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保护
反讽的是，甚至早在康有为的“保教”运动中，孔子作为千古圣人的地位已经开始遭到削弱。由于康有为既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力感到恐惧，同时被其“传教精神”深深打动，所以他希望以西方的观念和形式来把儒教改造成“真正的宗教”（bona fide religion），从而保存儒教。而康有为打算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他的弟子，梁启超，至少承认这是达尔文主义的原因——即，使中国适于生存斗争。据梁启超所言，因为康有为断定，最适于生存的民族就是最笃信宗教的民族，换言之，“教强则国强”[121]。
但是，承认孔教必先自保然后才能保中国的事实就证明孔子已经自身难保。一些憎恶西方传教士的人们似乎担心（无知的）民众可能会受到欺骗而抛弃儒教去改信基督教。康有为可能也有这种担忧。但他看来还直接认识到，更大的危险在于下面这种可能性，即孔子可能会无缘无故地遭到抛弃，但这完全是因为孔子在其国民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中似乎一无是处。
康有为坚信孔子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感到必须发起一场“孔教复原”。这场“孔教复原”被梁启超（他乐观地把他老师封为“孔教之马丁路得”[122]）描述成“宗教革命”。[123]然而，这场满怀希望地设想去提高孔子威望的“宗教革命”，最终却促成孔子的祛神圣化。
有两件事情搞砸了。其一，为了解救“真孔子”（其教义仍能拯救中国），康有为必须首先破除“伪孔子”，这位“伪孔子”因缘巧合地成为中国人顶礼膜拜了几乎两千年的孔夫子。康有为声称，中国人被公元1世纪的弄虚作假之徒刘歆的伪经误导了。但这是一个冒险的断言，因为，如果康有为成功破除了以前的伪孔子（承认他曾经为害中国）而没有牢牢地树立起一个新孔子，那么孔子肯定会遇到麻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麻烦已经出现了。但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即使康有为看来成功地树立起一个新孔子，这个新孔子结果也是弄巧成拙的。因为这位新孔子看上去非常像西方人，以致他可能被看成西方人了。
在这一点上，正是梁启超帮了倒忙，因为他用时髦的西方术语将康有为的新儒教表述出来。“南海先生所发明者，”梁启超写道，“则孔子之教旨：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124]确实，梁启超甚至声称，康有为的“儒教”三世学说以及孔子的重新被发现的教义——“今胜于古、后胜于今”，实际上是“西人打捞乌盈（达尔文）、士啤生氏（斯宾塞）等所倡进化之说也”[125]。
梁启超也许认为这样一场革命能够真正提高圣人的神圣性。至少对于他的一些读者而言，这场革命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人们得出结论说，孔子的教义因而是“进化学说之鼻祖”。更显赫的是，梁启超自负地补充道：“达尔文悟此理[进化]于万物已成之后，孔子乃探此理于万物未成之前，不亦奇乎？”[126]这种说法确实令人惊奇，但是，归根到底，没有哪句赞语比这更有害了。因为要把孔子作为原始达尔文主义者“保存起来”，那就是把他保存在福尔马林液里面。如果孔子是先驱，如果“今胜于古”，如果达尔文和斯宾塞属于今人，如果他们更加详尽地谈论进化学说（他们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不恭恭敬敬地将孔子搁置起来然后去追随达尔文呢？
所以，正是达尔文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首先将孔子搁置起来，正是达尔文主义首先废除其“万世师表”的封号。康有为本人的原始达尔文主义进步学说当然也帮了大忙。因为康有为将孔子复原成一位信仰进步的人类师表，而这种进步会把这位人类师表甩在后头。不过，正是达尔文主义拿出“科学证据”来证明孔子的那种信仰是正确的。当然，新孔子确实抱有“大同”幻想，这种幻想本来可以给孔子的封号带来新生命。康有为曾经赋予孔子一种新的权利去争取未来蓝图之规划者的荣誉，但“大同”蓝图相当粗略（康有为还没有发表他自己那幅精密周详的蓝图），而且很显然只是指向未来，偏偏又是指向那渺远的未来，从而使得孔子对现状还是没有任何助益——或许孔子是未来某个时候的师表，但不是现在的师表。达尔文在这方面再次危害到新孔子。因为他用“科学”来巩固了这个中国人自己也会轻易得出的露骨结论：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时代里，中国人可能获得的“大同”只是伴随着白种人的世界征服而出现的恐怖统一（dread unity）。
但是，在抨击（或者看似抨击）“宗教”时，达尔文还给予新孔子另外一击。因为康有为断言“保存”孔子的惟一方法就是将他树立成一位“宗教创始人”，一位“教主”。康有为难以忍受西方传教士嘲笑中国没有宗教，他声称中国有宗教，儒教就是一种宗教，孔子可以与释迦牟尼、耶稣和穆罕默德相媲美，甚而高居他们之上。因此，康有为声称，世人不能“等中国于爪哇、印度、非洲之蛮族”，而是应该把中国视为与任何欧洲种族一样笃信宗教和适宜生存的种族。[127]至少，中国人能够同样适应生存，只要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拥有一种宗教，并且团结在这种宗教的周围。
康有为从来没有抛弃这种信仰。确实，他终生都在徒劳地设法传播这种信仰，但他没有多少皈依者。相反，他失去自己最优秀的弟子，梁启超。梁启超早在1897年就背地里向严复承认自己认可严复对“保教”的怀疑。[128]最终在1902年，梁启超在那个问题上公然与康有为决裂。他在一篇题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文章中声称自己转变了思想。（“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129]他不再相信孔子是一位教主，他也不再相信宗教对中国有所裨益：“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不是宗教家，这是好事情。因为“达尔文等进化论兴，而教会又多一敌国”[130]。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还证明“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131]。确实，梁启超肯定带着无限的心理满足说道，达尔文的学说证明“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132]。
可恶的传教士嘲笑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落后民族。现在很清楚，他们才是愚昧地依恋着古老迷信的落后民族。梁启超声称：“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133]他回避所有关于诸神的话题。他仅仅谈论人类。他谈论“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以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134]这些问题总是“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这些儒家的重大问题能够使孔子保持活力。儒家学说不会消失；西方人的宗教则不然。“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与将来之文明，决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则然也。”[135]
如此看来，达尔文已经解答了传教士的问题。进化会清理这些传教士。中国无需惧怕“基督教的征服”。“落后的”中国人实际上遥遥领先，而且在过去也总是如此。那些感到必须“保教”的人们可以“高枕而卧矣”。[136]达尔文已经解答了传教士的问题——但他同样使康有为的儒教教会的希望破灭了。(https://www.daowen.com)
现在看来，似乎是梁启超在把儒教从天数已尽的世界宗教行列之中解救出来的时候，谋杀了他老师的新孔子，从而恢复了旧孔子的生命。确实，他可以这样做的，只要他不再发表针对宗教的言论。但梁启超没有这样做，他将孔子埋葬在名褒实贬的土堆之下。
首先，梁启超声言儒家学说永远不会消失，这种想法使他得出儒教因而不必保的结论。儒教可以（放心地）留待进化的检验。因为“教也者，”梁启超说道，“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以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战胜外道。”[137]儒教能够——也应该——留待进化的检验。那是严复在1896年的个人看法。但梁启超现在用以散布这种看法的方式带有某种不祥之兆。“无须惧怕，”他似乎在说，“真理将会战胜。”但他在最后补充道：“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138]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次，梁启超以这样的方式重新阐释了孔子的重要性，这种方式进一步削弱了孔子对未来的支配力，从而使孔子在当前独力进行的生存斗争之中变得更加衰弱。“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梁启超写道，“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思想自由对于梁启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前面的第十一行写过，“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139]。但是，如果孔子拥护思想自由，如果中国只要具备思想自由就可以“取得进步”，那么，难道孔子就不希望中国从他自己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吗？梁启超极其清楚地表明，下面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140]这种情况过去常常发生，但从来没有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梭格拉底未尝坐轮船！[141]
“保教者”很有可能会针锋相对地说：没有谁比梁启超本人用更多的新学新理以缘附儒教了。但是，即使梁启超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也不会承认。他说过“孔教之精神，非专制的而自由的也”[142]，所以他宣称“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然而，梁启超再次补充说：“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143]梁启超正在有意或无意地为他自己的自由而赞美孔子，其目的是把他自己从孔子中解放出来。
然而，这种压倒性的观点允诺或者扬言要使中国人脱离孔子而获得自由，它其实是梁启超的观点，即道德本身也要服从于进化法则。如果梁启超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旧孔子肯定站不住脚（要不然这只脚就被叶德辉或慈禧太后毫无希望地绑在君主政体上）。[144]因为，孔子在近两千年来是作为道德家，而不是作为进步的先知、自由的鼓吹者或者新世界的缔造者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孔子正是以道德家的身份成为“万世师表”的。
但梁启超说没有什么万世师表。在他著文抨击康有为的“保教”号召之后的仅仅两个星期，梁启超发表了《论公德》，在这篇文章里，他最终让达尔文废除了孔子的封号。“德也者，”梁启超写道，“非一成而不变者也。非数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道德之为物，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亦半。有发达，有进步，一循天演之大例。”他继续写道，为了有益于“群”，“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前哲不生于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复起，其不能不有所损益也。”[145]
梁启超说：“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146]“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后必无复有孔子者存也。闻者骇吾言乎？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147]甚至孔子也不能例外。
这样看来，孔子已经变得安分守己了。梁启超仍然赞扬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但仅仅是他那个时代。就任何永恒智慧而言，梁启超只能赞扬孔子对进步的所谓信仰及其对自由的拥护。因此，孔子看来只好向梁启超那时的中国人说：“别了。你们要争取自由。你们要迈步前进。”梁启超成功地以孔子对待鬼神的方式来对待孔子——“敬而远之”。[148]
但反孔革命没有就此结束。“勿为古人之奴隶”可能已经是一种革命的呼唤，但它还不是对古人的控诉，也不是对他们的谴责。然而，控诉与谴责随即降临。早在“新青年”或共产党人开始对孔子发动攻击之前，孔子就将会被拖下他那个可悲的“敬而远之”的新位置，而且遭到猛烈抨击。
