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肖的适者
麻烦的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被告知最丢脸的事情是不像（“不肖”[80]）自己的祖宗。一代不如一代总是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情。从来都没有人对中国人说，他们只有超越自己的祖先才能真正生存。但那正是查尔斯·达尔文现在似乎讲到的事情——中国人之所以困难重重恰恰是因为他们酷似其祖先，因为他们过于孝顺虔敬。他们没有改进，因而他们变得不再适于生存。
诸如梁启超这样的人们现在开始相信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祖先既感到羞耻又感到愤慨，因此，他们指责自己的祖先辜负了他们，他们指责自己的祖先过早地转向和平稳定的理想（正如严复所言）而断送了中华文明最初的前途，他们指责自己的祖先“压抑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并且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那就是为什么高垕（“剑公”）会写出，而梁启超会发表下面这首悲痛的、革命性的达尔文主义诗歌，而且加上了恰切的标题《不肖》：
我说为父者，断勿肖其祖！
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
天择剧酷虐，人择相为辅。
愈演而愈上，今必胜于古。
果能日进化，适合文明度。
一切有机物，天择莫敢侮。
优胜则劣败，公理不可破。
避劣以占优，变种庶稍补。
五族不通婚，先哲言听取。
儒家诛乱伦，无他弱种故。
我今立斯帜，谁识此心苦？
教人以不肖，攻者必旁午。[81]
尽管使用了“剑公”这个笔名，高垕还是担心受到合乎情理的责难。因为他本人是在抨击最古老最神圣的中国道德法则——孝道。自其出现之日起，孝道似乎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它是《诗经》的首条或者至少是第二条戒律，它甚至在孔子诞生之前就已经被认定为“儒家”美德的支柱。在这种对于中国而言至今是无以复加的反对祖宗的达尔文主义指控里，高垕正把孝道谴责为“反进化”。[82]
这看来是一个毁灭性的观点，虽然高垕紧接着承认这种观点不会马上得到认同。无论如何，它确实不久就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得到了回应，但数十年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观点似乎有必要一再重复。鲁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19年（“五四年”），也就是在高垕的诗——鲁迅年轻时肯定读过这首诗——发表了整整15年之后仍然提出相同的观点。在一篇像那首诗一样关注中国父子问题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鲁迅写道：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83]
大约过了十年之后，在黄埔军校发表的一次讲演中（1927年4月8日）[84]，鲁迅在谈论“革命时代的文学”时仍然作出相同的结论（此时，距梁启超首倡“文学革命”已经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https://www.daowen.com)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85]
鲁迅本来应该知道得更多。在他写出这段话整整20年之前，他曾经写过一篇长文《人之历史》，这篇文章是直到那时为止用中文写的关于人类进化以及进化论发展状况的最高水平的概述之一（远远超过严复或梁启超所写的任何文章）。鲁迅是他那一代人里面少数几个本来应该知道得更多的人，或者本来可以知道得更多的人，他不应该只是满足于指出猴子终究是猴子是因为它们“不肯变化”，而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变形虫要求分裂的可喜“决定”。
或许他真的知道得更多。他在上述段落里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把他那个时代的守旧派比做猴子，而不是去解释进化的错综复杂之处。然而，奇怪的是，鲁迅应该是有意造成人们对进化的误解，因为他自己对于进化的信仰是相当严肃认真的。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只信进化论”的人[86]，他似乎还把进化视为惟一够格的人类“救星”，他那时认为人类出奇糟糕。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87]他还说：“希望在于将来”。[88]所以，虽然他可以拿进化来开玩笑，但他本来不希望他的听众误解进化，他本来也没有料想他们（尤其是在黄埔军校）会对进化持有完全合乎科学的认识，从而能够在他的类比之中得到乐趣而不被其误导。
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在其洒脱的幽默之下还是存在着一种误解（除了将进化等同于进步的这种几乎普遍的误解以外），甚至连鲁迅也没有发现，“精神”——这种他多么期盼能够在中国的爱国志士心中唤起的革命精神——绝对还没有被证实为进化的原动力。鲁迅至少有意无意地长久保留了这种误解（它在严复和梁启超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即进化曾经是有意为之的，人类的存在是一场胜利，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愿意变成人。那曾经是爱默生（Emerson）的旧错觉：“……努力想变成人，这虫豸/经历形态的各式转变。”[89]当然，这种对于鲁迅、严复和梁启超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必然推论是：将来，谁想变得适应谁就可以变得适应。
或许，这并非完全的误解。作为进化之原动力的意志不能被一概抹杀，“生存意志”是整个进化过程背后神秘的“假定事实”（givens）之一，至少是生存斗争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虽然如此，进化并非“生存意志”的结果；它是那些希望生存的“生物”内部所产生的“有利的”突变的结果，正如达尔文尽其所能告诉我们的，这种突变不是通过意志产生的，而是偶然出现的。
在现代，至少正牙医生会说，人类正逐渐失掉智齿。[90]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肯定不是因为一代代有远见的牙科医生将这些智齿拔出来的后果（去后天性状的可遗传性），而且更不是因为一代代英明的父母没有把他们的智齿遗传给孩子。所以，如果不考虑意图，这种说法可能更准确，即人类是无数繁殖失误（reproductive malfunction）的产物，而非不断高涨的愿望的产物。进化出来的子孙后代可能的确是“不肖”，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
因此，鲁迅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推论之上，因为他不断地争辩说，由于人类是不肖行为的产物，那么进步的人应该是不肖的；由于人类生命是进化“革命”的产物，那么，对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革命必然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且总会是有益的。他像梁启超那样试图使“革命”听起来“合乎自然”：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91]
这种简单却错误的推论，这种社会革命与生物进化的相互混淆，这种革命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合法化，反映了近两千年来中国思想中最剧烈的心智转变之一。这种转变在客观事实上，如果不是全面地，至少也深深地，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革命化了。当然，没有哪种智性思想是所有中国革命的惟一动因。通过“自然化”而实现的革命“合法化”在很大程度是一种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像梁启超、鲁迅、孙中山这些迥然有异的人们都在达尔文的学说之中发现了一种把革命和进化等同起来的非达尔文观点，这个确切的事实表明：在他们的思想发生革命之前，“他们的内心就已经出现了叛乱”。但是，即使意志先于合理化，它仍然是合理化（rationalized）的意志，惟独这种合理化的意志能够推动知识分子去发动民众。当然，民众被发动起来了，他们没有自发参加任何一场中国的近代革命，他们是被那些决心造反的知识分子引向革命的。
所有中国革命者最终都声称，革命不但是“合乎自然的”而且是“正当的”；他们声称，因为革命是合乎自然的，所以革命是正当的；他们还声称，革命是（奇特的观念）一种“天职”（natural duty）。但共产主义革命使其他革命（共和革命和国民革命）相形见绌，从而使毛泽东和卡尔·马克思因为做出了使革命合法化的创世性举动而享负盛名。毛泽东，这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人物声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92]
实际上，在他听说过马克思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证明了造反是有理的。他已经证明自己反叛父辈、反叛盲目顺从的孝道是有理的，他还证明自己试图参与1911年那场伟大革命是有理的。无疑，许许多多的信念和情感促成这些最初的有理化，而且还有更多的信念和情感促成他对共产主义革命最终做出的有理化认同；但是，在他发现马克思之前，毛泽东亲口承认，他的头脑中充斥着梁启超的达尔文主义思想。他曾经整段整段地背诵过《新民丛报》的文章，他曾经“崇拜康梁”[93]，他曾经在自己最初的“糊里糊涂”的政治言论中建议：康梁应该分别被任命为孙中山的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94]，他曾经把梁启超视做他的文学楷模。[95]
那么，梁启超倡导革命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可以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找到，甚至在他相对较晚的“不断革命”论中找到[96]，那就并非巧合了。“不断革命”被认为是适宜的、正当的和必要的，归根结底，那是因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97]鲁迅在很早以前就说过同样的话：“革命无止境”[98]，那是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但人们经常引用的关于这种思想的经典语句，是出自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论文《释革》以及同年所写的另一篇文章，此文的标题非常含混——《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99]：“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所以，“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不可逃避”，对于那些希望在生存竞争中胜出的人而言，那就是：“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100]
因此，中国最初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革命理据，是“纯粹的”达尔文理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条理据是建立在对达尔文的一句最为重要的句子的误译之上。只是谁应当对此负责仍然无从知晓。或许是严复，或许是日本人，或许是梁启超自己，因为他对一位日本人的译著进行了误译。无论如何，在他论颉德（Benjamin Kidd）的文章中，梁启超说了这番话来支撑自己的上述所有推论：“达氏之言曰：‘无论何等生物，必当常变其状态，使有益于己，然后可以生存’。”[101]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导言里实际上是这样说，“任何生物，只要它在复杂且时而多变的生活环境里，以各种方式发生无论多么微小却有利于自身的变异，那么它就会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因而也就被自然挑选出来了[达尔文加的着重号]。”[102]
梁启超那句话的严重错误在于把“只要它发生变异”理解成“必当变其状态”。《物种起源》所说的进化没有使用祈使语气。达尔文所描述的物种始终没有转变它们自己的状态，“无论多么微小”。任何物种都没有自己转变自己。任何物种（甚至人类）都没有改变自身以适应其所在的环境。诚如达尔文所言，人类可能展现了“改变自身习性的强大力量”以便适应其栖息地[103]，但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人类拥有使其所在环境适应于他自身的强大能力。他能够挖掘地洞或者建造冰屋（igloos）。他能够漂洋过海或者灌溉旱地。他能够穿着动物的皮毛——但他不能在身上长出皮大衣。
必须承认，优生学，这种建议采用的新科学——严复已经在《天演论》里简单介绍过——似乎可以支持这样一种可能性。经过多毛物种的反复交配，人类（至少就部分人而言）可能重新获得其祖先覆盖身体的毛皮。然而，即便这种可能性也不能使革命成为“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因为优生从来都不是进化的原动力。甚至人类也没有自行把自己挑选出来，可以肯定，其他生物也始终没有“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
虽然如此，梁启超的观点还是变成了一种支持革命的进化论观点。在鲁迅和毛泽东看来，甚至在中国第二代达尔文主义者的领袖、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以及最激烈地抵制毛泽东革命的反共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胡适（胡“适者”）看来，这种观点似乎具有无懈可击的科学性。就连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对于各种革命我都不谴责，因为我相信，它们是进化过程中的各个必要的阶段。”[104]确实，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讲到，革命——“强迫的进化”——胜过四平八稳的进化，因为革命是“自觉的”，而进化则是“不自觉的”。[105]
正如华莱士那样，胡适和其他人都没有认识到，这种奇特的差异造成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差异，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异至少掀翻了革命的那个“完全合乎自然的”基础。一个“自然进程”（革命）胜过另一“自然进程”（进化）——革命是进化的组成部分，而且革命源于进化——这就是非常奇特的事情。或许，这并不比橡树“胜过”橡实的看法更加奇特，但是，如果革命是“自觉的”或“强迫的”，那么革命与进化之间的差异就变成了某种几乎没有可比性的东西了。如果人类正在“推动自己的进化”、“自觉地进化”或者“塑造自己的命运”（都是些荒唐的观念），那么，某种与任何曾经发生在那场创造了人类以及是物种起源的进化之中的事情都迥然有异的事情正在发生。如果革命是被有意识地推动的，那么革命似乎变成了抉择的问题，而抉择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对进化产生过影响。抉择从来没有区分好坏善恶。抉择从来没有使鲁迅的猴子仍然是猴子。如果进化是纯粹自然的，那么革命就是别的东西，而人类没有权利声称：革命是合理的，因为革命是合乎自然的。
不过鲁迅那些保守的猴子，或者更确切地说，他那些恶心的变形虫，已经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了。那种反对孝道的进化论观点——高垕率先将那种观点写进诗歌，或者至少是写成韵文——确实有助于引发政治革命。由于牢记住孔子的这番议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106]所以慈禧太后在读到高垕的诗时完全有理由满心不悦，要是她读过的话。但是高垕对“断勿肖其父”的呼吁，更有助于引发梁启超的文化革命。它呼吁人们努力实现社会革命、知识革命、哲学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和心智革命。它挑战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家学说。它扬言要将中国人从他们的父辈及其父辈的信仰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