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对黄疸理论的其他论述
1.对湿热论的阐发 12世纪初的王贶在《全生指迷方》卷三“疸病”首次将湿热分成了“热多而湿少”“湿多而热少”二类。《丹溪心法》卷三“疸三十七”：“疸不用分其五，同是湿热，如盦曲相似。轻者，小温中丸；重者，大温中丸。热多，加芩、连；湿多者，茵陈五苓散，加食积药……”明确分辨湿热轻重、多少，照顾兼症，并据此加减用药，比王贶更进一步。
而喻昌进一步阐发了此观点：“黄瘅病为湿热之所酿矣，然有湿多热少者，有湿少热多者，有湿热全无者，不可不察也。仲景虑瘅病多夹内伤，故尔慎用汗、吐、下之法……凡治湿热而不顾其人之虚寒者，睹此二义，能无悚惕耶？”他分析小建中汤“必小便自利，证非湿热者乃可用之”，而小半夏汤“凡遇湿多热少之证，俟其热少除，即用此以温胃燥湿，其治热多湿少，当反此而推之”（合论《金匮》小建中汤小半夏汤二方）。
此观点对其后直至当代黄疸理论发展有一定影响，如现代中医将阳黄分为湿热并重、热重于湿、湿重于热三类。
2.黄疸三律的提出 孙思邈《大医精诚》深入系统论述医德问题，并为后世医家确立了职业道德标准。但是一直没有完整的体系来规范医生的行为，且在历代医疗实践中因医生本身的专业素养和医德缺陷而造成的“医之误”“医之杀”的现象层出不穷。
喻昌身处明清之交，兵祸四起，疫病丛生，他认为疾厄更胜于“水火、刀兵、禽兽、王法所伤残”，而当时“医以心之不明，术之不明，习为格套，牢笼病者。遂至举世共成一大格套，遮天蔽日，造出地狱，遍满铁围山界，其因其果，彰彰如也”。故喻昌以佛家心肠举“一隙微明”，参照佛教戒律为医门立下规范。徐复霖称：“《医门法律》顾名思义就是医学的规范。法者正确诊治之谓，律者误诊失治之责。”《医门法律》中阐述诸法、申明各律，确立医疗规范，用以指导医疗实践。故《四库提要》云：“昌此书乃专为庸医误人而作。”
面对黄疸证，喻昌怒曰：“以陈无择之贤，模棱两可其说……青天白日，梦语喃喃，况其他乎！”故定下律三条为：“黄瘅病，得之外感者，误用补法，是谓实实，医之罪也。黄瘅病，得之内伤者，误用攻法，是谓虚虚，医之罪也。阴瘅病，误从阳治，袭用苦寒，倒行逆施，以致极重不返者，医杀之也。阴瘅无热恶寒，小便自利，脉迟而微，误开鬼门，则肌肤冷硬，自汗不止；误洁净府，则膀胱不约，小便如奔，死期且在旦暮，况于吐下之大谬乎？即以平善之药迁延，亦为待毙之术耳。在半阴半阳之证，其始必先退阴复阳，阴退乃从阳治，若以附子、黄连合用，必且有害，奈何纯阴无阳，辄用苦寒耶？”
喻昌所谓“实实虚虚”可见到东垣之影响：“世俗不知，往往将元气不足之证，便作外伤风寒表实之证，而反泻心肺，是重绝其表也，安得不死乎。古人所谓实实虚虚，医杀之耳。”仍在倡导黄疸外感内伤分类，而他称阴瘅误从阳治为“医杀之也”，显出了他对阴瘅的特别重视。
此外，他还关注用药与体质关系，在黄连散条下指出：“田野粗蛮之人，多有实证，可用此药。若膏粱辈纵有实热，此方亦未可用，当以为戒。”(https://www.daowen.com)
3.对阴瘅的认识 喻昌指出阳、阴瘅不能简单地从气血判断：“今人但云阳瘅色明，阴瘅色晦，此不过气血之分，辨之不清，转足误人。如酒瘅变黑，女劳瘅额上黑，岂以其黑遂谓阴瘅，可用附子、干姜乎？”治疗阴黄时，喻昌选用茵陈附子干姜甘草汤、小茵陈汤、茵陈附子汤、茵陈茱萸汤、韩氏茵陈橘皮汤、韩氏茵陈茯苓汤、茵陈附子干姜汤、秦艽汤、蔓菁子方共九方。
从其论述及对方剂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喻昌综合了韩祗和（罗天益）、《太平圣惠方》及《肘后方》对阴黄的认识。但事实上，这三者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病证（症）：韩祗和提出（罗天益传承）的阴黄属于阴阳黄辨证体系，与阳黄相对，需以温热药大救元气；而《肘后方》中的阴黄是一种辨病之说，其症状“汗染衣涕唾黄”，不用温热药；秦艽散方对应的是《太平圣惠方》三十六黄中的阴黄，仍为辨病之说，“身如熟杏，爱向暗卧，不欲闻人言语，四肢不收，头旋目痛，上气痰饮，心腹胀满，面色青黄，脚膝浮肿，小便不利”。
喻昌注意到上述病症证候有异：“（秦艽方）此一方治胃中津虚亡阳，面发阴黄者，其证较前方所主之证迥别，故两录之以备酌用。”并称蔓菁子方“退阴黄之不涉虚者，平中之奇。”但可惜的是，喻昌终究还是未敢指出：之所以“迥别”，之所以“不涉虚者”，是因为这两方所治原本就非阴阳黄论中的阴黄。喻昌将上述诸家之论杂糅于一体，“辨之不清”，殊为可惜。甚而喻昌因为过于推崇仲景学说，竟然称：“至于阴瘅一证，仲景之方论已亡。千古之下，唯罗谦甫茵陈附子干姜甘草汤一方，治用寒凉药过当，阳瘅变阴之证，有合往辙，此外无有也。”这种认识受到了叶天士的批判，不能不谓嘉言千虑之一失。
但喻昌对阴瘅的高度重视，并将阴瘅诊治列于黄疸三律之一，提升了阴黄证治的地位，对于阴阳黄理论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4.对胆黄说的发展 传统中医黄疸理论多以脾胃为中心构建，自宋窦材和明张介宾阐发胆黄之说后，肝胆与黄疸病因病机的关系得到了部分医家的重视。喻嘉言对胆黄之说亦有发挥：“（论钱小鲁嗜酒积热之症治法）故胆之热汁满而溢出于外，以渐渗于经络，则身目皆黄，为酒瘅之病，以其渗而出也。”
民国张锡纯致力于倡导黄疸“胆脾并治”，其观点的形成受到了喻昌的影响：“黄疸为胆汁妄行于血中，仲景书中虽未明言，而喻嘉言《寓意草》于钱小鲁案中曾发明之，彼时西人谓胆汁溢于血中之说，犹未入中国也……由斯观之，愚谓仲景治黄疸原胆脾并治者，固非无稽之谈也。”
正如张锡纯评价喻昌的那样：“非喻氏之智远出西人之上，诚以喻氏最深于《金匮》《伤寒论》，因熟读仲景之书，观其方中所用之药而有所会心也。”喻昌致力于仲景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取得了丰硕成果。总的来说，喻昌几乎继承了前代黄疸证治的所有重要成果，并对外感内伤理论、蓄血发黄说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湿热论和黄疸三律的阐发也有其可取之处。他对这些理论的阐发上承元明，下启清民，极大推进了黄疸证治的发展。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九届中医医史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萃》，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