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感急性热病

1.麻黄附子细辛汤治春温壮热　金鉴氏春月病温，先为庸医误治，二旬后酿成极重死证。见壮热不退，谵语无伦，皮肤干枯，胸膛板结，舌卷唇焦，并有身蜷足冷，二便尚通，半渴不渴等症。喻氏忆前医所用汗、下、和、温之法，历试不效，乃深察病象，视其既有壮热之阳证，又有身蜷足冷之阴证，以为“此症与两感伤寒无异”，与伤寒太阳、少阴表里同病之意颇相契合。因思：此虽春温，然阴证、阳证混在一区，治阳则碍阴，治阴则碍阳，与两感病情相符。仲景原无治法，然而“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乃师长沙论治伤寒之意而选投麻黄附子细辛汤方，附子重于温阳，麻黄、细辛力能辛温解表散邪，由于辨证明晰，论治果断，用药纯正，药后即“皮间透汗而热全清”。接着又投附子泻心汤“两解其在里阴阳之邪”（按：阳气不足为阴邪，邪热炽盛为阳邪）。果然，“胸前柔活，人事明了，诸症俱退”，次日即索粥饮，以后竟不需药，只此二剂而起一生于九死，可谓奇验。清代俞震按此案有云：“此条立法甚巧。惜不载脉象若何。然读嘉言春温论，自述收功反掌。并笑人见热烦枯燥之证而不敢用附子者之愚，则脉不必论耶。又云：冬不藏精之春温，初发时未必脉微数。唯不用麻附细辛、麻附甘草二方，驯至脉微且数，而汗下温皆不能救。见解独辟。”

春温之治，仲景自无成法，本案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经》旨，对少阴伏寒而成温者，用麻附细辛汤法，确有可取之处。然而喻氏也认为：“假如其人阴水将竭，真阳发露，外现种种躁扰之症。”虽“必先温其在经之阳”，但又需“兼益其阴以培阳之基，然后乃治其太阳之邪”，其中“麻黄、附子在所必用，所贵倍加阴药以辅之，如芍药、地黄、猪胆汁之类”。可见如伏寒化热等因素致阴伤之甚者，此汤断不可投，又不可不知。

对于春温坏症，喻氏颇善用温阳之法。如治黄起潜春月病温，症见头面甚红，喻察其脉证谓：“望八大翁，下元虚惫，阳浮于上，与在表之邪相合。”此乃“所谓戴阳之证”。据喻氏经验认为：如果不善正确辨认而反妄行以表发散，必然导致“孤阳飞越，危殆立至”，而论治之法，必用人参、附子等温阳益气，方可“收拾阳气，归于下元”，或随加葱白透表以散外邪，立即用之，即可痊愈。然因其家父子均病，无人敢作主，且骇为偏僻之说，旋即更医而投以表药，顷刻间“阳气升腾，肌肤粟起”，又少刻，“寒颤咬牙，浑身冻裂而逝”。此证虽非治验实例，然而从喻氏对此案诊治见解便可知：下元虚弱之辈及时用温补佐以表散，方为正治。(https://www.daowen.com)

2.四逆加人参汤治伤寒急症　徐氏国祯，伤寒六七日，身寒目赤，索水到前，欲置不饮，异常大躁，且门牖洞启，身卧地上，辗转不快，更求入井。见此症情，有医欲急用承气施治。迨喻氏诊其脉“洪大无伦，重按无力”，乃断然辨其为“阳虚欲脱”之证，外显假热，内有真寒。喻氏析曰：“观其得水不欲咽，而反可咽大黄、芒硝乎？”并预测“天气燠蒸，必有大雨”。果然，片时间患者大汗一身，此乃阳虚液脱也，即投四逆加人参汤，附子、干姜各五钱，人参三钱，甘草二钱，煎成冷服。药后患者“寒战戛齿有声，以重绵和头复之，缩手不肯与诊”，喻氏认为此乃“阳虚之状始著”。再与前方一剂，“微汗，热退而安”。四逆加人参汤方，仲景原治“恶寒，脉浮而复利”者，证属阳虚作利，喻氏抓住阳虚本质之共性，乃断用此方论治，并与冷服，以标本兼顾，一拔病本，可谓圆机灵变，别具匠心。

对于发热之证，其得之于外感风寒者，喻氏尤注重及时用温法救治。如其治袁仲卿小男不慎仆水，后救出，见少咳、大热呻吟。诸小儿医以惊风丸与服，二日遂“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颈软，头往侧倒，气已垂绝”，求喻往视。诊察其脉“止在蛛丝，过指全无”，此症不可为矣，沉思中喻以汤二茶匙滴入患儿口中，见微有吞意，乃进而辨析此证：初看因惊而得，其实不然，盖“跌仆水中，感冷湿之气，为外感发热之病，其食物在胃中者，因而不化，当比夹食伤寒例……医者不明，以金石寒冷药镇坠外邪，深入脏腑，神识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凉而不运，所进之药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转积转多，以致胸高而突”，正治之法，必当“以理中药运转前药，倘得症减、脉出，然后从伤寒门用药，尚有生理”。于是煎理中汤一盏与服，灌入喉中，大爆一口，果然与前所服之药等一起俱出。而后“胸突顿平，颈亦稍硬”，但脉不出人亦不醒。喻氏谓：“此为食尚未动，关窍堵塞之故。”于是再投前药些少，热亦渐退，症复递减，乃从伤寒下例，以玄明粉开其大肠燥结，“是夜，下黑粪甚多”，危殆之症果获全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