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后裔
梁启超首次介绍严复、《天演论》以及进化学说的脚注出自专论《论学校》的第六个章节。那个章节讨论女子教育；涉及进化论的那一节竟然讨论“胎教”！梁启超声称：如果人们对进化论有充分的认识，那么他们就应该确保他们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在子宫里接受了九个月的课程教育。梁启超仅仅提供了一个极为简略的概述——尽管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关于遗传作用（如同人们稍后在进化论中所认识到）的概述——就立即跳到一种关于后天特性的可遗传性的信念——因为这种信念为中华民族的迅速改良提供了希望。
梁启超对严复《天演论》里的一段话进行了近乎剽窃的意味深长的改述。他声言：
西国公理学家，考物种人种递嬗递进之理，以为凡有官之物。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常有不死者，离母而附于其子，绵绵延延相续不断，是曰传种。[“种”字除了指种子外，还指种族、种类或物种。]……虽然，两种化合之间，有浸淫而变者，可以使其种日进于善。由猩猴而进为人也，由野番贱族而进为文明贵种也。其作始甚微，而将毕至巨也。[52]
这是迄今为止最清晰明了的（比事实更清晰的）陈述：人类既是猩猩的后裔又是从它们进化而来的。但是，唉，这也是清晰明了的假设：人类与猩猩之间的差别类似于文明人与野蛮人、“贵种”与“贱种”之间的差别。然而，梁启超对种族不平等的潜在恐惧在他的第二个假设中有所缓解：人们能够“自进其种”。[53]梁启超没有注意到赫胥黎对那些相信“鸽子……[能够]成为它们自己的约翰·西布莱特爵士（Sir John Sebright）”[54]的人们的嘲笑。[55]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其词，因为梁启超的眼中还没有闪烁着任何狂热的优生学家的幻光。他没有主张淘汰不适者。他实际上仍然和赫胥黎毫无二致。因为他提倡一项政策，其目的是，用赫胥黎的话说，就是“使尽可能多的物种适于生存”。[56]
对梁启超而言，为一个适于生存的民族培育适于生存的公民，其途径当然是教育，他的方案几乎可以解决所有事情，但他怎么会坚信教育能在母体子宫里面开始呢？这仍然不甚明了。他引证了两部提倡胎教的汉代初期的著作，并且断言“古人之重之如此，必非无故也”。唉，这种信仰现在在中国早就过时了，但西方人近来对此感到越发浓厚的兴趣。确实，“故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种族改良之]第一义”。但是，梁启超承认自己难以使人们相信这个事实。他说道：“鲜不谓以耕救饥，掘井消渴。”[57]
但他所说的胎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与中国早期的流行观念相一致，即道德具有微妙的感染力，所以梁启超引证的这些汉代著作坚持认为，如果孕妇在分娩之前品行端正，如果她的行为中规中矩，如果她受到其他人的优良品行的有益影响的话，换言之，如果她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话，而是戒除这些恶习，那么她自己的德行会“感化”她的胎儿，使孩子出生时就在通往完善的道路上得到提前教育。梁启超看来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思考的。他说：“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58](https://www.daowen.com)
虽然体操是梁启超所给出的进行胎教的惟一实例，但他的想法显然不止于让孕妇做拉伸运动而实现民族的自我提升。身强力壮仅仅是一个开端。他希望“使其种……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59]他希望变革，而且相信变革能够改变国民的本性——如果未必是他们的人性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是他们的种族性，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其更为乐观的时刻会相信可以转变国民的阶级属性。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切仅仅通过九个月的胎教就能够实现，但梁启超至少相信这个过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似乎相信产前教育和产后教育的成效能够以某种方式得到遗传，所以，经过几代人的时间，种族的本性就能够得到改进。
这里，梁启超首次承认自己引用了严复的话，这段话的大意是：人类的“心思、材力、形体和气习”是由遗传与教育共同塑造的，换言之，环境以及上述两个因素因此应该受到那些要求保种的人们的重视。[60]胎教（在表面上看来）正是教育的影响力与遗传的影响力实现聚合的最明显的场所。然而，产前教育和产后教育之间的差异极其含混不清。女子教育就总体而言是“保种之权舆”，这仅仅是因为女性占人口的一半，而另一半人口的大多数都由妇女抚养。[61]因此，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会在产前产后传递给她的子女。这是对此类教育不断积累的综合效果的信仰，这是对随之出现的改进的信仰，这种改进不仅仅反复发生在每代人的个体之中，而且经过几代人之后，最终发生在整个种族之内。然而，这也意味着对后天特性的可遗传性的信仰。
梁启超对这种观念的信奉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达尔文本人曾经在《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里把“重大的影响归因于用进废退的遗传效果”[62]，而且他曾经在后一本书里说过，下面的情况是“很可能出现的”：由此而引起的“变异会成为遗传，如果相同的生活习性代代相传的话”[63]。他确实构想过一种“泛生论”（pangenesis）来解释这种现象怎样成为可能的。[64]在达尔文的时代，甚至在1897年，真正的遗传科学其实尚未出现。而梁启超甚至对达尔文所说的遗传和进化也没有多少认识。他在这个事实里——即，遗传是进化的某个组成部分——所发现的重要观点是：遗传因而并非难以逃脱的困境。一个人不会注定永远像他的祖先。种族还能够改良，因此还有希望。梁启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落入一种异常错综复杂的境地。他认为物种和人种都是一个漫长进化序列的组成部分，其顶峰将会出现真正的文明人；然而，尽管个别物种和个别人种因此出现于不同阶段，但梁启超难以相信它们是毫无用处的阶段，是被遗传注定了永远保持原样、永不改变的阶段。可是，如果“种族”能够改良，那么“低等物种”也能够改良吗？猩猩能变成猿人吗？
梁启超还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所说的仅仅是中国的人种需要改良，虽然他在给严复的信中以其惯常的方式补充道，“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65]。然而，在指出为什么在具体上讲中国的人种，以及一般而言所有种族都需要改良时，梁启超创造了一条达尔文式的法则，虽然这条法则与达尔文的思想格格不入，但它却证明自己在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梁启超声称：“种乌乎保？必须其种进，而后能保也。”[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