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羞的祖先
在日本，梁启超开始经受到严复于20年前在英格兰所经受的同样体验。由于突然遭遇了丰富的西方知识传统（即使是通过日译本，或者严复本人的翻译），梁启超开始感觉到自己拥有的知识传统相形见绌：西方的历史学家比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加优秀。他开始对司马迁的模仿者以及司马迁本人感到羞耻，他甚至因为《春秋》一书而对孔子感到隐隐的羞耻。梁启超之所以开始对中国整个思想遗产感到羞耻，主要是因为西方的强大似乎是西方思想的成果（19世纪70年代末，这是严复与郭嵩焘在伦敦得出的结论），因为西方的民族主义似乎是西方历史学的成果。
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当时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之下对中国的现状感到了羞愧，但在某种程度上更为糟糕的是，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之下对中国的过去感到了羞愧，因为中国人从前总是能够对他们的过去充满自信。这种自信是那些出生于“中国”——“中央王国”——的人们与生俱来的幸福之一。人们继承了“伟大的传统”，以及这个传统所附有的对于祖宗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如果这一切都被否定了，那么中国人马上会变得孑然一身，他们不仅在一个漠视其世系的粗鄙的外部世界里，而且在中国内部都被剥夺了“家族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去争取新的成功，否则，他们将变得无足轻重。
中国知识分子正开始对他们的祖先和文化失去信心，他们失望的程度在梁启超首先对其国家的名字所感到的愤怒和羞愧里表露无遗，直到那时为止，这种愤怒和羞愧是闻所未闻的。梁启超写道，除了诸如汉、唐这些“戾尊重国民之宗旨”的朝代名以外，或者除了诸如“震旦”或“支那”这些“皆非我所自命之名”的外国名以外，“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而“中国”（中央王国）或者“中华”（文明中心）之类的名字“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他最终断定，前两类名字甚至比最后那类名字更加糟糕，他还认为中国“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中国”，但他这样说的时候，丝毫没有怀着对其祖先由来已久的信心。相反，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应当自称为“中国”，那是因为“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况且，“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70]。第一个理由几乎像张之洞所给出的中国人为什么应该钻研儒学的最后一个理由那样悲哀：因为“西国最重保存古学”[71]。第二个理由无非承认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中国不再是“中国”（中央王国）。
这种供认在政治领域内是相当痛苦的，它在文化领域内则是无比痛苦的。毕竟，就政治而言，中国在历史上经历过多个衰弱的时期，但她在文化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文化的自我怀疑是对中国人自信心的致命一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慢慢地感觉到中国的军备是低劣的。后来，许多人感觉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低劣的。但现在梁启超和严复认为中国的史学家、哲学家和学者是低劣的，似乎整个中国文明都是低劣的——因为中国的“列祖列宗”是低劣的。与19世纪的许许多多西方人对“父辈之信仰”（faith of our fathers）的后达尔文主义失落相比，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对父辈的信心”（faith in our fathers）的失落，可能带来了更加深刻的精神创伤。
当然，对于所有民族而言，甚至对于全人类而言，达尔文都是使祖先蒙受羞辱的主要人物。他曾经使用了一个肯定包括英国人和中国人在内的“我们”讲到：“毫无疑义，我们都是野蛮人的后代。”[72]更糟的是，他认为“人类的祖先在智力方面，大概也在合群性方面，无疑比最低劣的野蛮人还差得多”[73]。确实，我们拥有“类似猿猴的祖先”。[74]我们的祖先相当粗野，而我们自己，达尔文补充说，“还没有经历许多世代”以便从祖先的“野蛮状态中解脱出来”[75]。
正是最后一句话伤害了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比大多数西方人更加容易接受达尔文的这种观点，即人类是无数自然变化的产物。大多数中国人本来也会爽快地承认，他们的远古祖先曾经生活在一种野蛮状态之中。但那些远古的祖先据说在几千年前就从那种状态中被转变过来了。他们晚近的祖先经过了无数代之后已经变得“完全开化”。正是这种信念受到了西方列强和达尔文学说的冒犯。(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如此，达尔文学说还是提供了一条理据，这条理据可以使人们不会因为丧失那种信念而变得悲痛欲绝。因为，即便达尔文是使祖先蒙受羞辱的主要人物，但他也是使子孙后代得到解救和赦免的伟大人物，他免除了子孙后代对于他们祖先的所有责任（一种在逻辑上属于达尔文或者不属于达尔文的荒唐观念）。达尔文本人丝毫没有因为他给我们的祖先所描画的粗野肖像而感到沮丧：“除非我们故意视而不见，否则，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大概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世系；我们也无须为此感到羞耻。”[76]相反，“人类到达生物阶梯的顶端虽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个短语]，但对此感到骄傲还是可以原谅的。”[77]
毋庸置疑，达尔文偶尔听起来好像在说：不是“人类”，而是“白人”独自站在“生物阶梯的顶端”。而且，至少有一次，他听起来好像是在说，他发现接受禽兽祖先比接受某些人类祖先更加容易：
当一个人在本地看到一个野蛮人时，如果被迫承认在自己的血管里流有某种更为低等的生物的血，他不会感到奇耻大辱。至于我自己，我宁愿是那只英勇的小猴子的后裔，它敢于抗拒可怕的敌人以保卫其饲养人的性命；我也宁愿是那只老狒狒的后裔，它从山上直冲下来，从惊慌失措的群犬中把一只小狒狒胜利地救走——但我不愿意是一个野蛮人的后裔，他以虐待自己的敌人为乐趣，他以鲜血淋漓的牺牲来献祭，他实行杀婴而不痛悔，他对待妻子如同对待奴隶，他不知廉耻为何物，而且被粗鄙的迷信弄得神魂颠倒。[78]
但这段话的要点（虽然梁启超这一代中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野蛮”风俗所受到的西方批评是异常敏感的——可能会认为达尔文是在说：他宁愿是猴子的后裔，也不情愿是中国人的后裔）在于：达尔文确实承认他是野蛮人的后裔，但这样说无关要紧，因为他实际上不是低于（descen ded）他们而是高于（ascended）他们：“所有文明民族曾经都是野蛮民族”[79]，然而一旦开化了，野蛮的出身就无关要紧了。确实，出身越低贱，进化就越显著，而文明人“对此感到骄傲还是可以原谅的”就更加合情合理。
正如我们在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一书中所看到的那样，19世纪末的英国人能够对那些不体面的祖先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对自己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异常坚定地相信自己比祖先优秀，他们坚信进化意味着前进，他们坚信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带着那种沉着冷静的、自鸣得意的达尔文主义信念去猛烈抨击自己的祖先，这可能是件有趣的事情。
但梁启超这一代中国人没有自鸣得意。他们不坚信自己比祖先优秀。因此，如果他们的祖先被证明是低劣的，那么他们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