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叛列祖列宗

梁启超对史学革命的呼唤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呼唤文化革命的最初的文本证据，这场文化革命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精神革命”的呼唤。然而，梁启超反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激烈呼声本身就是一场发生在精神上的革命性转变的证据。

因为当梁启超把自“太史公”司马迁以来的所有中国历史学家称为“一丘之貉”的时候^[66]，他就是在羞辱那些在中国知识传统上仅次于最伟大的哲学家的人物；当梁启超说中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67]时，他就是在否定那些在重大的社会价值上仅次于四书五经的典籍。他还告诉他那些知识同道说：他们所受到的那些值得夸耀的教育至少有一半是没有价值的——这比完全没有价值还糟。至于那二十一部模仿司马迁的《史记》而编撰的官修朝代史，梁启超质问道：“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68]但它们不仅仅是“读之徒费脑力”，而真正的缺陷在于“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因为“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69]。

严复曾经谴责圣人；梁启超现在谴责史家。他们共同谴责了几乎整个学术传统。他们谴责了一些最为杰出的学问前辈，而且宣称与之决裂。(https://www.daowen.com)

这种谴责是革命性的。在一个列祖列宗（无论是否学问上的列祖列宗）在历史记载出现以前就长期被尊崇（要不就是被崇拜）的国土里，咒骂祖宗就是死罪，是叛逆罪。几千年来，“虔诚的”中国人怀着敬畏、谢意和一份持续的尽孝心来追忆他们的祖先。严复和梁启超在追忆中带着愤懑——以及一种羞耻感——因为严复和梁启超在寻找那些曾经把他们的国家引向达尔文灾难边缘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