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栗山对温疫证治的补充

《温疫论》成书后至民国年间，据说印行的版本达84种之多。为了适应临床的实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后人的增补，如1832年的《重订医门普度温疫论》，分别加入了疫病篇、林起龙论疫，特别是刘宏璧集补瘟方，针对瓜瓤瘟、大头瘟等列出具体方药，于今看来无疑都是鼠疫的应对。

这里就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1784）与《温疫论》作一比较，看看临床证治的变化。杨栗山步吴又可后尘，对温疫证治作进一步扩展，在治法上别出心裁，制订了升降散及其相关的系列方。升降散的命名直截了当，所用药物与达原饮完全不同，在治疗上另有发挥，独辟蹊径。杨栗山提出了以升降散（双解散即升降散之别名）为代表的15首治疗温病的方剂，基本治法有二：一个是用清法，所谓“轻则清之”，有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复苏饮、大小清凉散、增损三黄石膏汤等；另一个是用泻法，所谓“重则泻之”，有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大柴胡汤、增损普济消毒饮、加味凉膈散、解毒承气汤、增损双解散、增损三黄汤等。升降散作为基本方，不管病情轻重皆可酌用，随机应变，不必执方。在1755年至1758年的数年间，杨栗山的家乡发生温病流行，其在刘河间双解散、三黄散的基础上加减变化，随手辄应，全活甚众。那么为什么杨栗山舍近求远，不直接用吴又可的达原饮加减来取效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杨栗山遇到的临床疾患与刘河间曾经面对过的疾病相近，而刘河间当时遇到的大头伤寒，属于鼠疫的可能性大。(https://www.daowen.com)

杨栗山的临床遭遇与吴又可不同，在书中将温疫移到了温病，但其中的“温病大头六证辨”，讲的是鼠疫，此“六证”乃温病中之最重且凶者，因为仲景的《伤寒论》中无此证治，所以提出伤寒方不可以治温病。也许在这方面，专病专方较辨证论治疗效更加独到。杨栗山治疗用升降散加减，比普济消毒饮更有效果，同时认为：“唯刘河间《直格》、王安道《溯洄》，以温病与伤寒为时不一，温清不同治，方差强人意。”温疫与温病相似处多，但和伤寒比较，则有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