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进步观

如果在康有为的进步幻景中至少存在某种程度的痴心妄想的话，那么这种痴心妄想无疑也存在于他对儒家经典长期佚散的进步学说的发现之中。当然，痴心妄想不一定就是不真诚的（或虚伪的）。康有为坚信孔子本人是进步的预言家，这是真知灼见，无论他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廖平的著作。他没有为了哄骗因陈守旧的中国人去执行官方的改革政策而杜撰出自己的儒家进步学说。在发现廖平的著作时，以及在重新阅读《春秋公羊传》和《礼记》中的“礼运”章节时，康有为必定经受了真正的启悟。一切看起来肯定是适用的，它们不仅仅是解决中国困境的出路，而且是解决人类困境的出路。世界变动不居，一切将会变好，中国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这一点了！

然而，人们肯定会赶紧补充说，每当康有为获得灵感的时候，他显然极其善于抹杀任何不符合其灵感的细枝末节。正如他那个踌躇不定的门徒梁启超曾经指出的：“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陆象山所云]‘六经皆我注脚’……之概。”^[76]康有为对《春秋》和《礼运》的阐释充分证明他塑造事实和重新解释经典的能力，然而，这种阐释也充分证明康有为具有真诚的启蒙意识。

使康有为振奋不已的是《春秋》里的“三世”思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对于康有为而言，这些字眼作为激动人心的人类命运的幻景，作为人类历史的道路和目标的图景而跃然纸上。它们向康有为证明，孔子，这位不断周游列国的伟大圣人，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世界的发展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三个阶段，经过这些阶段，人类必然会迈向极乐。然而，这种思想有着惟一的缺陷。康有为的令人费解的启示使他自己对此事实视而不见，即，对于他本人、他的追随者、反对者和阐释者而言，那种被称为“春秋三世说”的学说既不存在于《春秋》，也不存在于《春秋公羊传》。它仅仅存在于后汉的何休对《春秋公羊传》所作的注释里，它的实际涵义其实并非康有为所说的那样。

当然，即使人们在《春秋》里没有找到“三世说”也不足为奇。《春秋》几乎没有提到“三世”。确实，假如孔子没有故作神秘地说他立志要实现的目标就藏在《春秋》之中，秦始皇也就不会认为此书值得焚毁。它是一部几乎难以想象的扼要摘录，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发生在鲁国的事情；就算人们能够接受传统的看法，即孔子通过“微言”在这些事件中暗藏了道德判断，那它肯定也会被视为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缺乏深意和灵感的短文之一。(https://www.daowen.com)

在当前的情况之下，这部著作无疑超出了原来的水平，“注”和“疏”是相应的绝技（tours de force），康有为对《春秋》的注释仅仅是这些注释系列之一种。“孔子”实际上所说的全部内容无非是：“冬，十有二月，祭伯来。”但注释随即机敏而狡黠地问道：“何以不日？”然后自问自答：“远也。[孔子]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正是从这个诱人的开篇着手勾勒“三世”（正如董仲书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77]，但他的“三世”只是简单地将孔子的编年史分割为三个部分。当然，孔子本人所目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事件。他所听闻的是他父亲所处的时代的事情。其他人听闻并流传给他的是其祖父以及曾祖父时代的事情。这是一种有用的然而无甚惊奇的阐述。然而，当何休擅自决定继续描述那些时代的时候，激动人心的地方就出现了：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其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祥，故崇仁义。

说”实际上就是孔子关于未来救赎的隐秘计划。其实，任何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反驳说，假如孔子有更加适当的分期，那也绝不可能是“三世”。虽然后者的反驳完全是言之成理的，但前者却并非如此。康有为获得的启示使他自己意乱神迷，以致他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人们把某个深得人心的《春秋》注疏家视为孔子智慧的真正阐发者，这样的传统看法根深蒂固。此外，康有为坚决认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他在董仲舒与何休的注释的相似之处里找到一种正统的口授真传的证据，这种真传是由孔子本人以近乎神秘的“门徒传承”（apostolic succession）的方式代代相传，因此，康有为把他们的注释视为孔子教诲的真传。^[78]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康有为在青年时期就坚信真理必定属于孔子，然而，因为本着这种信念，康有为“真诚地”将其认为正确的内容奉为孔子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