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利达原

达原饮是出自《温疫论》的名方。达原饮提示的治法是温燥药的辛升和寒凉药的苦降合用，这可以看作少阳和解小柴胡汤的变通，方中舍弃了人参、大枣的甘补，而加强了升降的力度。达原饮能够疏利气机，使疫邪从膜原出表或达里，然后再用汗下之法驱之外出，汗下以后症情多缓解。邪在少阳，寒热往来，少阳治法扶正达邪，这在理论上与疟病的证治吻合，但是小柴胡汤并非疟病的专方。达原饮作为一种基本治法，临床价值永恒，它前承小柴胡汤，后启宣透膜原的治法，成为温病临床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所用的药物其实还是在温燥和苦寒之间移动，如重用温燥轻用苦寒的雷氏宣透膜原法，达原饮去芍药加枳壳、桔梗、六一散等形成的新定达原饮，注重于行气通利药物运用的刘松峰膜原分治法、俞氏柴胡达原饮、薛氏仿吴氏达原饮法等。后来的杨氏升降散、叶氏分消走泄法、《温病条辨》的厚朴草果汤等，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方法的具体应用和变通。

《温疫论》中提到疟疫与温疫，两者并立，似乎有鉴别的意思。金元医家用来对付鼠疫的应该是普济消毒饮、双解散等，很明显都以清热解毒药物为主，这是阳明的治法。至于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等反其道而行之，则应归属太阴。也许鼠疫凶险，病死率高，当时用药物治疗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从吴又可强调的“九传”为“治疫紧要关节”来看，靠近疟疾的可能性大，之所以临证看不到像伤寒六经传变的明显规律，其实是因为背后存在的具体疾病使然。《温疫论》中针对温疫的治法方药，大体可以作出如下归纳。

第一步是疏利，代表方为达原饮和三消饮。达原饮直达膜原，溃败邪气，见舌黄、痞满者加大黄；三消饮即达原饮加羌活、柴胡、葛根、大黄，所谓消内消外消不内外。另外有柴胡清燥汤、槟芍顺气汤、芍药汤、柴胡汤等，基本上立足于辛开苦降，用药或偏重于寒泻，或偏重于温燥，总的不外寒温并用，疏利气机。(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步用汗吐下，代表方是白虎汤、瓜蒂散和承气汤。白虎汤辛凉发散，清肃肌表，但无破结之能，另外有托里举斑汤等。攻下用三承气汤，吴又可提出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温疫可下之证有三十多种，但不必悉具。另外有桃仁承气汤、犀角地黄汤、抵当汤、茵陈汤、瓜蒂散、三甲散等。

第三步要调养正气，清肃余邪，基本方药是养荣汤系列，如清燥养荣汤、柴胡养荣汤、承气养荣汤、蒌贝养荣汤、参附养荣汤、人参养荣汤、安神养血汤、黄芪汤、黄龙汤、六成汤、七成汤、猪苓汤、桃仁汤等。

可以看出在整个温疫的治疗过程中，吴又可关注的是气机的疏利和通达，汗下应顺势而为，但务必保持胃肠道的通畅，这是临证用药的经验之谈。吴又可喜大黄通利，而嫌黄连闭塞，认为只用无汗吐下作用的苦寒药，怎么能够驱邪外出呢？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忘其本而徒治其标。汗下以后，症状缓解，患者轻快，此即邪去正安。升降气机的疏利之法是达邪于表里，汗、吐、下的通利紧跟其后以驱邪外出。其实从温疫的角度思考，如果是鼠疫，苦寒清热的药物倒应该始终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