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者、野蛮人和种族主义者
虽然“帝国主义”这个近代词汇尚未使用，但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这种现象。确实，《时务报》的经办人汪康年已经用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术语冷静地分析这种现象：“国立于地球之上，咸以战争自存者也。以战自惕，罔不兴；以不战自逸，罔不亡。战之具有三：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34]至少，维新派完全相信：西方列国正用这三种武器发动攻击，意欲全部或部分地侵吞中国，就像它们过去侵吞印度、非洲以及（中国人经常加上的）波兰那样。
然而，为了使那些满不在乎的人们相信事情正是如此，梁启超和他的同伴们更喜欢去引证外国人的例子。因此，他们得意洋洋地从一份日本杂志里转载了俄国人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评论，声称英国人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则曰在欲举世界之利益，囊括于一己而已。此英人之志也。英人极蔑视他国人，谓为野蛮，必待己辖治之，然后开化。故以殄灭他国人，为不背道德，为教门所不责”[35]。
当英国人和其他人称呼中国人为“野蛮人”的时候，他们播下了有史以来最损伤民族自信心的种子。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加自信，同样也没有哪个民族被弄得比中国人更加痛苦地不自信。这些怪里怪气的西方暴发户首次称呼中国人为“野蛮人”的时候，中国人肯定对他们的说法嗤之以鼻。但是，很快，在鸦片战争、开放条约口岸以及传教士的非难之后，这种幽默感荡然无存，中国人的自信心开始失落。就大多数人而言，在自信心再次增强之前，它确实是一落千丈。一些近乎失望的人们甚至马上会比西方人更为冷酷无情地谴责他们的“粗野的”国民。即使那些最强硬、最自信的人们，当他们不得不问道“我们是野蛮人吗？我们和西洋人是一样吗？”他们这时肯定都严阵以待。即使最强硬的人们也被迫采取守势。
梁启超认识到这个严重事态，而且常常处于守势，虽然他常常尽其所能地声辩：中国人和西方人毫无二致。譬如，梁启超宁可把野蛮视为世界性的现象，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到康有为所说的“升平世”，所以梁启超把野蛮视为逐渐消逝的恶风，从而对这种野蛮指控避而不谈。他毫不犹豫就承认中国存在着野蛮的行为——缠足是他时时刻刻哀叹的一个例子——但他以下面的事例来宽慰自己：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压首”（head-warping）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腰几乎同样丑陋。相当奇怪的是，他特意把两个民族排除在这些野蛮装饰的丑陋范围之外，这仅有的两个民族是“吾中国之满蒙”，就中国传统而言，这两个民族是出类拔萃的（par excellence）野蛮人。[36]不必说，至少满人不久就重新被归入到他们原先的位置上。
当涉及到中国人是否在根本上与西方人毫无二致这个更普遍的问题时，梁启超宁可再次诉诸一种假设的普遍人性。由于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已经显而易见，梁启超为了宣泄自己对此的义愤而诉诸这种人性，他引用了一则颇为奇特的典故：“呜呼，同是圆颅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岂不可为长太息矣乎？”[37]
然而，梁启超不仅仅是对这种不公正发出叹息。尽管他们的脚趾头都有相似的开口，但梁启超还是声称自己在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行为之间发现性质上的差异。“中国之行新政也，”他写道，“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38]但固陋并非愚蠢。他继续写到：“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肖，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39]惟恐受到任何人的质疑，而且他感到需要这样的证据这一事实表明，唉，有些人正是如此。他援引了洋鬼子自己的话：“吾尝闻西人之言矣。震旦之人，学于彼土者，才力智慧，无一事弱于彼。其居学数岁，褒然试举首者，往往不绝。”[40]
因此，差异不在智力而在于教育。梁启超说，中国的教育禁锢了智力；它扼杀了创造性的思想。同样，差异也不在于道德，尽管中国和西方的政府官吏在道德行为上存在着所谓的差异。中国的官吏并非生来就贪污受贿，他声称：“法使然也。”[41]那正是为什么要变革体制的原因。
然而，在梁启超对普遍人性和种族平等的公开信仰里所蕴涵的绝对自信，已经被《时务报》里日益增加的种族诬蔑巧妙地削弱了，这些诬蔑有着许许多多的源头，它们反对“黑人、棕色人和红人”。梁启超本人对此无能为力，即使他就事论事地重复了康有为的倨傲论点：这些民族“惟不能群之故”而（自然地）被视做驭畜——这也是动物被视做驭畜的同样原因。[42]然而，当“疯子”章炳麟犹豫不决地带着下面一番话在《时务报》光荣复出的时候，情况就更加糟糕了：“血轮大小，独巨于禽兽。头颅角度，独高于生番野人。此文明之国种族所同也。”他继而讪笑某些论敌“比于红人黑人，尚不得齿”[43]。
这些情感没有反映出任何古老的中国偏见。它们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西方偏见乃至当前西方科学观点的不自觉的接受。尽管如此，无论中国人将那些比他们更加困窘的民族视为低等种族的成员而可能会获得多大的心理满足，但是在面对西方的威胁和非难时，任何对种族不平等的认可也会使汉族自身的地位变得不牢靠。达尔文主义的观念一旦散布开来，它们就会使这种地位变得越发不牢靠。(https://www.daowen.com)
疑惑现已加深。除了梁启超的主要努力之外，《时务报》的最初几期也登载了大量短文以图支撑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编辑们迅速收集各种言论，尤其是外国的言论，以此来证明外国人并非所讲的那么特别。譬如，他们兴高采烈地翻译了一篇日文论文《论俄人性情狡诈》，此文声称“俄人赋性，深沉迟钝，不似法人敏慧，罹一种文明气习，其吝啬鄙陋亦德人所不能企及焉。……要之，俄人不知文明为何物者，亦甚多也。”[44]
人们在另一篇题为《医生论脑》的日文论文里找到一则更加振奋人心的记载。这名医生，很可能是地位低微的西方人，他把下面的事情当做科学事实来宣扬：“凡人筋骨肥大，其脑必小。……人身极高而脑极灵者甚罕见。毕士麦（俾斯麦）其一也。”[45]
除了压低西方人的气焰之外，梁启超和他的朋友还尝试抬高中国。然而，有点可悲的是，他们常常感到必须依赖西方权威去这样做。例如，有人在一份英文杂志里发现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人声称，英国应该对中国友善，并且保护中国，因为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中国日后将成为“天下最有作为之国”。他说，一旦变法，中国将“蒸蒸日上，乃至英国既衰之后，中国当在盛兴之时。不亦有作为哉！不亦有作为哉！昔麦考雷（Macaulay）曰：踏勘伦敦之败绩者，必纽西兰人。我则以为蹂躏我英京者，其殆华人乎。……果照西法，则可变为最强无敌之国。蒙古之人，又可以率师西征，如古时阿铁勒（Attila）之征讨法国而挞伐意国矣”。[46]
此种“黄祸”论调，甚至在它被这样命名之前，起初似乎非常讨中国人的欢心，当然，即使“蒙古”对于中国和西方曾经都是祸害。它提供了一幅由西方专家鉴定的关于希望和力量（以及无数报仇雪恨）的图景——这些西方专家应该熟悉这幅图景。与此同时，它显然支持了维新派的基本宗旨：未来的荣耀只有经过西式改革之后才会出现。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位默默无闻的英国人的论调暗示着一种历史循环理论，这种理论与中国传统相当契合，它几乎使中国的虚弱转变成一种资本。如果各民族有衰有荣，那么中国现在的衰弱不应该视为迫在眉睫的崩溃的迹象，而应该视为其优势的合乎常理的前奏，这与她的敌人的必然衰落完全合拍。不幸的是，物种从地球上永远灭绝的达尔文主义图景，不久就使得它难以符合这种理论。尽管如此，那种认为中国总有一天会再次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信念，导致许多人尝试用进化论来使这种循环变得合理，而且，那种信念导致更多的人相信弱中有强，即使他们没有成为道教徒。
然而，《时务报》的编辑们还没有试图去提出任何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也许是为了让他们的国民感到羞辱而采取行动，《时务报》的编辑们刊登了另一位英国人的观点，此人不为黄祸论所动：“夫中国一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昔云中国强甲天下，其谁欺？欺天乎？而中国向不我欺。……英爵臣名华尔司雷[Lord Wolseley？]者，向以中国兵多将勇，深恐西国灭于黄种。兹已洞烛事情，可高枕无忧矣！”[47]
人们期待这段摘引可以激起羞愧、愤慨，以及向如此轻蔑的洋人表明中国是能够令人闻风丧胆的决心。相反，如果它激起的是忧郁沮丧，那么，编辑们总是能够提供其他英国人的异议作为模棱两可的慰藉。另一位英国人说，虽然中国的确是“天下四病人”之一（其余为土耳其、波斯、摩洛哥），但她依然可能生存下来，哪怕是因为“所有三百兆之人民，各国均不愿劳心而治之”[48]。
甚至上面提到的那位对中国的力量如此蔑视，对英国能够高枕无忧如此确信的洋人，也假惺惺地说过：虽然中国已经极大地受制于西方列强，但是，由于那些列强中最有实力的英国和俄国尚未想要瓜分中国，所以中国的主权还能够得到保存。“势虽岌岌，尤未晚也。”[49]
然而，梁启超正是需要最后那句话来为他的行动号召提供保证。中国有一个机会，事情掌握在她手里。时日无多，但只要愿意的话，她是能够做到的。正是在此时此刻，梁启超介绍了达尔文的学说来向中国表明她应该怎样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