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对黄疸外感内伤分类的贡献
1.仲景学说与黄疸外感内伤分类的关系 王伯祥认为：“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对外感发黄与内伤发黄均有较深入的研究……清代《医门法律》一书探索仲景之学，将《伤寒论》所述者称之为外感黄疸，《金匮要略》所述者则称之为内伤黄疸，可谓要言不繁。”
笔者认为这两句论断都值得商榷：首先，仲景对黄疸主要采用的是辨病论治，《金匮》首创的五疸分法（黄疸、谷疸、酒疸、女劳疸、黑疸）为最早的黄疸辨病分类，对后世的影响远大于他在《伤寒论》中使用的六经辨证。而无论五疸辨病还是六经辨证，皆未以外感、内伤分类。
其次，喻昌并不是简单地“将《伤寒论》所述者称之为外感黄疸，《金匮要略》所述者则称之为内伤黄疸”，而实为：“《金匮》虽举外感内伤诸黄，一一发其底蕴，其所重尤在内伤。”以此可见，喻昌已经发现《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理论和治法用方有相关性，不可能截然分开。应该说喻昌这样的论述是较为客观的。
仲景虽然认识到伤寒和内伤同是黄疸的病因，但是其五疸说对内因更为重视，他也从未明确将黄疸分为外感、内伤两类，更未将外感内伤上升到辨证论治的理论高度。仲景之后的医家多受仲景影响而偏向黄疸内因认识，无论是汉唐辨病论治，还是宋以后的湿热论、阴阳黄论，对于外因的重视都不够。
应该说，仲景为后世医家开辟了很多道路，他的著述对于宋以后的黄疸湿热论、阴阳黄论、外感内伤等理论的建立都有启发之功，但我们在研究时不可将后世医家对仲景学说的发挥全当作仲景自己的理解。从喻昌对仲景理论的认识就可看出宋明阴阳黄论和东垣外感内伤辨证等的影响。
2.外感内伤分类的发端 黎德安认为：“外感内伤，这一分类法以清初名医喻嘉言所倡导……比喻嘉言稍早一点的明末秦景明《症因脉治》中率先采用了外感黄疸、内伤黄疸的分类法。”
笔者对此观点提出商榷，以为：黄疸外感内伤分类的草创应不迟于明初刘纯；秦景明并未采用外感内伤分类黄疸。
刘纯在《玉机微义》黄疸门下分出伤寒发黄和内伤发黄两类，伤寒发黄又分成阳证和阴证，黄疸外感内伤分类辨证之肇始似应不迟于此。但刘纯在黄疸门下又细述五疸说及干湿黄，并未完全以伤寒、内伤辨治黄疸。(https://www.daowen.com)
刘纯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应和，如李梴《医学入门》等。又如万全在《幼科发挥》（1579）中指出：“疸有二证，疸有因天地湿热之气而发也者，有因水谷之湿热而发也者。”《景岳全书》称：“阳黄证……不拘表里，或风湿外感，或酒食内伤，皆能致之。”
《症因脉治》中确实采用了黄疸外感内伤分类，但笔者认为这一分类法为秦景明的侄孙秦皇士1706年重辑刊行时所采用。让我们考察《症因脉治》中秦皇士序：“余幼业医，见家伯祖景明公有《症因脉治》一稿。序原丹溪先生《脉因症治》中来。时余学浅，未会其趣。后见嘉言先生《寓意草》云：‘治症必先识病，然后可以识药。今之学医者，识药不识病。叹《内经》《甲乙》无方之书，无人考究。丹溪《脉因症治》，分析精详，反不见用，而《心法》诸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余因知景明公《症因脉治》之作，非无谓也。遂有纂述之志，然慎之未敢为也。后三十年，年至虑深，每思有以成公之集，而牵于生事，日无宁晷。偶忆袁先生可以济人之语，遂乃屏绝应酬，潜心纂述。症分内外伤，因分内外因，脉分虚实，治分经络。对症用药，无游移多歧之惑。”由此并参考后文凡例，我们可以看出“症分内外伤，因分内外因”当为秦皇士所纂述，而非景明原著时采用，且皇士之学术观点受到了喻嘉言的明确影响。
3.喻昌对黄疸外感内伤分类的贡献 喻昌首倡以外感诸淫、内伤七情饥饱等来归类分析仲景五疸，提出“夏月天气之热，与地气之湿交蒸，人受二气，内郁不散，发为黄瘅，与龛酱无异。必从外感汗、下、吐之法，去其湿热”。而“其谷瘅、酒瘅、女劳瘅，则病自内伤，与外感无涉”。他在《医门法律》（1658）卷六“黄瘅门”对《金匮》主要条目皆以外感内伤分析。例如：“《金匮》论外感热郁于内，而发黄之证云……其义取伤寒风湿相搏之变证为言，见风性虽善行，才与湿相合，其风即痹而不行，但郁为瘀热而已。及郁之之极，风性乃发，风发遂挟其瘀热以行于四肢，而四肢为之苦烦，显其风淫末疾之象。挟其瘀热以行于肌肤，而肌肤为之色黄，显其湿淫外渍之象。”当以汗下之法、表里分消治之。又如喻昌认为谷疸或由外感阳明而胃中余热未除所致，“必用和法，先和其中，后乃下之”；或由“七情饥饱房劳，过于内伤”，致胃热伤膀胱（多）或脾寒伤肾（“十中二三”）而发黄，并评价“此论内伤发黄，直是开天辟地未有之奇，东垣《脾胃论》仿佛什一”。对于治法，喻昌指出：“是则汗法固不敢轻用，下法亦在所慎施，以瘅证多夹内伤，不得不回护之耳。”
喻昌还确立了黄疸外感内伤律条：“黄瘅病，得之外感者，误用补法，是谓实实，医之罪也。黄瘅病，得之内伤者，误用攻法，是谓虚虚，医之罪也。”这是黄疸外感内伤理论的宣言性论述。他将外感作为实证，内伤当作虚证，仲景体系与陈无择三因说以及明代对内外因的认识在此交汇，更多的应是李东垣外感内伤辨证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喻嘉言并非如王伯祥所认为是对仲景“已经”深入研究过的外感内伤发黄进行了探索，也非如黎德安所说的那样“倡导”了秦景明最先采用的这一分类法，而是从仲景理论和前代医论中提炼并确立了外感内伤分类，《医门法律》当可看作黄疸外感内伤分类建立的标志性作品。喻昌发掘出外感内伤辨证的价值，并赋予黄疸外感内伤理论以生命。
4.喻昌对清代黄疸外感内伤理论发展的影响 前文已述，秦皇士辑《症因脉治》（1706）完全以外感内伤构建黄疸体系，将黄疸分为外感黄疸与内伤黄疸，外感黄疸包括黄汗和正黄疸，内伤黄疸包括谷疸、酒疸、女劳疸、阴黄，每一类都分症、因、脉、治四部分讨论。在凡例中，秦皇士称：“凡前贤著书，往往于外感内伤，有余不足，混叙一篇，不分条例。彼以同是症名，则同一论列，听人自择而已。不知此但可语中人以上者也，设中下之才，因见同在一门，每每以治虚之法，施之实证之人，内伤之方，用之外感之症。余今于每症中，必以外感内伤，各著一端，有余不足，各分治法，临症庶无多歧之惑。”从秦皇士所谓“每每以治虚之法，施之实证之人，内伤之方，用之外感之症”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喻昌疸证三律的影响。
其他如陈士铎《石室秘录》、杨时录《本草述钩元》、叶桂《叶天士医案》、汪蕴谷《杂症会心录》对黄疸外感内伤皆有所发挥。民国时期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继喻昌后对外感内伤分类进行了深入探讨。张锡纯试图融汇中西之理法，突出肝胆在黄疸理论中的地位，以“胆脾并治”分析内伤与外感发黄，黄疸外感内伤分类的症诊因机法方药体系自张氏而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