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因论治，专病专药

又可临床还提倡审因论治，专病专药。这是基于以下几个可靠的科学依据：

（1）又可认为温疫病的病因不是六气而是杂气或疠气、疫气。这在全书中已多次论述，不再赘言。病因不同，治法迥异。

（2）专病专药有依据：知其要者，治其要者，邪尽诸证如失。又可《知一》中曰：“邪之着人，如饮酒然。凡人醉酒，脉必洪而数，气高身热，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变，各有不同……因其气血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各异，更兼过饮少饮之别，考其情状，各自不同，至于醉酒则一也，及醒时诸态如失。凡受疫邪，始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舌上白苔，渐加烦渴，乃众人之常也。及言其变，各自不同……种种不同，因其气血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各异，更兼感重感轻之别，考其证候，各自不同，至论受邪则一也，及邪尽诸证如失。所谓知其一，万事毕，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此之谓也。以上止举一气，因人而变。至有岁气稍有不同者，有其年众人皆从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众人皆从战汗而解者，此又因气而变，余证大同小异，皆疫气也。”(https://www.daowen.com)

（3）以物制气揭示专病专药之原理。又可《论气所伤不同》曰：“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万物，然亦由方土之产也。但植物借雨露而滋生，动物借饮食而颐养，盖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克制化，是以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类，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蟹得雾则死，枣得雾则枯之类，此无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唯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能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又可如此大论虽然有别于千百年来的传统岐黄之学，虽然又可本人没有找到和实现专病专药，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又可强调的审因论治，专病专药的学术观点是有价值的，中医学术也应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中医发展的道路应多途取之，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又可的理论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过于武断或妄下断语，我想至少应存疑待考。笔者在《医门普度温疫论》最早版本清代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长沙刻本中看到《刘宏璧先生集补瘟方》，如瓜瓤瘟宜生犀饮、大头瘟宜普济消毒饮、捻颈瘟宜荆防败毒散等。

又可的学术思想对以后的温病学家影响深远，治疗疫病专病专方、专病专药的思想得到发扬光大，运用于临床疫病治疗活人无数。清代医家余霖治疗热疫创制清瘟败毒饮，学宗吴又可的清代医家杨栗山擅长应用升降散治疗瘟疫，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效果。当代中医治疗疫病时也有使用专方或单方而取效的，民间尚有“单方气死名医”之说，最近几年也还有部分中医温病学家在注重辨证论治的同时强调不可忽视专病专方、专病专药的研究。

（《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年第26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