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变是合乎自然的，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事情”要“取得成就”，如果它们要获得进展，那么它们就需要人类的帮助。确实，没有人类的帮助，变革只能造成必然有害的结果，人类制度尤其如此：“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23]

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种关于必然进步的信念。但梁启超确实声称自己相信必然进步。正是因为这样，他同样坚信：进步并非对所有事情而言都是必然的。他把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作为西方近来所取得惊人进步的证据^[24]；他搬出康有为的三世说来证明：“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25]；他甚至写道：“天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26]。但是这里的“万国”仍然意指整个世界。当“万国”指代特定的国家时，梁启超痛苦地意识到这个事实：一国之兴盛常常是另一国之衰落。通过引证印度、非洲以及悲惨的波兰这些不断被引用的例子，梁启超制订了他自己的原始达尔文主义法则（但这个法则没有流传开来）：“强盛弱亡”^[27]。

“世界的”进步是必然的，但中国的进步不属此列。然而，梁启超的观点是：中国的进步掌握在中国手中。变革是无可避免的；变革在总体上是有益的；但是，只有在中国向着好的一面自我转变时，变革对于中国才是有益的。这句使得梁启超一举成名的格言在翻译句式里显然会受到削弱：“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28]

梁启超对悲观主义者和宿命论者勃然大怒，因为这些人对中国的处境悲悲戚戚，只会抱怨说：“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29]“不！”梁启超始终坚持说，“事在人为。”“事在人为主义”是百分百的儒家观念。因为回想起孔子的格言：凡事有差池，“君子求诸己”^[30]，梁启超于是引用了孟子的名句：“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原文之前还有一句“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31]。但是，梁启超之所以认可孟子对于虚弱的积极承担，那仅仅是因为他相信，正如孟子所言，具有这种积极性的人们和国家将会变得强大。人们能够趋善避恶。国家能够“化弱为强”^[32]。(https://www.daowen.com)

“事在人为主义”将会证明是一种百折不挠的信念。即将到来的决定论洪流无法淹没它。它会牢牢地扎根于梁启超、康有为以及严复的思想之中。它会出现在孙中山的思想里。它会通过并无独创性的毛泽东格言，极其强有力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只要[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33]

当然，那种主张人们为了顺应天命而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观点，将会出现难以克服的逻辑困难。但是，通过自然选择而把“事在人为主义”融汇到包罗万象的进化方案之中，这种做法也存在着逻辑困难。在任何人有意识地这样做之前，还需要一段酝酿的时间，但是，无意地，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即使是未被承认的）唯意志论的信念从一开始就有助于塑造中国人对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理解，而且使中国人更加难以理解达尔文本人到底说了些什么。

然而，当他开始涉足达尔文主义的神秘而危险的领域时，梁启超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事在人为”不一定等同于“我们能够做到”。因此，在《时务报》的前22期里面，在达尔文真正支撑“悲观主义者和宿命论者”或进步论乐观主义者的论点之前，中国能否“做到”的问题是最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