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或生存
在自然界里（与之相对的其他世界是什么呢？），“进步”对于生存不一定是必要的。从物种的角度来看，甚至转变也不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如果物种发生了转变，那么这种转变后存活下来的物种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个有价值的问题。杰拉尔德·达雷尔（Gerald Durrell）描述过一种类似蜥蜴的新西兰生物图阿塔拉（tuatara），这种生物其实并非蜥蜴，而是“喙角兽”（beak head），它们被视为“真正的、现存的、栩栩如生的史前怪物”，它们是“约两亿年前”遍布亚洲、非洲、北美洲和欧洲的一个“曾经广泛繁衍的种群”的“仅存者”。达雷尔写道，“经过几亿年时间的传宗接代而不发生转变”，“这肯定使图阿塔拉成为所有保守派中坚持到底的保守份子”[67]，更不用说是所有时代中最适宜生存的物种之一。
当然，图阿塔拉实际上仅适宜生存在新西兰的偏僻角落里，而且，正如达雷尔所充分认识到的，它并不因为变得保守而比其他变得进步的物种更应受到赞赏。图阿塔拉仅仅以道家圣人的无知无觉的（有人这样推测）方式来遵循自己的天性，如同它那些现在早已灭绝的亲戚们所做的那样（以免有人认为道家的无为正是生存的奥秘）。图阿塔拉存活下来了，换言之，也就是被保存了，因为它是“上天眷顾的物种”（favored races）之一。它碰巧生活在封闭隔绝的环境中，避免了过度的竞争。它过着无灾无难的日子。然而，下面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很显然，图阿塔拉的“存活”仅仅是因为它没有发生转变。假如它“进步”神速，那么我们就不会说原来的物种仍然存活。
很快就会有人指出，中国的生存乃至她的辉煌，也仅仅是由于环境的隔绝，以及缺少任何值得一提的竞争。而且他们还会指出，现在，随着西方的到来，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一个新的物种，已经肆无忌惮地进入到这个环境里，因而空前残酷的生存斗争即将展开。
正如严复在《天演论》里所指出的，达尔文曾经断言：这种几乎等同于人口过剩的环境和竞争的变化，为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搭建了舞台，但他没有提供像梁启超那样的充满希望的法则，即只要使自己的种族向前发展，人们就能够取得胜利。达尔文没有说过长颈鹿有能力（如果愿意）去伸长自己的脖子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但是，假使他说过这样的话，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长脖子的长颈鹿果真保存了它那些短脖子祖先的族类吗？
无可否认，达尔文的话听起来总像是说：物种为了生存而转变；但他的原意却是：物种被那些真正存活下来的物种的自然特性所转变。只有经过存活物种的持续分化之后，由于环境和遗传组合的巧妙的偶然性，人们看到“变异的后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几乎无法辨认，在这个时候，生物学家宣称诞生了一个新的物种或者亚物种（sub-species），不然的话，那肯定是一个超物种（super-species）。但这些想被保存的物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个物种进化得如此厉害，它还是它本身吗？或者，保守派认为，如果中国想要生存，如果她想要保存自身，她就应该抵制转变，这种想法对吗？中国到底能转变到何种程度而依然是中国呢？(https://www.daowen.com)
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正在形成：生存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人们想要生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20年后，当保守派绝望地恳求他们的国民去“保存国粹”时，鲁迅将会回答：“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68]但他没有问，如果没有“我们的国粹”，“我们”将是什么呢？正如我们所见，鲁迅本人有足够坚定的达尔文主义信念去相信：失去的东西毫不足惜，因为能够存活下来的东西将会是更好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这种信念的保守派而言，他听上去就像是说：中国必须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拯救自己。
毫不奇怪，正是严复最先深刻地察觉到生存与保存之间的两难困境。严复对这种困境的察觉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1897年对康有为的“保教运动”所作的分析。起初，这场激进运动迫使保守派去试图保存儒教，使之免于其保存者的损害，但它最终变成了保存国粹的保守主义运动的精神先驱。严复反对任何保存儒教的积极尝试，因为他觉得，正如他告诉梁启超“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69]。因此，我们最好就是让它自生自灭，我们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简而言之，我们最好看看它是否适宜生存。
当梁启超读到这段话时，他拍案叫绝。但他没有采用同样的逻辑去对待康有为试图保存的另外两个实体：民族和种族。梁启超声称，想要保种，必须使种进步。他看来没有被这种可能性吓倒：如果种族得以生存，那么它可能不再是原来的种族了。他还没有预见，他认为对生存而言必要的保存性转变（preservative changes）可能本身会把中国的身份认同置于危险之中。但即使他预料到了，他也不会袖手旁观中国是否适宜生存。他不打算让中国毫无反抗就进入自然选择的名单。
但这些逻辑难题重要吗？梁启超的理据就像常识那样合情合理。如果梁启超将自己的法则——即，种族要生存就必须取得进步——解释成这句话：中国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就必须进行改革，当然，他正是这样做的，那么谁会质疑这句话呢？梁启超的理据有可能像政治学那样符合常理；它只是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合理而已。麻烦的是，他声称这种理据源于自然科学。确实，他宣称这是自然法则。唉，他声称拥护一条并不存在的法则。这有什么关系吗？有。因为梁启超的逻辑矛盾尽管并非无可救药，但却是迷人而顽固的。而且，这种逻辑矛盾还蔓延到他的朋友和敌手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