是也。”凡遇到古典中不可理解的地方，不能敷衍了事，而要“途穷思返，斩断意识，直接返禅”。通过悟的方法，喻昌突破了经典的许多条框，大胆地指出前人的失误之处，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如在《内经》病机十九条的基础上提出“秋燥”的理论，在竹叶石膏汤古方的基础上创制了著名的清燥救肺汤，确有卓效。
喻昌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七情致病的基础上，结合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安心”说，借以告诫医门同道在诊治外因致病的同时，不可忽视精神因素所致的疾病。喻昌强调“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赅志意。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因此，对于五志失调所致的疾病，希望患者能“从事空王，消除积恨可也”。此处空王即指释迦牟尼。喻昌十年禅修经历，让他认识到佛门修行对于情志的调节作用，因此希望病家皈依佛门，通过长时间的修行来调节心态，消除积恨。
此外，喻昌还从佛门素食中获得启示，在注重精神调养的同时，强调病家饮食的配合，强调饮食的清淡茹蔬，不主张饮食五味偏胜。在外感初愈后，喻氏特别提醒，此时病家元气已虚，然邪热未净，这时若补虚，则热不可除；若除热，则身虚不能胜任。如果采用一半补虚，一半除热，终属模糊，难得要领。对此，喻氏提出：“前贤有鉴于此，宁食淡茹蔬，使体暂虚，而邪易出，乃为贵耳！”如果反而“急于用肥甘之味以补之，目下虽精彩健旺可喜，不思油腻阻滞经络，邪热不能外出，久久充养完固，愈无出期矣”。对于无病养老者的进食，喻氏同样主张清淡饮食。由此可见，喻昌佛医思想独树一帜，在中国医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与影响。
综上所述，喻昌的医学品格和思想，饱受儒、道、佛的影响，这与他曲折非常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大凡一位大医的诞生，莫不与崇高的精神境界相关。对于人类的大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以患者利益为一切，救死扶伤，无论富贵贫贱，视同一等。医学品格直接影响着医学技术所臻境界，由此高低优劣，立见分晓。儒、道、佛，对于优秀人格的形成和熏陶，传统文化彼此间的融会贯通和影响，造就了喻昌这位德艺双馨的大医。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年第2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