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援助
但康有为怎么会如此确信呢？他怎么会对进步有这样的信念呢？他真的凭空构想出自己的乌托邦蓝图？抑或他得到了帮助呢？
就其总体思想而言，康有为是“富有独创性的人”。然而，毫无疑问，他在完成其著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比他所承认的更多的帮助。他显然从廖平那里借用了“三世说”的大部分思想。他可能从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那里为其最终的“大同”蓝图借用了大量细节，这多亏李提摩太于1889年12月至1890年4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贝拉米的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的中文版。[57]可是，即便康有为在1902年剽窃了贝拉米的著作，它也仅仅是点缀了康有为的幻景，因为康有为在1885年就完成了自己的首部乌托邦著作，这比贝拉米写作《回顾》早出三年时间，而且也早在贝拉米的著名的欧洲前辈——圣西门、孔德、傅立叶和马克思——被介绍到中国之前。[58]但康有为也许获得了更加难以察觉的帮助。
康有为喜欢夸耀自己曾酣饮东西哲学的精髓[59]，但梁启超——他最终比自己的老师学到更多的西方思想——在评述康有为的教育背景时指出，至少就西方哲学而言，康有为所夸耀的事情似乎不太可信。他明确指出，康有为在1882年“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乃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60]。
稍微翻阅一下傅兰雅（John Fryer）和其他人当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编目就基本可以证实此观点。严格来说，1882年出版的那些翻译著作压根就没有涉及政治学或哲学。然而，在康有为着手撰写《大同书》之后的1885年出版了一部政治学方面的著作，这部著作至少及时影响到康有为于1887年为其著作所作的首次重大改动。这就是《佐治刍言》，一部由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译）的原题为“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的质朴论著，此论著作为爱丁堡的威廉·钱伯斯与罗伯特·钱伯斯先生（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编撰的《钱伯斯教育课程》（Chambers Educational Course）的一部分，在19世纪中叶首次出版。因为康有为很可能读过此书，而且梁启超本人在1896年仍然认为此书是那时关于政治学的最佳读物，所以此书的内容值得研究。[61]
《佐治刍言》不是一部关于乌托邦幻景的著作，也不是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哲学家或社会思想家的名字和思想的著作。但它确实透露出对于进步的坚定而适度的信念，它对19世纪英国在人类生活中已经获得、正在获得和将会继续获得的巨大进步也表露出适度的满足。然而，《佐治刍言》没有表明这种观点，即进步是世界不可逆转的道路，因为某些自主的、超验的或神秘的力量会罔顾我们的意见而把我们推向完美。更确切地说，《佐治刍言》只是指出，我们的进步正是上帝的意志，而且，既然我们能够进步，那么我们就应该进步。但是，与此同时，它却暗示了一个即将来临的美好世界，这样，它很可能有助于启发康有为去发现他那个即将来临的完美世界。
钱伯斯兄弟设想的进步完全不是达尔文所说的进步。进步是文明，而文明是理性、知识和善的意志的逐渐扩展。这部书的首段（中译本）宣称：“盖造物生人之意，原欲令斯民之在地面者，皆能饱食暖衣，同登康乐。必其自幼至老，一生长无缺陷，而上天之心始安。”[62]然而，进步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灵耳……禽兽……只计目前之便……[但]人必无自满之时。盖以为才力聪明皆无止境，今日之所谓巧，数年后必有更巧于我者。且造物既赋我以灵明，是明明以制作之权属我矣，我苟暴弃自甘，不思建树以利济生民，而复恃智惊愚，作邪僻以为世害，不大负天地生成之意，反致禽兽之不如乎？”[63]人类似乎应该为了造物主而开化自己，以及在这个世界里实现自己的救赎。
此外，“人”意味着一切人。钱伯斯兄弟继续写道（中译本）：“尝考各国史书，知其先皆为野人……凡文教之与野人，其性情皆由于天赋，故其始虽为野人，一经渐渍熏陶，亦可变为文教。”[64]英国自身“尚介于半文半野之间，盖其民之不读书、不能文者甚多，即其识见聪明亦未必即出野人之上。”尽管如此，因为近来对全民教育深表关注，钱伯斯兄弟还是看到真正的文明社会得以实现的希望。[65]
文明社会将是对英国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因此，《佐治刍言》以大部分篇幅来论证法律、民主、自由贸易、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和竞争的正当性。但竞争不是残酷无情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受到禁止。[66]理想的竞争是英国自由贸易的理想化版本，这个版本没有为竞争的残酷方面提供任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理辩解，更准确地说，它完全不承认这些残酷方面必然出现。竞争无疑是有益的：“国内百姓有踊跃争先、力求名利者，不特不可禁止，且应从而鼓舞之、奖励之，使众人皆能自主，各出才力以求名利。惟此事亦有限量，有其惟利是图、不顾限量者，则不得不为之禁止耳。”[67]诚然，“地球上人有相类处，亦有不相类处，亦以赋畀有薄厚之分……惟文教之国，必使各类之人皆归平等，断不至有强弱相凌之事。”[68](https://www.daowen.com)
但平等并不意味着经济平等。私有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甚至未开化的野蛮人也能充分认识到：“禽兽尚有产业。”况且，私有财产对于众人皆有益处，“盖贫人大半仰给于富户，若富户之财不能积聚，则贫人更无所恃矣”[69]。诚然，某些法国人“狃于虚名，而以平分产业为一视同仁之事，第博一时名誉，并不计其事可行与否，故往往著为论说，使阅者心目为之一快。此论一出，国中愚妄之人遂不肯认真作事，徒冀分人所有之财以为己用，而争夺攘窃之衅，从此渐开矣。……故平分产业之事，英国人从不肯轻赞一辞。[因为]如英国欲行平分产业之事，则国中所有各种利益，并各人自主之益处，必一概归于澌灭，将来势所必然之弊，几不能更仆数矣”[70]。所以，“凡事必求实际，方有益于国人，徒博虚名无济也”[71]。
或许康有为把钱伯斯兄弟的告诫铭记于心。当他写作《大同书》时，他肯定试图使自己的“大同”蓝图具有可行性，而且他显然认为自己正朝这个方向努力。然而，在其心目中，康有为的可行蓝图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远比英国美好的世界。钱伯斯兄弟的“刍言”不可能是“大同”世界的蓝图，因此，他们无法限制康有为宣称自己的独创性。但钱伯斯兄弟的许多想法依然是康有为所期盼的理想世界的思想胚芽。钱伯斯兄弟主张，尽管家庭的反对，社会还是有权坚持全民教育[72]，康有为则断定，社会有权把每个公民从家庭中全部“拯救”出来，并且在他出生至立业期间予以养育；钱伯斯兄弟欢迎自愿联合并期待在国际法之下逐渐出现国家的联合[73]，康有为的眼光则长远到要废除国家；钱伯斯兄弟在全世界生活必需品的自然分散中找到更加坚实的证据，以证明一个伟大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通过自由贸易有目的地使人类得以友善地相互依存[74]，康有为则从中发现实现“大同”的途径与必要性。
康有为肯定对《佐治刍言》钟爱有加，但这本书可能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而非激发他的信念。钱伯斯兄弟的基督教信念（除非所有人都获得幸福，否则天堂是不会有福乐的）与康有为的佛教信念（万物有朝一日必然会进入“极乐世界”）相一致。康有为和钱伯斯兄弟都相信科学和技术，他们相信人类似乎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实用”智慧。最重要的是，康有为和钱伯斯兄弟都相信进步，这种进步是温和的、有序的和中规中矩的，它称得上智慧和善良意志的成果。不过，可以肯定，甚至在他读到傅兰雅翻译的钱伯斯兄弟的著作之前，康有为已经开始相信这样的进步。
然而，有一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出版物无疑影响了康有为对进步的思考，那就是侠雷儿《地学浅释》的1873年中译本。[75]正如我们所见，此书提到达尔文，但仅仅点到即止。地质年代的知识以及化石和骸骨的发现（这种发现证明了现已灭绝的奇怪物种的早期存在）所带来的知识，在任何详尽的达尔文进化论知识出现之前就已经风行中国，而这种曾经深深影响过达尔文的知识，无疑给康有为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如此，康有为无需侠雷尔关于地质年代的混乱描述也会相信进步。鉴于康有为独特的宗教启示——即，天堂将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人间——那么，每一部江南制造局的译著，哪怕是最乏味、最呆板的译著，也都能向他讲述进步，因为这些译著以某种方式讲述了19世纪惊人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使西方人自己也极其容易在哲学层面上相信进步。毕竟，化石长期以来只是用于真实地记录时间，人类认为这是上帝造人所花费的时间。正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迁使人类（至少暂时）相信：人类能够自己“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在中国有闲暇来深思此问题之前，西方就已经在中国的口岸展示自己的技术，从而向中国灌输一种对于进步的至少是极不情愿的信念。
鸦片战争纯粹是一场力量的展示，西方的技术对抗东方的技术，而西方的技术被证明更为精湛。不管怎样，从那时起，中国被迫去发现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即蛮夷的力量不仅强大，而且日趋强大。从帆船到蒸汽轮船的更替——无论在美感上多么恶俗，蒸汽轮船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进步之一——就发生在中国跟前，虽然中国仍然嫉视这些快船。西方的船舰、西方的枪炮以及治疗枪伤的西药，一切都看似越来越精良。当外国人首次扰乱中国的宁静时，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梦想过诸如火车和电报之类的东西。眼睁睁地看着西方遥遥领先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为什么中国不能同样迈进呢？因此，康有为肯定是既愤慨又激动。因为这些正发生在他面前的事实，因为他对人类苦难的多愁善感，因为他拯救世界的夙愿以及拯救中国的激情并坚信中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康有为怎能不相信进步呢？他应该相信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